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南方的前明割据政权和农民军仍然威胁着这个新兴政权。在这种局势之下，清初统治者为了维系人心，安定秩序，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做法。先是宽政于民，免除明末苛赋，后又严禁经征官员巧取豪夺，纾缓民力。可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只是停留在官方的文告中。当局虽然声称所有加派，要全部免除，甚至要以“杀无赦”来惩治那些不执行新赋税政策的官吏。但是这种听上去很美的言辞，并没有改变地方官吏加倍征收赋税的事实。顺治元年刚刚禁革明末加派（正项以外增收的赋税）的税额，不出三年，就在原额之外，又加上“天启、崇祯递增额数一半征收”。
这种政策上的朝令夕改，使得赋税政策对不少州县而言，只是一纸空文。康熙初期，江宁巡抚汤斌还未赴任，就有人告诉他：那里承明积弊之后，田赋之重，与明朝时期并无二致。也就是说，清朝当局不但没有减免那些加派在老百姓头上的赋税，反而在原有基础上又加了新的额外征派。由于明末长期的战争，导致国家户口田土锐减。在明朝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人口5000多万。等到了顺治二年（1645），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人口仅有1000多万。
在以地、丁为征收对象的财政制度下，这种数字上的前后变化意味着国家财富的锐减。清初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这种特殊的社会处境使得清朝初期的财政肩负着双重使命：既要满足战争军费支出的需要，又要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财政来源。
由于地方赋税的加重，导致江南财政吃紧，这也就意味着国库缺少真金白银。国库缺钱，最直接的体现是，军队粮饷告急。顺治十三年（1656年），广东琼州驻守有6000名官兵，由于军队多年缺饷，很多官兵因此缺粮而死或自缢而死。作为地方官兵，他们一年只能领到半年的军饷，剩下的半年只有挨饿的份。
广东巡按张熙更是心急如焚，这样下去将会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他一再上奏，请求朝廷从速拨发粮饷，不然实在撑不下去。
不仅广东驻军，其他地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顺治十六年（1659年），福建省出现了军队骚乱。当地驻军因为有七八个月没有领到军饷，这些暴脾气的士兵索性拎着家伙出去抢，抢不到就把军服一脱跑去当强盗，或者当农民，当兵不就为了混口饭吃吗，现在没饭吃还当什么兵。福建总督（军区司令）李率泰上奏说：省财政已经难以为继，吃饭成为头等大事，情形“万分危急”。
新朝刚立，就出现这种缺米下锅的局面，一时之间军心涣散，人心思变。那么面对这接二连三的奏折，清政府又是怎样做出应变的呢？
明清交替之际的江南，受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双重袭击，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对社会管理失控，在社会群体中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冲击，江南文人集团的心态开始严重失衡。江南文人群体是一个特别的文化概念，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挥着特殊的功能。明朝末年，不安分的江南文人试图以社会批判的方式改造世界；清军入关后，江南地区俨然成为国家重大政治活动演出的舞台。而在这方舞台之上，江南文人集团所扮演的虽然不是主角，但也绝对不是配角。然而在国家权力的重压之下，他们也只能将内心的冲动压制起来。
自古以来，江南地区也算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到了顺治时期，这些地区还一度成立了“江南省”，包括今天的安徽、江苏和上海一带。当时，江南一省的赋税就占去全国的三分之一，而每期科考，江南一省的上榜人数就占了全国的近一半，因此才有了“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这样的说法。
如今繁华不再，弊病丛生。为应对眼前的财政危机，户部责成江苏巡抚朱国治追缴欠款欠粮。朝廷之所以在艰难时局会想到从江苏地皮上刮钱，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这里历来是国家的财赋重地，清朝开国以来，也看中了这块宝地，税赋有增无減。国家把这么重的担子压了下来，作为江苏省一把手的朱国治既感到肩上沉甸甸的，又预感到这将是一次立功表现的机会。干好了，头上的顶戴花翎会染得更红；干不好，丢官事小，没命事大。朱国治接到朝廷的命令后，二话不说就将任务分配下去。要求江苏的绅衿富民们，在两个月时间内，按摊派下去的缴纳数目如数上缴，不得讨价还价。
为使这项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由吏、户、礼三部共同制定并出台了针对绅衿抗粮的处分规定：对拖欠钱粮八九成的贡生、监生、廪生等人罚四十大板，革黜为民，枷号两个月，并继续严催没有缴清的钱粮；拖欠五六七成罚四十大板，革黜为民，枷号一个月，并继续催缴；拖欠四成以下的人，全部革职，罚二十大板，并继续催缴。对那些包揽别人拖欠的人，不论拖欠多少，都革职为民，罚四十大板，枷号三个月。如果有官员知情不报，被他人揭发，将一并处罚。
为什么朝廷要将这项政策锁定的主要对象放在绅衿身上？因为在官方心目中，只要拿下了绅衿，就意味着任务完成了大半。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乡绅阶层的政治地位说起。
乡绅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员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另外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还曾经掌握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可能还在官场上混过。
