书城传记历代才子才女的生活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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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韦昭:酒量小学问大

韦昭,三国时东吴史学家,历经东吴四朝,人称其为“东吴第一史家”,《三国志》成书的材料,有一部分就是取自韦昭编纂的《吴书》。

《三国志》也记载了韦昭的生平,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三国志》里“韦昭”变成了“韦曜”, 后人分析作者陈寿是为了避司马昭的讳改了韦昭的名。但《三国志》中又有张昭、胡昭等,都不避讳,这是为何?

现代学者推测韦昭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韦曜,《三国志》用的正是这个别名。到底是“韦昭”还是“韦曜”,并不重要,想说的是韦昭的为人。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围棋爱好者写的,说韦昭曾经迎合上级写马屁文章,是个大马屁精。这可是大大错怪韦昭了。

当时,孙权的第三个儿子孙和担任太学一职,这个官职类似于今天的教育行政长官,他很反对下围棋,认为“交游博弈以妨事业”,下棋纯粹是浪费时间,对办正经事一点好处也没有。他让手下人讨论这件事,时任太子中庶子的韦昭,写了一篇《博弈论》,引经据典地说了下棋的不少坏话,如下棋非君子正道,下棋使人诡诈等等。

公正地说,韦昭对围棋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这只能说明他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甚深,而不能说明他是刻意迎合孙和。恰恰相反,韦昭是那种坦荡正直之人,对于趋炎附势、迎合上级那一套,他是弄不来的。

孙和的儿子孙皓登上帝位之后,起初很器重学识渊博的韦昭,再加上韦昭曾随侍过自己的父亲,所以他封韦昭为“高陵亭侯,中书仆射”,让他主修国史。

孙皓有个怪毛病,他觉得自己当了皇帝,大臣们并不是真心臣服,他想了个法子来考验部下,方法也很“特别”,那就是“酒精考验”,用喝酒来试探人心。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里记载,孙皓常常宴请群臣,强迫他们喝得烂醉,喝不了的,就强行灌下去。在酒宴上,他还专门指派了十位黄门侍郎做监查官,搜集醉臣们的“酒后真言”或者说是“胡言乱语”,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上报定罪,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孙皓强逼大臣喝酒的无赖行径,也许是从祖父孙权那里“遗传”下来的。当年孙权在武昌的钓台喝得大醉,使人将水洒在群臣身上说:“今天你们都要痛快地喝,直到喝醉了掉到池子里为止!”群臣都不敢违抗,只有张昭一声不响地走开,孙权连忙派人将他叫回来,问他原因,张昭把孙权同酒池肉林的商纣王相比,孙权惭愧不已。

孙皓显然没有祖父孙权那样的道德和心胸,他强迫大臣喝酒,一喝就是七升。

魏晋时一升相当于现在的0.2公升,七升酒相当于三斤水的重量,众所周知,当时的酒并没有多少酒精含量,七升酒最多相当于今天的三瓶啤酒。而韦昭是典型的“学问大酒量小”,他的酒量不过二升,也就是接近一瓶啤酒的量。

七升酒绝对喝不了,怎么办?

这时候的孙皓还是特别关照他的。像对待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一样,孙皓破例允许韦昭喝得少一点,有时还会让他“以茶代酒”,开了中国宴席史上“以茶代酒”的先河。

但孙皓后来不喜欢韦昭了,这与韦昭的耿直性格有关。

孙皓执政的时候,各地有很多人报告祥瑞征兆的事情,这明摆是为了讨孙晧的欢心,牵强附会弄出来的东西,孙皓拿这件事问韦曜,并想举办庆祝活动,韦曜直言:“此人家筐箧中物耳!”意思是,这只是人们的筐里放着的东西罢了。成语“筐箧中物”就是由此而来。如果换了别人,大概会说这是天降吉兆预示洪福齐天、国泰民安之类,韦昭偏不这样说,自然让孙皓十分扫兴。

第二件事,最影响孙皓心情,这是关键所在。

孙皓要韦昭写史书时,为其父孙和作“纪”,其用意很明显,就是想让自己的父亲以皇帝的身份留名青史,但韦昭坚持认为孙和没有登过帝位,只封过一个“南阳王”,不能算是皇帝,只能按“传”的规格写。

从此,孙皓就经常找韦昭的毛病,动不动就对韦昭发火。这韦昭也不傻,他知道得罪了领导,以后的“小鞋”够穿一辈子了,于是以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为由,请求辞去史官,但孙皓不许,后来韦昭生病了,孙皓又派人监视他的医疗和用药情况,大概是怕他死掉,同时进一步逼他为其父孙和写“纪”。

韦昭没有满足孙皓的“无理”要求,孙皓的怀恨之心就更甚了。他开始找各种借口报复韦昭,在酒宴上,以前给韦昭的特殊照顾取消了,“以茶代酒”的礼遇也没了,韦昭只好硬着脖子大灌苦酒,无奈酒量太小,喝得太少,令孙皓大为不快。

再加上在酒宴上,孙皓还喜欢玩一种类似今天“脑筋急转弯”的益智游戏,这种游戏以孙皓的侍臣考问官员为主,如果官员答不上来,或者揭露了某人的隐私、短处,孙皓就觉得非常开心。然而,如果官员在回答的时候说了不该说的话,就会被当场收押治罪。孙皓有时也让韦昭向官员提问。韦昭不愿为难那些可怜的官员,就故意选一些方便回答的问题,官员们自然轻松多了,但孙皓却不高兴了。喝酒太少,问题出得太简单,两件事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不承用诏命,意不忠尽”的罪名。韦昭被投入死牢。

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可怜的韦昭还不觉醒,书生气十足的他在狱中还没忘记他的学问,以为所谓的学问可以为自己减罪,他托人上书给孙皓,列举穷毕生精力写的几部书,希望呈孙皓一阅,以免死罪,好让他以毕生精力完成《吴书》。可是当权者哪里会吃“知识分子”这一套,暴君孙皓装模作样地翻了几页书后,就把书丢在一边,说:“书有污垢,脏了我的手!”

当时和韦昭一起著《吴书》的华核屡次上书孙皓,让孙皓像汉武帝对待司马迁一样对待韦昭,放韦昭一条活路,但孙皓不听劝谏,最后还是将韦昭杀了。那一年,韦昭七十岁。

韦昭之死,让人感叹,有时候坚持原则就是坚持正义,然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太大了些。庸人如我者以小我之心忖度,不想八面玲珑活于当世,委曲求全又如何?然而,转念一想,果真如此,那绝不是韦昭,历史也记不住韦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