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灰章程:只能做不能说的官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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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京”字招牌升得快

京官的灰色路线

京官是相对于地方官而言的官僚群体,也就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干活的官员。在明清时期,他们以不同的官阶分隶中央政府的各个衙门。

当时有个说法:“以天下官人之额数而计之,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 也就是说,京官至少占去当时官员总额的一半以上。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中,其中一二品的大员毕竟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那些中下级官员和七品以下的小角色。

作为官员来说,个人的仕途命运,抛去个人因素之外,很多时候被规范在制度设定的大框框里。这个框框就是所谓的古代官僚制度,制度里的那些法律条文对官员有着很强的约束力。但是,在制度运行的层面之下,还存在着一些不被制度约束的行为方式,并且约定俗成地成为官场中的灰色地带。很多时候,这些灰色地带在有意无意之间会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京官们的升迁。

按照常理,吏部提拔官员最看重的应该是这个官员的能力。但对于京官来说,并非如此,资历才是他们混迹官场的不二法门。

从一个官员的资历,吏部就可以掌握他的为官经验以及取得功名的先后。我们都知道,资历是最不靠谱的东西。比如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些机关干部的资历很多时候是靠一杯茶、一张报纸泡出来的,与能力大小是不成正比的,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官还是碌碌无为,混日子而已。可是在清朝,“资历”是衡量京官最重要的一项硬性指标。尤其在一些地位显贵,政务又不怎么繁忙的清要衙门将此看得更为重要,比如说翰林院、都察院、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等等。

在光绪年间曾做过内阁中书的朱彭寿说:“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为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分,登堂拜见,执礼惟谨。至其他各署,则但以同辈相称矣。”

这种论资排辈的做法,在客观上营造了官员晋升的公平环境。当然这种公平只是相对的,论资排辈虽然不能保证良币淘汰劣币,但至少可以让京官们安于本分,心无旁骛地干工作。

乾隆年间有的京官根本不愿意空降到地方上任职,他们宁愿碌碌无为地老死在京官的任上。纪晓岚就曾经书挽联嘲讽道:“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

当然在这些重资历的衙门中,官员的升迁速度也要比其他衙门来得快。

京官里权重位显的官员毕竟只是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常年待在职微官轻的岗位上,即便如此,也无人敢小视他们。就拿“内阁中书”这个职位来说,官阶虽然只有区区的七品,却是一个很实惠的官职。因为经过一定的年限,“内阁中书”就可以拥有在官场进退自如的资格。既可以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这样正五品的地方实职,又可以被保送充任军机处章京,为接下来平步青云打下扎实的基础。有诗云:“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

像内阁中书这样职卑位尊的京官打着一个“京”字招牌,就可以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内阁大学士”这样的实权人物,礼拜为老师,再以师生关系得到推荐拔擢,获得更多的升迁机遇。

“六年俸满放同知”,就可以由七品直接晋升为五品,羡煞了多少地方官员。要知道当时全国的州县数以千计,那些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员,以知县为最多,但知县的品级很低,只是一个七品卑秩。知县的顶头上司知府是四品,上下级之间相差有三四级之多,这三四级中的官都是些府丞、通判、同知等副职,知县根本瞧不上眼。如果一个知县想要直升为像知府这样的正印官,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往往做了几十年的知县也难望“四品黄堂”。

在京城当官,因为大家都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博生存,不论官级大小,除了皇帝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就拿当时的中央六部来说,任尚书、侍郎堂官的,其下属司员郎中、员外郎、主事见到他们时,只是抱拳一揖为礼,而一、二品大员的堂官则必须以起立致意的方式来还礼,官衔再大也不能坐在那里充大爷。

曾国荃攻克金陵后封了伯爵,有一段时间内调为兵部尚书。因为他是从军队起家的,当时军队里的领军者很会摆谱,与做京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一位司员手持文书来汇报公事,施过一揖之礼后,曾国荃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那位司员也有文人的傲骨,将手中文书往曾国荃面前一扔,用言语教育了自己的上司一顿。官当得再大,也要懂得礼数。

作为行伍出身的曾国荃哪里受得了这个气,自知干不了这一行,不到一个月便要求外调到地方任职,仍去地方做他的巡抚总督。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僚队伍并不是凝固的,而是像流水一样始终处于流动状态。这种流动并不仅仅限于京官各衙门之间,也存在于京官与外官之间。乾隆年间,官员内升外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则:凡御史、郎中、员外郎以道府用,主事、评事、博士等小京官以直隶州知州、同知、通判等缺用,而赞礼郎、读祝官中监生出身者须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历俸三年)、办事明白才能达到保送资格。此外,部曹、即郎官可以外出督学,内阁学士、侍郎可以用为巡抚,尚书用为总督等等。

但是,对于京官与外官的选用标准,在制度与操作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刚开始,朝廷在京官的使用上,主要还是局限于京城各衙门内部之间互相调剂,理由是京官不熟悉地方民情,只能在京城各衙门里混饭吃。

