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自建立之初，就制定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在这一基本国策之下，宋代崇尚文儒之风甚盛，而史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亦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宋代始终国势不振，外患严重，尤其经过靖康之难，促使朝廷内外爱国忠君思想极为强烈。而史学作为南宋官僚士大夫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抒发爱国热情的有效途径和强有力工具，从而得到了迅猛发展。此外，印刷业的发展与兴盛，对南宋史学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过以上诸章的系统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南宋史学的发展繁荣是多方面的。大体而论，在以下三方面表现的极为突出。首先，注重探讨历代或一代治乱兴衰的鉴戒史学得到了极大发展。应该说，编年类史书编修的兴盛，正是宋代史家积极探究前代甚至当代治乱兴衰的具体体现。其间，随着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修、流播，使得编年体这一古老的传统史书体裁得以中兴。在当时，编年体史书的编修数量及其影响，已大大超过了以注重表现人物见长的纪传体史书。这些编年体史书的作者往往讲求求真务实，注重通过对具体史事的考察来阐述历史上的兴衰之由，从而充分发挥史学的资治功用。如熊克、徐度、李焘、徐梦莘、李心传等人，均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其次，注重探究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沿革流变的经世史学发展迅猛。典章制度作为国家机构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和保障，历来受到统治者及官僚士大夫的重视。靖康之难的发生，更加促使南宋一些官僚士大夫极力关注典章制度对国家盛衰的作用及影响。在这方面，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唐仲友、叶适等诸多浙东史家潜心探究历代典制，反省本朝制度得失，其所撰史著颇丰。此外，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亦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最后，南宋义理史学发展突出。这些治史者强调“史以明道”，他们往往通过对历史兴衰的总结来验证天理，并证明历史兴衰取决于天理。同时，他们坚持以义理标准来审视历史。在这方面，朱熹、吕祖谦、黄震等成就显著。还有，南宋时人注重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用经义以断往事，甚至将经义与时事加以联系，以便为现实服务，此如胡安国父子等等。由此可见，南宋史学在许多方面成就显著。
不仅如此，南宋史家在推动史学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还时时追求创新。在编修史书时，他们并不满足于现有的传统史书体裁及编修形式，而是着力寻求突破。如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产生，就是南宋史家在编年体的基础上的创新之作；长编体和纲要体的形成，则是南宋史家对传统编年体编修体例的有意变通。其他在地理方志、金石考古等方面，不仅拓展了史学研究范围，而且其中亦不乏创新突破之处。
综上所述，南宋史学之所以如此繁荣兴盛，主要在于在极为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史学研究的时代性极为突出，从事史书修撰的人数相当众多，学术流派治史风气以及史学创新观念甚为浓厚，史学思想丰富多彩，治史者极力讲求史学的鉴戒作用，突出史学经世功用，甚至一些人注重以理阐史或以史证理，以便突出史学的教化功能，这些都是南宋史学极为突出的方面。同时，同北宋史学的发展状况相比，南宋史学虽直接承袭了北宋时的修史体制及治史之风，但在修史规模、治史范围，以及创新程度等诸多方面，已远远超过了北宋。此外，南宋史学又对元明清史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应该说，南宋史学的突出成就，在整个宋代乃至自后的史学发展史中，无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不过，以上研究仅属宏观性的探求，应该说，南宋史学值得深入细致研究和总结的方面还有许多。仅如史学的通俗化、普及化，自北宋时起，就得到了极大发展。如司马光的《稽古录》，就受到朱熹的高度赞扬。他说：“温公之言如桑麻榖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又说：“《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官僚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接续读去亦好。”［1］南宋时，如某些讲义、说书类史籍，还有各类史书的简明改编本，均具有史学通俗化、普及化的功用。徐元杰在《题圣宋蒙求后》中就指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其书愈多而读之者愈不能徧，于是读史有捷径，曰史类，曰史抄。其便于成童之习则曰诸史蒙求。"［2］元人王恽在谈到史学普及时亦言：“六经之外，其次莫如史。然载籍浩博，初学者欲遽渉猎，譬如算沙海上，成功何年？故前世有《帝王镜略》、《小学史断》、蒙求、笺要等编，皆诱之易以览诵，速收见效。”［3］此间的《小学史断》便是宋代此类史籍。其他还有如前述沈枢的《通鉴总类》，以及《十七史蒙求》、《史学提要》等等。其中《史学提要》2卷，黄继善编。继善字成性，南城人。其书以四言韵语编贯诸史，始自上古，迄于宋末，以便初学记诵。此后，明人朱升将其与方逄辰《名物蒙求》、程若庸《性理字训》，以及陈栎《历代蒙求》辑为一编，谓之《小四书》，以教初学。在《小四书序》中，朱升具体指出：“陈先生《历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略；次黄成性《史学提要》，使知传统事迹之详”，并且“此四书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会，宇宙在胸中矣！”［4］由此可见，此类书籍对幼童启蒙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帮助。同时，随着印刷业的深入发展，宋代出现了携带方便的“巾箱本”，这同样带动了史籍的普及化。宁宗嘉定十六年，国子博士杨璘奏言：“今书坊自经子史集、事类、州县所试程文，专刊小板，名曰‘夹袋册’。士子高价竞售，专为怀挟之具，则书不必读也。”［5］又戴埴言：“今巾箱刊本，无所不备。嘉定间，从学官杨璘之奏，禁毁小板，近又盛行。第为挟书，非备巾箱之藏也。”［6］以上杨、戴二氏所言，虽均指士子为科考作弊而备用巾箱本，但二人均言及其所载内容含有史学内容，而含有史学内容的巾箱本书籍，要么其本身就是普及性的史书，要么则是有助于史学普及化的书籍。可见，史籍作为士大夫谋取功名的必备品，甚至商品，它成为了社会客观需求的必然产物。总之，类似的问题仍有不少，还有待诸多博雅之士的共同努力。
注释
［1］《朱子语类》卷134。
［2］《楳埜集》卷10。
［3］《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43《翁三山史詠序》。
［4］参《经义考》卷280。
［5］《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五○。
［6］戴埴《鼠璞》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