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把儒家思想作为招牌，却不给儒生以管理国家的权力，反而任用并不信奉儒家观念的胥吏来进行残酷的治理。这个时候，在君、吏、士三者的关系当中，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君主的力量凸现，而酷吏正是君权的直接体现。
主子的替罪羊
酷吏是中国古代官场的特殊群体，我们都知道“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而这种本钱在酷吏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他们把这种参与权力分肥的本钱用到了极致，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思维。酷吏的酷，是对于犯法者动辄处以极刑，杀头无数的表现手法。在权力系统秩序井然的官场上，酷吏是一伙善于投机的人。在皇权遇到麻烦，需要酷吏站出来清除障碍的时候，也是酷吏迎来自己机会的时候。他们会不断将自己的“合法伤害权”升级换代，将这种伤害能力兑换成“政绩”以获得提拔。而对于政绩的评定又取决于统治集团建立的体制，所以酷吏总是很容易就浮出了权力的地表，成为一支强劲反弹的潜力股。
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突发奇想决定制造白鹿皮币。白鹿皮币的提法，的确是疯狂者的疯狂想法，这主要是因为汉武帝刘彻迷信方术所致。古人经常以白鹿为祥瑞，白鹿出没，则与仙人为伴。后来的说法更加玄乎了，说：“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尽管刘彻那个年代还没“满五百岁则其色白”的说法，但白鹿被视为吉祥之物的说法已经确立。
下面我要说的这个人，叫颜异，时任大农令，也就相当于国家的农业部部长。
作为部级干部的颜异很能干，也非常廉洁，从综合考评来看也算是一个好官。汉武帝对他还算器重，将他提拔到九卿的位置上。当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被封为“九卿”，“九卿”是秦汉时期对中央各部门长官的一种尊称。
汉武帝刘彻就征求颜异对造白鹿皮币的意见，颜异并不客气，明确表示反对。他说“现在各王、侯朝贺用的礼物都是白色的玉璧，价值只几千钱，主次很不相称。”
刘彻本来是想听好话的，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所以对颜异的言论很不满意。
皇帝的心理反应是下边人揣摸的重点，看一看那些权臣们又有几个不是皇帝肚子里的蛔虫。颜异这种官场一根筋的人物，每个时代也都少不了。没有一根筋，又何以衬托出其他人的八面玲珑。
有人就根据刘彻不高兴这一政治动向，给颜异“找茬儿”了。估计这拨“找茬儿”的人，多数是颜异的政敌。于是就有人站出来告发了颜异，汉武帝就派长安吏张汤负责这个案子。善于捕捉政治风向的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旧怨，所以这正是一个将颜异整趴下的天赐良机。
没有等到张汤亲自动手，就有人站出来告发颜异。告的是什么呢？很怪，只是一个表情。有人说：颜异与客人谈到缗钱（西汉时期出现的新税目）等法令时，他的表情不对。客人说这些法令制定得不符合国情，扰民。颜异当时一句话没说，只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
张汤就抓住这一微妙的动作，开始大做文章，向汉武帝上奏说：“颜异见法令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到朝廷陈述，反而在心里非议，应判死刑。——罪名就叫“腹诽”。
张汤这个人真是太有创意了，张嘴就给人定下一个罪名。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他这一招要比一千二百年后整死岳飞的“莫须有”罪名，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他给人定罪的艺术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随便就在中国历史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顾名思义，你就是一句话不说，心里有不满也照样能治你的罪。张汤这种给人定罪的艺术，来自于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总结。他总结出的理论很有“后现代”气息，可以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始祖。理论上并不算太高深，但实用性却非常强大。
史书是这样评价张汤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