他们有着双重的权力身份：第一是扮演在乡村社会贯彻朝廷、官府政令并领头执行的角色。也就是说，封建统治集团想要将自己的政令、法令，传达下去，只需将政策、法令告之乡绅，其他事就不需多虑。
第二是这些人扮演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的角色。地方乡民对朝廷政令及各种赋税的服从或不满，都要先反馈到乡绅那里，再经乡绅向官府反映。
顺治十八年（1661），农历二月初四的上午，江南苏州郊区的文庙，传来了潮水般的哭声。顺治皇帝驾崩的消息从京城传来，文庙作为江南祭祀孔子的场所之一，此时聚集了江苏全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为顺治皇帝送行。当然朱国治也在其中，作为一省之长，他不但需要参加，还要担任仪式的主持。自己的皇帝死了，算是国丧，仪式的庄严肃穆可想而知。
也就在大家垂首做悲痛欲绝状之际，突然文庙外出现了一阵骚乱。
很快就有人冲破巡查士兵的封锁闯了进来，随即骚乱转换成激烈的鼓声。还没等灵堂内的官员和地方豪绅做出反应，十几个人就跪在了巡抚朱国治的面前。这帮人看起来不像匪人，也不像大字不识的农民，倒像是一帮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士子。询问之下，朱国治才搞清楚。他们中间为首的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都是当地的科举士子
领头的倪用宾向朱省长递上了一沓状纸，要求巡抚大人为民做主，惩治贪官。而他们所告的贪官是吴县知县任维初。
吴县知县任维初，是个恶毒贪婪之徒，上任以来搞得与百姓关系非常紧张。这种官员往往让老百姓厌恶，但却能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因为他凭借其心黑皮厚的本领，干工作往往不计成本。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缴纳钱粮任务，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异常毒辣。
每过堂必用烙铁烙人，受刑人惨叫之声达于通衢，皮肉焦臭之味闻于四门，因此他也被称为“烙铁任”。他还特别发明了一套刑具，就是准备数十块竹条，放在尿水中浸泡。行刑之时，命令衙役扒掉欠税款者的裤子，用竹条将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竹条在尿水中浸泡数日，毒性不小，受酷刑者的伤口处受到病菌感染，很多人就这样被活活折磨而死。
当然这还不是书生们跑到文庙来哭诉的主要原因，他们此行主要是揭发任维初的贪污行为。也就是说，在全县上下勒紧裤腰带为国家挤税款的当口，县长任维初却不顾廉耻带头贪污。那乡民们是怎么发现县长贪污的呢？事情的起因源于有人发现在县城的一家米行有三千多石粮食在高价销售，国家不是号召全民纳粮吗？那么眼前的高价粮又是从何而来？为了查个水落石出，有人就将米行老板骗到酒馆里喝了一顿酒，米行老板在迷迷糊糊中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批粮食是吴县的一个衙役吴行之寄存在这里，让他帮忙出手的。而这个吴行之是在任维初手下当差的，一番打探摸排之下，很快就查到了任县长的头上。也就是说，这个高价粮是任维初搜刮农民的，然后准备向外倒卖。
官吏如刀俎，粮户为鱼肉，刀俎掌握着对鱼肉的加害权，所以通常情况，粮户只能逆来顺受，任其宰割。事情曝光后，粮户们敢怒不敢言。
碰上这样的事，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不可能视而不见。他们觉得自己有替乡民出头的义务，也有这个话语权。他们这份自信，来自于他们的官方身份——士子。
虽然知识分子处于国家正式的权力系统之外，但是他们具有功名和职衔的特殊身份，这个阶层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各种大小官吏。可以说，士子阶层是政府官员的后备军，属于地方的乡绅集团，他们往往视统治集团的利益和自身利益为一体。
在“皇权不下县”的年代里，他们自觉自愿地充当起统治集团代言人的角色，在地方基层承担起辅佐政府治理地方的职责。而国家也因为有这些士绅阶层的协助，其犹如空中楼阁般高悬在广大民众之上的政权机器才能够运转自如，那些“山高皇帝远”的乡民们虽与皇权相距遥远，也依然俯首称臣。
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接受任务后，正巧赶上了顺治皇帝驾崩这个时间节点。于是利用江苏巡抚朱国治到苏州主持祭祀仪式这一时机，闯进文庙敲钟告状，希望引起高层的重视。
倪用宾、薛尔张等人的正义行为，是应该作为典型得到官府嘉奖的。但事实情况却是，巡抚朱国治当场下令，逮捕领头告状的一群科举士子，将他们关进大狱。自此，由苏州文庙案为开端，祸及一万多名江南乡绅士子的大冤案拉开了序幕。
朱国治的态度让倪用宾等人措手不及，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巡抚大人会用这种方式来迎接他们。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在这个事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首先是民间社会庇护者的角色，由于他们的领头抗争，吴县的粮农有可能会减轻粮胥的盘剥，也可能会让盘剥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其次，这些科举士子也是新权力格局下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此次告状成功，他们会在基层树立起自己应有的权威，这种权威在民间将会转化为真切可见的权力收益。
谁料巡抚朱国治只是沉闷的一声断喝，就切断了他们的梦想。盘根错节的势力岂是轻易就能扳倒的。
在朱国治看来，这帮读书人说的话句句是实，就是因为他们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才应该去监狱里面待着。至于吴县县长任维初犯得那点事，根本就不算什么。凭借着任维初的那副夺命手段，在催款纳粮上肯定出力不少。更深层的原因是，朱国治本人也是寄生在这条权力链上的“食权者”，要知道任维初贪赃所得，有一部分是进了他的口袋的，现在需要他出头担当一下责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