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学者虽然承袭了北宋研治汉史的学风，但在内容方面除校勘辨误之外，一些史著更加偏重明辨史事，甚至议论史事。如《两汉刊误补遗》17卷，吴仁杰撰。仁杰字斗南，别号蠹隐居士，昆山人，官至国子学录。他以博物洽闻为时人所称，与朱熹、尤袤、周必大、陆九渊等著名学者均有交往。如前所述，刘敞、刘攽和刘奉世撰有《汉书标注》6卷，其主在标注正误。后刘攽又撰有《东汉刋误》1卷，攽“增损其书，凡字点画，偏傍不应古及其文句缺衍或引采经传有谬误者，率以意刋改。”［37］对于北宋三刘之书，清四库馆臣推断说：“刘氏之书，于旧文多所改正而随笔标记，率不暇剖析其所以然”，于是吴仁杰撰有《两汉刊误补遗》加以补正其遗误。［38］曾绛在该书《序》中言：“（吴氏）据古引谊，旁搜曲取，凡邑里之差殊，姓族之同异，字画之乖讹，音训之舛逆，句读之分析，指意之穿凿，及他书援据之谬陋，毕厘而正之。的当精确，……一时宗工文师，翕然称之，以为多前人所未到”。该书现存唯有10卷，其中东汉部分仅占2卷，为此清人疑其内容有脱佚。从现存该书中吴仁杰对三刘书的补遗状况来看，其内容的确涉及诸多方面，并且吴仁杰对史事常常加以辨明，甚至发表评论。
具体而言；一方面，明辨三刘校勘遗误。如该书卷一“之字阙文衍文”条中，对于《汉书》“宛必随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文，吴仁杰依《史记》以证明三刘《刊误》所言“前则失咸阳之约”前的确阙“足下”二字。又据《汉纪》，吴仁杰认为“宛必随”之后当脱一“之”字。同时，对于《汉书》“又素服以告之诸侯”文，《刊误》认为“之”字系衍文，吴仁杰则按《汉纪》、《资治通鉴》作“以告诸侯”加以并存。又如同卷“东西秦”条中，对于《汉书》“此东西秦也”文，三刘《刊误》认为多一“西”字，《汉纪》同此。而素“多采《汉纪》之文”的《资治通鉴》在此仍袭用《汉书·本纪》文，吴仁杰推敲上下文意，认为当依《资治通鉴》仍作“东西秦”。再如该书卷二“大赦”条中，对于《汉书》中“《宣纪》后元二年遭大赦”事文，《刊误》按“《武纪》”记载该年“无赦”，从而认为《汉书·宣帝纪》记载有误，吴仁杰则据《汉书·丙吉传》等证明“《武纪》失于登载”，刘攽亦随而误。此外，朱熹在读过《两汉刊误补遗》后，给吴仁杰的答书中指出：“如《沟洫志》‘于楚’字，本文属下句，下文有‘于齐’、‘于蜀’字，皆是句首，而刘误读属之上句。”［39］这说明三刘《刊误》还存在句读错误。
另一方面，吴仁杰在指出两汉书本身记事以及三刘等释校者存在错误的同时，还往往广征博引相关史籍，用以辨明该史事的源流所指。如该书卷一“吕氏”条中，对于“《高后纪》高皇后吕氏”事文，吴仁杰按古者男子称氏称名，妇人称姓，以说明“《高后纪》书氏而不书姓，以《春秋》之法绳之，其失昭矣”。其间他不仅举例明辨自古氏姓的用法，而且针对现实指出：北宋“政和中，尝用议臣之请，改公主、郡县主为帝姬、宗姬、族姬，盖误认王姬之称，不知《春秋》之书”。又指出徐度《却扫编》载“议者之言，谓国家赵氏当曰帝赵，不得曰帝姬，是误以氏为姓也”。又如该书卷五“封禅”条下，对于“《郊祀志》申公曰封禅则能仙登天矣，丁公曰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事文，吴仁杰指出：“按封者，封土而为坛；禅者，除地而为墠。封禅即方岳明堂之异称耳！而方士之说，乃谓封禅可以登仙而不死，故世主乐闻其说而甘心于此。是非方士之罪，儒者不能正名，名之过也”云云。在此吴仁杰除指名“封禅”之意外，还对其谈了自己的看法。再如该书卷九“河清三”条，吴仁杰指出：“汉以来河清而史不著，事应者皆可推言之也”。于是他列举汉灵帝建宁四年、宋元嘉二十四年、唐武德九年、贞观十四年、二十三年等等，以便说明河清则“其为不祥甚矣”。
总之，吴仁杰在对三刘两汉《刊误》做补遗其间，已不仅仅局限于明辨三刘的校勘遗误，而是对关涉到的有关人物、地名、职官、专有术语乃至历史事件，往往加以推究原委，以便使人们对其有深入了解。对于此种做法，素以考证见长的清代学者朱彝尊称赞说：“今吴氏是编，本以补刘氏之遗，而文多于刘，足以征其博洽也已。”［40］四库馆臣亦称：“仁杰是书独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原原本本，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其淹通实胜于原书。”［41］