用现在的话来说，皇帝想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张汤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如果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张汤就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来达到减刑的目的。也就是说张汤的脑袋是扛在皇帝肩膀上的，他内心的利害计算，是建立在皇帝满不满意的基础上的。
在张汤的一手操办下，汉武帝时期恢复了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对那些应判刑的罪犯也是毫不留情，全部施以重典。
张汤的闪亮登场，使得文景盛世宽厚之风荡然无存，西汉也由此进入了酷吏统治的恐怖时代。
这时候的汉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也顺应时势，他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来办案，一边又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经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他的意见作为重要的审判依据。在儒家经典里，为严刑酷法找依据。我们不得不感叹，张汤是个天才。
从此张汤和他的那些同事们断案，言必六经，史称“春秋决狱”。他们一边要迎合皇帝的旨意，一边又要附会古人之义。迎合皇帝是为了不犯错误，附会古人是为自己行使公权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像张汤这样的酷吏，虽然知道挂着儒家的羊头来卖狗肉，但并不能说明他们真就是一群具有儒家意念的人。
有个故事可以反映这一点。张汤小时候，他的父亲任长安丞一职。有一次出门，留下张汤一个人在家。谁知道家里老鼠多，把肉偷吃了。张父非常生气，就把张汤拎过来揍了一顿。张汤内心不服，就掘了老鼠洞，逮住老鼠，取出那块肉。然后自己搞了一个模拟法庭，将老鼠和那块肉丢在堂下，宣布罪状，拿出刑具。张父在旁边看着，张汤的一言一行完全不像一个孩子，就像一个有着多年断案经验的老狱吏，他非常吃惊，于是就让张汤从一个书记员干起。
这一细节好似一出精彩的戏剧。仔细分析这则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张汤所受的教育只是“刀笔吏”的专业教育，他对儒家经典是陌生的。也就是说他掌握的只是断案的“技术”层面，而缺少一种终极的观念和信仰。
像他这样的胥吏，“能力”完全是来自于“实践经验”。
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会用实用主义的立场来处理所有的事务。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在成功之前还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也善于编织官场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张汤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充分信任。
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汉武帝的这个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正所谓：一流的奴才，三流的忠臣就是说的这号人。这样一来，汉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理所当然地应该重用他，赋予他大权。
不过张汤断案也不是逮着案子就死咬不放，他断案大多是有选择性的。比如遇上汉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汉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汉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扩张己欲。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的个人意志所引导。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仗着有汉武帝的宠信，常常干下一些越权的事，权势远超丞相。他在朝堂上肆无忌惮地谈论国家大政，忽悠得汉武帝废寝忘食迟迟不退朝，皇帝不走，害得其他大臣们也没办法准时下班。
