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实在让人不能小看。其实，北京的任何一个旮旯角角，你都不能小看。也许，那只是西单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胡同，也许那只是海淀区一条不起眼的狭窄街巷，但这胡同这街巷可能就曾经有王公大臣走过，有副部级高官走过，有影响过中国文化的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大师走过——而在我的故乡，那个赤水河边的山城，运气不好的年头，连一个副省级官员的影子也看不到。
天安门有一个地方，我本来应该去参拜的，但一直没去成。那就是“毛主席纪念堂”。我去北京大都是行色匆匆，有的时候是因为没时间去看，有两次特意去看时，却没开放。就只能在外面看 “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就只有看着字发呆。发呆时就在想，里面躺着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和我曾经见过的许多离开人间的中国老人应该没有多大不同，都是黄皮肤、黑眼睛、说汉语。区别只在于其他老人逝世后或者火化，或者装进棺材埋入黄土，而纪念堂里面的老人是用现代科技将遗体保护，供人瞻仰。我只是奇怪，这样一个中国老人，怎么就能打败******的800万军队？又怎么能够让与他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我，上小学时要当红小兵保卫他；高中毕业下乡时，要热血沸腾地写决心书，向他信誓旦旦保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仰视北京
北京是在鸟瞰中国大地。外省看北京必须仰视。
因为北京是首都。首都就是首，是头，是大脑。那些在中国大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所有社会组织，头几乎都在北京。
有一句话叫“北京看全国都是外省”。中国的事，只要沾了“北京”二字，似乎就有了格外的神通。比如，任何会议只要是在北京召开，就有了全国的味道；而本来是全国性的会议，如果放在其他城市开，其“全国”的含金量就要打折。所以，就有人参透了这其中的玄机，在北京租一个破房子，打了北京的招牌，到全国唬人。而且，还唬人的是，他们为外省人举办的什么新闻发布会之类的会议，如果要请领导出席，随便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的，如果请的是知名人士，那就基本上都与国家领导人有师生或者亲属关系。
但你外省不服不行。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会议——北京为申奥专门举办了《萨马兰奇与奥林匹克》一书中文版首发式。首发式是在五星级宾馆中国大饭店举行。17时整，萨马兰奇迈着他稳健、热情的步伐，以极为绅士的风度走进了会议厅。在他身后是国际奥委会第二副主席高斯珀，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以及中国政界高官……我曾写下那时的感受：“萨马兰奇在我前侧面走来，并对我投来一个长者仁慈的微笑。我左手拿着相机，右手激动地扬起，向距我只有不到三米的他致意，而他竟然也友好地扬起了手——世界是太大了，巴塞罗那与生我养我的赤水河相隔何止千山万水呀，但我亲眼见到了执掌世界奥林匹克的那位慈祥的老人，他微笑着扬手致意，从我身边走过！”现在想来，我只是吃惊萨马兰奇很矮小，也就1.6米左右吧，但他脸上那种坦然自若、举重若轻的神态，那种大气沛然、叱咤风云的举止，硬是让你不得不服气，这样一个首发式，是京城气度、国家气派、国际档次！
英国作家大卫·米勒写道：“世界上有五种通用的语言：金钱、政治、艺术、性爱和体育。”我们来看排在第一位的“金钱”。 在北京西二环阜成门至复兴门一带，是中国金融一条街，集中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中国最高金融决策和监管机构，自然还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几乎所有关于中国金钱的重大决策都在这条街上酝酿、讨论和最终形成。每天的资金流量超过100亿元人民币——100亿是什么概念，你自己动脑筋算，要多少车来装；你自己想象一下，压在你身上，你会不会被压死。
突然就产生了一个奇想，在人还没有在地球“上市”的时候，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比如海滩、草甸、湖泊、沙漠、雪峰、山峦，都是“排排坐，吃果果”的兄弟姐妹，没有高低胖瘦、尊卑贵贱、文明荒蛮、重要次要、中心边缘之分，都只是整个地球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仅仅是组成部分。人来了后，才整出了中心边缘、发达落后、尊卑贵贱这些说法。于是就有了居住过24个皇帝的京城北京，就有了我们那“山高皇帝远”的外省山城。
“看”北京消逝的面孔
最近一次到北京，朋友专门开了车带我在北京城里转悠——与在洛阳、开封、咸阳、杭州这些古都的经历一样，说是在“城”里转悠，其实就是在街道上行车，根本看不到古城楼，也看不到古城墙。所以，我的朋友就只有指着窗外介绍，“这里原来是一片胡同”“这里原来是顺承郡王府”“这里原来是城墙”，居然还——指点出朝阳门、阜成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西直门、东直门、安定门、永定门的位置。我“兴致勃勃”地随着他的介绍看那些“这里原来——”，看到的都是皇帝的“新衣”。