又如王益之撰有《西汉年纪》30卷，据其弟观之在该书末言：“先兄行甫好嗜班史，东西宦仕，挈以自随，饮食起居不去手者三十年，尝即纪传而有述。又考其置官置兵本末，以为《总录》。晩益贯穿，易以编年体为一代史，其他传记率多采录，盖又不专以班氏书为定，标曰《西汉年纪》，嘉定辛巳锓木于夔漕治所”。这说明王益之几乎穷毕生精力在研治西汉史。观之又言：“眉山二刘亦尝为此书，一乃巽岩李公之甥，巽岩以为不下刘道原。余虽未及睹，然观志之所称，特不逸班史一字，是但铨次年月，似无所取舍”。可见当时四川眉山亦有研治同类史者。
王益之撰修此书，据其《自序》，主要是为了远承孔子以编年修撰《春秋》之旨，近则出于《资治通鉴》“刋落盈辞，求为省约，以便人主之观览，而当时论议所及，制度所观，不无遗者”之故，于是他“取迁、固《史》与其轶见于他说者，以荀《纪》、《通鉴》凡例裁之”。除该书之外，王益之原本还有相关《考异》10卷、《鉴论》若干卷。可惜《鉴论》已佚，今自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西汉年纪》内容有残缺，并且《考异》已散附于逐条记事之下。按明《文渊阁书目》卷2记载：“王益之《西汉年纪》一部十八册；《西汉年纪考异》一部二册”。可知明时《考异》还有单行本。
《西汉年纪》虽参取已有西汉史料编排成书，但在史事的考辨方面，则能做到参稽互核，折衷一是。如有关韩信谋反之事，王益之在本书卷2高祖十一年末“斩韩信”记事条《考异》中，对《史记》、《汉书》“皆载韩信与陈豨有谋”云云加以辩驳，并且认为“此必告反者之词及当时文致之罪耳。”他接着记道：“祥符间，陈简能作《雪韩信论》，及张文潜亦谓信非反。近东莱作《大事记》，朱晦翁贻书论辩，亦以信为不反。后东莱竟以反书，而晦翁以为失入。二史所载信反谋既非事实，今皆削去不录”。在此作者不仅辨明韩信谋反并非事实并削去不录，而且还论述了宋代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又如有关《史记·平凖书》所载司马迁所言“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编排系年问题，他在该书卷10武帝建元五年末记事条《考异》中论说道：“《通鉴》载于景帝后三年。按《平凖书》云：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正谓武帝初年，非景帝也。自汉兴之初至后七年，才六十六年，谓之七十余年，于义未安。盖武帝承文、景涵养之余，又窦太后在上，帝犹知有所畏，未敢肆行民享安静之福，故当时富盛如此。至建元四年，汉兴已七十载。又二年而窦太后崩。是后纷纷多事，汉家至此遂一变矣。太史公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盖深有感焉。今附于窦太后未崩之前一年”。在此作者用年限及事理辨明《资治通鉴》编排司马迁该论有误。再如作者在该书卷12武帝元光五年冬十月记素有雅材的河间王德来朝，并且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而武帝告诉河间王说：“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河间王“知其意”，回归后则纵酒听乐，至次年春正月薨之事。在有关该事的《考异》中，作者详细辨析道：“帝语班、马不载而见名臣奏，盖河间王，栗姬子，太子荣同母弟也。荣废而武帝立，固已不能无疑于栗氏子矣，况德贤明如此而属又称兄，此帝之所以尤不能无忌也。德知其意，归而纵酒，曽未三月而继之以死，盖等死也。当时之事势如此而史氏不载，幸其轶见于他说，故后世得商其情焉。以是推之，史所讳晦因以湮没而不传者亦何可胜数，岂独此哉！岂独此哉”！在此作者博采时臣奏议以明河间王死因，当得其实。
除以上旨在辨明史实之外，作者还注意采用所引诸书的不同版本以编修该书。像作者在该书卷26成帝永始元年秋七月记“罢昌陵反故陵”事，其《考异》指出：“今见行本、监本皆作‘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唯汪彦章用南唐本校证作‘反故陵’，义最深长，今从之”。在此作者就运用了《汉书》的三种本子。此外他还运用了川本以及刘攽改定本《汉书》。
总之，该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清四库馆臣高度评价说：“司马光《通鉴》所载汉事，皆本班、马二书及荀《纪》为据，其余鲜所采掇。益之独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广征博引，排比成书，视《通鉴》较为详密。至所作《考异》，于一切年月舛误、纪载异同、名地错出之处，无不参稽互核，折衷一是。多出二（当作三）刘《刋误》、吴仁杰《补遗》之外，尤《通鉴考异》所未及，其考证亦可谓精审矣。”［42］
