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通过结营官僚，进而影响朝廷政策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与持久性。其实这种利益勾连是相互的。皇帝与他的官僚集团也不是傻子，在这场博弈中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官家集团的眼中，商人们最大作用就是作为朝廷推行财政政策和军饷供应的工具。比如说“开中法”的推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的手段。
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商人赚得盆满钵满，朝廷也乐得坐收暴利。可以说晋商也正是在这时候兴起的。清朝入关后，朝廷更是把山西视作“聚宝盆”，看做国家“财赋有出”之地。
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得力于晋商的赞助。比如1720年的西北准噶尔叛乱，清政府调集重兵征剿，当时因路途遥远，运输粮草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晋商得知后积极地随军进剿，代运军粮。
除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之外，平定大小金川叛乱，以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清政府都得到了晋商在财力物力的支持。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晋商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由山西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因此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这句话绝不是民间戏言。
晋商介入权力结构的方法除了充当官方的“中央银行”这一角色之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利用金钱来绑定权力，让权力成为其财富帝国的扩张通道。
晚清时期，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是阎维藩，此人在经营上很有一套。阎维藩是祁县下古县村人，自幼家境贫寒，念了几年书便辍学进了平遥蔚长厚票号当学徒。他天生聪明灵活，口齿伶俐，善于应对，又写得一手好字，再加上勤劳肯干，深得掌柜赏识。经过几年的实践，便出落得精明能干，是个不可或缺的人才。于是总号派他去福州分庄当经理。他去福州以后，积极拓展业务，结交官府，为蔚长厚赚了不少钱。当时福州有一位年轻的武官恩寿与阎维藩交往密切，也给蔚长厚揽了不少买卖。阎维藩看出此人将来必成大器，恩寿也被阎维藩的经商才干所折服，二人交情日厚，如同兄弟。
此时清朝政府腐败，贿赂公行，官员们往往需要花销许多银子才能得到升迁机会。恩寿因手头拮据影响升迁，阎维藩便慷慨地为他垫支了10万两银子。本来，阎维藩虽精明能干，但却年轻资浅，来福州分庄任经理后，颇受年长的同事妒忌。这样一来，他们见有机可乘，便写信向总号告了阎维藩一状。
总号得知此事后，觉得这么大的事不与总号通气，不仅有越权之过，更有冒险之错：万一恩寿借了银子不还怎么办？10万两，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于是总号派人来福州查处阎维藩。总算阎维藩福分大，恩寿造化大，恰巧这时候朝廷擢升恩寿的圣旨到了福州。于是阎维藩被免于查处，继续留任福州分庄经理。没过几年，恩寿便还清了蔚长厚福州分庄的10万两银子。阎维藩觉得此事已了，想到当初差点被总号查处，对蔚长厚也早已没了感情，所以决定离开蔚长厚票号，从福州还乡，准备另谋前程。
要知道商人在封建时代生存是非常艰难的，在权力集团的沉重压迫下，在重农抑商的文化氛围里，他们不得不以卑微的身份，周旋于金字塔般等级森严的官僚阶层中，在摧眉折腰的毕恭毕敬中聚敛起巨额财富，换句话说就是“跪着把钱挣了”。那么在这种前提下，结交官员起初只是商人谋求生存的智慧。像阎维藩这样有着经营眼光的商人，又怎能不谙熟此道。要想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善于做好权力投资，以谋求种种经营特权。
官商勾结发展到后期，很多商号的成败直接取决于是否买通、谁家买通了有关官员。他们极尽笼络结交官员之能事，不惜煞费苦心做长线投入。这就好像炒股的人，需要的是投资眼光。瘪子炒短线，高手玩长线。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进京应试，一旦儒生考中，晋商再利用自己的种种关系尤其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代为活动，使其顺利走马上任，然后再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放任外官，以便为自己日后行方便。各票号掌柜和清王朝的王公贵戚、达官显要们打得火热，称兄道弟，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不仅经办汇兑公款，而且逐渐发展到代地方收取赋税，甚至帮助任职官吏私存、汇寄搜刮的中饱之银，几乎成为官员们的财务代理人。