“这里原来——”曾经活色生香地标志出中国最后一个古都历史的面孔，张扬出北京繁华如梦的记忆。北京是比较幸运的，她不像西安、洛阳、开封那些古都，一次次地在战火中挣扎呻吟，最后在人间蒸发。历史上除了李自成烧过一把火，英法联军烧过一把火——这两把火虽然烧毁了圆明园这样一些美丽的皇家园林和建筑，但都没有动摇到北京的根本。所以，在50年前，北京城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保存完整的中世纪都城。这个都城的实体可以如此去推断，1629年11月，清皇太极率十万大军围攻北京，从四面八方攻城。冷兵器时代，北京最主要的抗击手段就是坚固的城墙。一个月后，皇太极丢下上万具尸体无功而返。你由此就可以想象北京古城是什么气象和格局，比如传令兵如果要从北面的德胜门跑到南面的广渠门传达军令，至少要跑一个钟头。
1924年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龙仁在他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对北京西直门的建筑艺术和内涵是这样评价的：“无论从哪个方向观看，西直门都显得气象非凡。沿通往城门的宽阔街道接近城门时，远远就可看到耸立于一片样式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巍峨的门楼。从城外接近此门时，但见方形瓮城和城楼，在四周****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颇具城堡气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门楼与略低于它的箭楼，配合得十分协调，两楼线条笔直，轮廓鲜明，造型雄劲有力，侧映在城下池塘中(指护城河)，更增强了气势磅礴的效果。东北部被一段专门的墙隔开，里面是一处环境幽静的寺院，内有几间屋，几株美丽的树和一座精心培植的花园……”
然而，随着西直门、东直门、宣武门、安定门、永定门等47座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被野蛮愚蠢地拆除，明清城墙整体摧毁，奥斯伍尔德·喜龙仁所描述的一切，就成了天方夜谭。
悲剧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中国要建新北京，方案是“推陈出新”，拆除古都。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痛哭流涕坚决反对。但决定古都命运的声音来自最高层——于是，北京的古城墙就连同天津、上海、南京、济南长沙、开封的古城一起灰飞烟灭。梁思成再怎么痛哭也是白哭。
三朝古都于是轰然倒塌。
对于任何一座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情感的依托、心灵的记忆、精神的支撑、创新的源泉、生命存续的筋络与血脉。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前人心血与智慧的尊重，对文明成果的尊重。土耳其著名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北京，你还有多少面孔让你的子孙后代难忘？
外省人也可以平视一下北京
一个外省人到了北京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不过，在有些时候和有些事情上，外省人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我们外省的城市虽然也堵车，但与北京比，就是“班门弄斧”了——北京堵车天下第一，首都成了“首堵”，从天上看下来，它因为经常堵车，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停车场。我一个同学的公司在三环以外，接我电话要他6点进城吃饭，脑袋“轰”一声就大了——那个时段简直无法开车。平时，他下班后要等到至少9点才进城回家。而那个时候，我们小酒早喝了，或者正躺在客厅沙发上舒服地看电视，或者已经和几个“麻友”热火朝天地打上了麻将。
要说到吃北京就更不敢恭维。早上街边的面条就是勾点酱油，放一撮香菜碎叶，或者就是豆浆油条而已。在我们老家，随便一个面馆就有10多种让你选。去吃川菜，要排队等喊号，味道不正宗不说，价格比四川要翻几个滚。据说20世纪80年代，作家沙汀从四川到北京接替何其芳当文学研究所所长，半年后就吵着要回四川，所长的位子谁想坐就来坐。因为他实在水土不服，整天的大白菜吃得要吐，只想着成都冬天的炖猪蹄子，再烫上青葱水嫩的豌豆尖，蘸鲜辣的红油海椒。
老家邻近的叙永县，有一个人在北京发展得着实了得。比如他要回四川，从出家门开始，就是四川这边在替他安排，到了县上，少不了还有大小头面人物陪同。但儿子上高中择校时，却找了一个正部级高官的秘书才摆平。而在我们老家，只需要一个正科级说句话，就能够搞定。一次他回故乡乡场上，遇到一个做猪鬃生意的发小——就是倒卖猪毛的。他那发小因为忙着要进城，就告诉他，随便在乡场上哪家饭馆吃饭，吃完后报上他的名字就走人。临上车时，却给了他一句猛的：老兄，我要到了北京，吃完饭后，报你的名字能走人不？
北京的房价高得吓人。我们一个老乡是商界的成功人士，在东直门那边买了一个四合院，大概有300多平方米，装修成私家会所用了上亿元。而在四川，花上一两千万元，就能够做出一个很有档次的酒店。
北京的生态，也很让人纠结。这些年来北京湿地减少的面积，已相当于两个海淀区；缺水城市的国际标准是人均只拥有1000立方水，而北京人均只有300立方水，是缺缺缺水城市；哦，还有沙尘暴……
上面这些东东，与我儿时想象中金色的光芒、彩霞飞舞、神话般的宫殿，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看来，外省人其实也可以平视一下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