到后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康熙帝的观点是:“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这句话表明了皇帝对于京官的态度,那就是京官应该做官员的表率,做地方官员的榜样。

随着执政者态度的转变,国家制度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地方的七品知县可以调迁为京官里的七品主事,将地方才品兼优的官员调任京城任职。

另外在官员的选用上,京官与外官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京职各衙门事务,是处于一种集体办公的环境中,京官虽然在能力上有着高下之分,但有一项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习之法度”,也就是他们必须是熟悉国家行政条例的办公型人才。而外官则不同。“道府州县等官,刑名钱谷责成一身,兼以沿河沿海苗疆烟瘴等缺”。地方官府衙门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要求他们熟知民情,具有解决刑名钱粮能力的综合型管理人才。

相比之下,那些能够独当一面、独立解决问题的地方官要比京官更为难得。所以,在对内外官员选用的具体操作上,无论是主管铨选的吏部,还是把握用人大权的皇帝,往往都没有拘泥于制度上的条条框框。

就官僚制度而言,那些身处不同衙门里的官员往往会面临不同的升迁际遇。凡是经过科举考试,捐纳或原官起复具有升迁资格的候补官员都要到吏部听候铨选。吏、礼二部的司员,除了进士可以授主事、参加国家特考的贡生可以授小京官外,其余都是由举人、贡生和监生花钱捐纳入官。另外吏部在掣签选官的时候,也不得将吏、礼二部纳入其中。

这里所谓的掣签选官是明朝万历年间,由吏部尚书孙丕扬所创立的选官制度。具体操作方法就是以竹签预写所选机构地区及姓名等,打乱后置入筒中,遇上朝廷选用官员,皆由选人自掣,有点撞大运的成分。清朝沿用此制,外省官员分散任用,由吏部掣签分发各省。

在官员选用上,户、兵、刑、工四部与吏、礼二部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其余四部虽然比不上吏、礼二部进步得快,但在京官这个群体中也属于佼佼者。不要说部与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就是同一个级别的官职也会分个三六九等和好坏优劣。

作为京官,最应该修炼的本领是熬资历。熬的是时间,熬的是资格,能够熬出头的就可能成为大京官或者地方大员,但是大多数人在这条路上耗尽一生,也难以有所作为。

比如说清朝京官中的侍郎就是在六部熬资历的典型代表,他们一般都是先从工部起步,然后调任兵部或者刑部,再转礼部、转户部,最后升迁至吏部。工部侍郎转任兵部侍郎,级别和待遇都没有变,从表面来看是“调任”,但在京官的圈子里却被视之为“升任”。因为工部管理的是工程建筑,虽然手里握有工程项目和工程款项,可与其他几个部门比起来,还是稍逊一筹。兵部掌管着天下的兵马,战时多事,和平时期又无事可做;刑部掌管着司法刑狱,因为刑部官员拥有合法伤害权,所以也就拥有了为自己造福的权力;礼部掌管的是意识形态,负责文教,本应是清水衙门,不过重要的是他们负责科举考试,所有想要进入官场的读书人都无法避免地要和礼部打交道;户部就更不用说了,户部又称为“富部”,他们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和开支,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能够卡住命脉的人往往处于权力的核心阶层,另外官家制度的运行也离不开户部真金白银的支持。

吏部考核天下官吏,把持着官员进退升降的大权,这是官僚集团最为在意、也最为敏感的权力。根据清朝六部官员的升迁路径,我们可以按照六部实际权力的大小将其排列出来:工部<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吏部。清朝吏部、户部尚书和侍郎进入军机处的可能性最大,礼部次之,而工部侍郎几乎没有进入的可能。由此可见,同级官僚不同权,更不同命。

在京官中还有一部分没有进士身份的京官,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曾经供职于这些衙门的工作经历,通过科举考试来取得进士功名,然后获得跻身于更高权力地位的资格。为了不当一辈子文吏,在仕途上可以走得更高远,他们在取得京官的职位后,接下来还会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以取得进士的光环。也恰恰是在这些人中,不仅中进士的比例高,而且成绩名列前茅的也不在少数。当然这与他们小京官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这些小京官都是从各省国子监的生员选拔出来的尖子生,礼部官员登记造册后奏请皇帝。这些各地的尖子生要会考于保和殿,称为朝考。通过朝考者就可以在京城衙门谋个实职。

选拔者中很多人都是当地的名士,早已进入国家的人才贮备(登朝籍)。他们参加进士考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些殿试读卷的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为同乡老辈。本来就是“老相识,老熟人”,知根知底,考试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从雍正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1733-1904)这一百七十余年间,五十七次会试中由中书和小京官考取前四名者共计六十八人(引自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二)。

而且,到了清末,翰林等文学侍从的优势地位也发生了转变。翰林等官不再居于官场上的显位,主要是由于六部司员都可以通过掏钱捐纳取得,录用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正规。就像现在的大学扩招,其结果就是让大学这块金字招牌变成破铜烂铁。

由此可见传统的官僚体制在运行到一定的阶段后,已经处于无法调解的矛盾状态之中,愈陷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