张汤因病不能上朝时，汉武帝竟然会御驾专程前往张府看望，做臣子做到如此地步，应该是拉风到极致了。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张汤任侍御史专司刑法时处理的三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是“巫蛊”案。在汉武帝为胶东王时被娶为王后，登基后封为皇后的就是“金屋藏娇”中的那个陈阿娇。帝后感情虽笃，遗憾的是陈皇后始终没能为汉武帝生下接班人。一次汉武帝巡游至姐姐平阳公主府邸，看中了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卫子夫(其弟就是后来平定匈奴的大将军卫青)，遂将其纳入宫中，因为怀孕生下皇子而三千宠爱集一身。陈皇后不甘心失宠，召女巫楚服为其祈祷，以图汉武帝能够回心转意。时间久了，引起武帝猜疑，就命张汤来调查这个案子。楚服仗着背后有皇后撑腰，并不买账，从而激怒了张汤。张汤一怒之下将楚服以“巫蛊”定罪，随之牵连到宫中300余人，均被处以死刑。此案办得快速利落，皇帝一高兴，张汤官也就做大了，不久擢为廷尉，成为最高司法长官。张汤办的这个案子纯粹是为了迎合汉武帝对皇后妒忌的不满，基本上是一桩冤案。但对仗势蛊惑人心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皇帝后宫的安全来说却是绝对有利的。但也由此得罪了宫中的一部分人。
第二个案子是淮南王刘安谋反案，这个案子倒是证据确凿，张汤明白谋反大案都是皇帝最为忌恨的案子，从律令来说又是十恶不赦的，而且谋反案人少是反不起来的，所以，他办起来更是杀气腾腾，审讯时，所有能让人魂飞魄散的刑具全部搬上大堂。数百案犯，或鞭笞，或刀割，或签扎，或火烙，或烟熏，无所不用其极，每到审讯之时，全堂上下鬼哭狼嚎，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此一案，就有2万多人被杀。
张汤办的第三个大案仍旧是谋反案。在审理淮南王谋反案时，张汤已经侦得衡山王刘赐也参与同谋，但武帝不想牵连过多，就将此事压了下来。孰料3个月后，刘赐的太子刘爽上了一个奏折，告他的弟弟刘孝与父妾通奸，并与父亲串通谋反。武帝下令张汤立即查办。刘赐自杀。此案也造成2万多人被杀。
第二和第三个案子共诛戮4万多人，可谓杀人如麻。在张汤这样的酷吏眼中法律是极不稳定的，可以根据需要对法律加以解释和利用，可以随意放大法律的伤害权。特别是在迎合人主需要时更是随意地曲解法律。
张汤眼中的世界无所谓法律，只要皇帝需要的就是法律，反之不需要的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得到皇帝的喜欢，受到器重，最终可以达到一种挟天子以压百官，挟刑威以虐万民。
张汤迎合主上的目的是为自己手中的权力寻租，借此为放大自己的“合法伤害权”寻找靠山。换句话说，也是为日后曲解法律寻找正当性的根据，最终达到一种自己能随意解释法律的状态。由于法律规定的刚性和具体案件的个性，也需求法官根据具体案件进行衡平，这在客观为酷吏们曲解法律提供了正当性借口。欲其生则附生义，欲其死则附死比。欲生欲死全在其自由裁量之下，曲解法律的目的无非是唯官、唯内、唯反、唯来、唯货为个人目的服务，是用国家权力进行寻租。而公权力在任何朝代都是禁止寻租的，但迎合人主的需要就为权力寻租上了保险。
这三件案子张汤办得相当漂亮，也由此得到了汉武帝更多的宠信，衡山王谋反案办完的次年张汤就升为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
像张汤这样的酷吏阶层是附属于政治统治者的次生统治阶层，是统治阶层的在政治上的私人打手，具有特殊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历来都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前秦时期就有“路人以目”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是统治集团直接放在民间和大臣们中间的“一双眼睛”。
张汤作为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酷吏，在汉武帝的授意之下疯狂地打击那些豪强权贵。
张汤像一柄利器，被汉武帝深深地扎进了豪强们的心脏。
在严打豪强的过程中，由于程序正义的缺失，酷吏捞政治资本心切，有时也将打击面扩大化，经常殃及平民。酷吏杜周为廷尉，每年要办一千多个案子，大者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犯人如有不服，以掠笞定之。最终“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其中当有多少冤狱，多少枯骨，已经无法计算。
酷吏吃香，酷卒也跟着成为官场红人，黑狱风云可屡自史册窥见。《史记？周勃传》记其感叹“吾尝将百万之众，今始知狱吏之贵”；《史记？周亚夫传》记其在狱中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不吃饭也许可致人死，但不至于呕血死，这或是当时黑狱的一种例行死法吧？《史记？李广传》记其不愿对刀笔吏，自刎而死；《汉书？司马迁传》记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可见西汉狱吏之尊，且用的大多都属于法外之刑；从酷吏到狱卒，没有几个人是按照法律程序在走。
然而酷吏的下场，往往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也很残酷。因为一个非法治的社会，没有规则的社会，往往是吞噬所有人的社会。非法的执法者怎能保证，他自己有一天不会被另一个非法的执法者给法办了呢？