官员们得了晋商的好处，自然为其大开政策绿灯，有人形象地说，前面官家鸣锣开道，后面就紧跟着票庄的账房先生。官商相助，利益均沾，晋商渐渐地与官员、官府形成了一言难尽的复杂关系。
阎维藩在这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本来他也是按照行业规则在走，谁知道自己的大老板不吃这一套，他一怒之下就炒了老板的鱿鱼。
当时乔家的乔致庸——我们知道乔致庸是乔家的成长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听说阎维藩已经辞职回来了，就想聘请他当自己票号的总经理。于是乔致庸就派他的儿子在从福建回山西的路上专门等着阎维藩，等了好几天终于把这个阎维藩等来了。乔致庸当年已经是山西有名的富翁了，这么大的一个富翁派儿子专程来接自己，还带了十人大轿，这使得阎维藩非常感动，心里热乎乎的。来到乔家，乔致庸设宴隆重招待了阎维藩，然后和阎维藩谈起了他的打算。阎维藩觉得觉得乔家对自己如此重视，那自己一定得好好地做出点样子出来。后来阎维藩成为了乔家票号，大德通的大掌柜。这一当就是二十六年，这期间票号里每股的分红平均达到一万两银子，这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
可以说在当时资助官员成为各大商号竞相奔忙之事，谁也不会放过这种长线投资的机会。一旦押准了宝，将来的收益就不仅仅是这几万两银子的事了。
道光二十四年（1844），蔚长厚票号苏州分号在送达京城分号的信中写道：“又复开去王家言老爷三代单一纸，恐前信迟延，耽误伊功名大事。”“今封去黄国校、朱锦文二位捐从九品职三代各一纸，查收递捐。”“今封去周学浩兄，由俊秀捐从九职，黄伟、司霭云二位由俊秀捐监生履历各一纸，查收递捐。”
蔚长厚京城分号在回复苏州分号的信中写道：“所有李北春兄等之功名，均已递捐，伊用过咱平定银一百四十七两零八分，黄伟、司霭云二位各用银一百四十五两零八分，周学浩、郑锡周二位各用银一百一十八两四钱”。
这一回一复之间，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蔚长厚票号在替上述索取功名或官职之人垫付活动经费，就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现在花点钱，花点小钱，图的就是日后的超值回报。从根儿上说，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在先天上就离不开晋商。一些穷儒寒士也完全是靠着晋商的经济资助才得以进京应试，考中后又靠晋商利用他们的种种关系尤其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代为活动，使自己顺利走马上任，然后又由晋商再想方设法帮助自己放任外官，上任之前准备盘费，上任之后打点上司、修建公馆、雇佣下人等等。这些曾经受到晋商惠赐、帮助的儒士一旦官场得志，在晋商票号所经营业务上怎能不予以关照呢？中国人嘛，最讲究的就是人情，有情不还非君子。
不仅如此，如果说这是一项隐形投资的话，那么，山西票号还赤裸裸为一些有意仕途的“潜力股”代办代垫捐纳官职。
咸丰时期，清政府为了筹集军饷，更是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国家开放买官政策，这就给了那些长期结营官僚的山西票号更大的发挥空间，财富到达之处，权力大开方便之门。
他们抓住机会大肆揽办，在承办过程中，他们遵循着不成文的“灰色章程“，那就是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密，而票号也同样得到了官僚的庇护。那些已捐虚衔者，为了能够获取实职，他们还需要票号为其打听消息，如某地官位有缺，如何活动和打通关节。而那些已经得到实职的，为了能够早日进步，得到更高一级的职务，也会请票号代办“印结”。所谓印结，实际上就是一种签有印鉴的证明文书。票号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能够办通捐纳。票号平时自亲兵至郎中，分别等级行贿，逢年过节必赠款送礼，腊月二十到除夕，每日两三辆马车专门拉包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赠送。对王公大臣，均在“相公”处殷勤接待。所谓相公地方，乃是布置精致、雅静，招待周到之处。因为王公大臣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所，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所以就有了“相公”地方。
尝到了甜头的山西票号，自然在发展业务上与权力结构中的利益集团进行深度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