张汤这种动辄就见血封喉的做法使权贵们感到威胁，为求自保，他们只好联合起来欲除之而后快。犯了众怒，而又能安居高官者，大都靠的是皇帝的宠信，历朝的皇帝几乎都有这种毛病，他越宠信谁，大伙越反对谁，他就越是宠信，非要跟众臣对着来。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皇帝宠信大臣，就跟宠爱妃子一样，时间一久，难免会生腻。这时候，宠臣倒霉的日子就到了，张汤也是如此。这些年为皇帝鞍前马后积攒了很多怨气，朝堂上很多人瞪着血红的眼睛寻找着机会，一个置他于死地的机会。
当时西汉和匈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又让张汤来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全国被搞得通货膨胀，骚动不堪。最终张汤沦落到了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这就如同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权势也快走到尽头了。
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危害国家。
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这次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恰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他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
谁知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与成语“请君入瓮”有神似之处）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
于是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这个曾经为自己摆平一切违规者的战友。
在中央政府，这些豪强权贵联手对付张汤这样的高级酷吏。与此同时，在地方上，酷吏的日子也不好过。汉武帝派往地方州郡行政机关的酷吏，扰乱了地方权力结盟的内在平衡，中央政权却又缺乏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控制，结果导致汉武帝在位后期关东诸郡(华北平原的经济中心)处于动荡状态，乃至群盗纷起，叛乱时作。
诡异的是，这些叛乱分子与地方豪强、地方官员乃至中央政府的高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叛乱分子并非是那些过不下去日子的下层农民，而是武装起来的地方实力派。这也可视作地方豪强对中央高压政策的一种对抗性的回应。
位居“三公”的张汤在权贵们的合力构陷下，被逼自尽，死后全部家产不过500金。这是他为官一生的俸禄加上皇帝的赏赐。下葬时，张家仅以牛车送至地头，有棺无椁，这在当时是少见的。
至于后来东汉的董宣不仅执法如山，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枉法徇情，所以光武帝才称他为“强项令”；更为可贵的是他为官清廉。他曾经因为坚持原则，处死公主家奴，得到皇帝赏赐的30万钱，悉数分给了下属。待他病故，也仅仅落得“布被覆尸，妻、子对哭”的凄凉之景。他留下的全部财产仅有大麦数斛，敞车一乘。连皇帝面对此情此景，也不由感慨道：“董宣廉洁，死乃知之！”
话说回来张汤落到一个悲惨的结局，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执法太过冷血，由此结怨太多，最后被皇帝所抛弃。
其实张汤在这里做了冤大头，他捞取的酷吏恶名都是拜一人所赐，那就是他所效忠的皇帝。为了维护皇帝的颜面，张汤时时处处按照皇帝的指示精神在做人和办事。说到底，他不过是皇帝豢养的一条忠狗，忠心耿耿，专以咬人为己任。一生的事业，无非是替皇帝看住其他官员，一不许他们有贰心，连私下的牢骚都不能有，若有，就用鼻子嗅出来，满门抄斩。二不许他们多浪费皇家的银子，少花钱多干事，最好是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
然而，问题是，那些被张汤看住的官员，其实也同样是皇帝豢养的猎犬，为皇帝看家护院，维持秩序、征收钱粮。虽然说，某些官员可能没有张汤这样的忠心赤胆，可以过苦日子还屁颠屁颠地东奔西走，不辞劳苦，但也都是皇家离不开的。说白了，皇家的天下，不就是靠这些人在支撑着吗？
苍鹰郅都被斩，屠伯延年弃市，乳虎宁成亡家，张汤死于三长史之手，王温舒五族俱灭。这绝非世俗意义上的因果报应，但或可视为一种恶法循环的因果报应。公元前81年，汉武帝死后的第六年，朝廷召集会议，“举贤良文学”，全面检讨汉武帝的政策。被举之士人，多是地方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他们对汉武帝当年出台的打压豪强的酷吏政策展开抨击。汉武帝任用酷吏以打压地方豪强的多年努力，也随之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