再如《班马异同》35卷，倪思撰。后刘辰翁加以评点。倪思字正甫，湖州归安人，立朝以敢于直谏著称。他的《班马异同》大旨以《汉书》多因《史记》之旧而篇章字句时有窜改，于是参合两书，证其异同，以探求史家笔削之意。在具体表达方式上，倪思以《史记》原文用大字，《史记》无而《汉书》增加的文字用细笔小写。凡是被《汉书》删去的文字，则在旁边划一条墨线，凡是《汉书》前后移动《史记》文字的地方，即注“《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如某文被《汉书》移入其他纪传，即注“《汉书》见某传”。如该书卷1“项羽本纪籍列传第七一”事末，倪思注：“《汉书》赞用贾生《过秦论》上篇”。又如卷22“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史记》一百九）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汉书》五十四）”事末，倪思注“《汉书》赞后有苏武”。再如卷30“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史记》一百二十二）张汤传第二十九（《汉书》五十九）杜周传第三十（《汉书》六十）”事目，倪思注有“张、杜二《传》，《汉书》别见，不入酷吏”。凡此等等。在刘辰翁所作的评论方面，如该书卷20《魏其武安侯列传》叙魏其侯失势事，《史记》文为：“日默默不得志，而独厚遇灌将军”，《汉书》删去“日”、“独”二字，改为“默默不得志，而厚遇灌将军”。刘辰翁评曰：“为相时重，不用无势，语皆是，正在‘日’字，‘独’字，语极有情。《汉书》‘默默’字虽奇，而不切”。又如该书卷28《衡山王传》叙参与衡山王谋反者皆被诛事，《史记》文为：“孝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而《汉书》改为：“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诸坐与衡山王谋反者，皆诛”。刘辰翁对此评点道：“《史记》文顺。《汉书》添‘告’字，赘辞。‘告王父’虽异，不如‘王告不孝’直。两‘坐’字烦”。此类列于书眉的刘辰翁评语，不仅十分醒目，而且往往给人以启迪。
除以上注重考论结合的史著之外，南宋还涌现出许多专门评议前三史乃至整个汉代历史的论著。其中专评前三史的论著为数不少。突出者除郑樵和叶适之外，黄震则在《黄氏日钞》卷46和卷47中，专门选取《史记》和《汉书》的部分具体内容进行分析评议。其中他对司马迁为项羽、吕后设立本纪，以及为刺客、日者立传提出了尖锐批评。从总体来看，黄震评析人事不乏精彩之处。此外，晁公武、洪迈、吕祖谦、朱熹和王应麟等诸多名家也对前三史有所评论。同时，专门评议汉代历史的史著除钱时的《两汉笔记》外，它如《两汉博议》20卷，陈季雅撰。季雅字彦群，永嘉人。史载其“质灵气迈，随闻而思，遇见能述，自高其材，不乐师授”，他曾为隆兴府教授。后授潭州教授，未上任，而“益闭门，尽抽古今文字，且诵且索，寝食失期度，务为周览遍学，钩得其要”，后著有《两汉博议》等书。［43］宋人盛称《两汉博议》“关涉犹大”，［44］是与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断、胡寅《读史管见》、范祖禹《唐鉴》、吕祖谦《大事记》及吕中《大事记》诸书齐名的评史著述。［45］今存该书前十卷依帝纪、表、志、传分类立目，后十卷则以人才、风俗、治效、官制、兵制、学校、取士、用人、财赋、史官等专题予以立目。其间既有总论，又有分论。在正文部分，他先设标题，再加以评论。如该书卷二“吕后·吕后本纪”下，标题为“论作史常体不过编年”。然后作者就此加以论说。应该说，作者不仅在记事内容的分类编排上有其合理之处，而且对两汉史事的论说亦不乏精彩之处。
宋人的汉史学研究并未局限于以上范围，随着史书编修形式的不断拓展，以及宋人对汉制的崇慕等多方面因素，南宋学者对两汉典章诏制的研究则更为突出。
其中宋人认为“两汉犹为近古”，于是从《史记》、两《汉书》中辑录汉代诏制者不乏其人。陈振孙言：“愚未冠时，无书可观，虽二史亦从人借。尝于班《书》志、传录出诸诏，与纪中相附，以便览阅。”［46］洪咨夔亦指出：其“假守龙阳，俗古事简，因得纵观三史，裒其所谓诏制书策令敕谕报誓约之成章者，凡若干通，事著其略，每帝以臆见系之，厘为若干卷，总曰《两汉诏令》，以补续书之亡。”［47］可惜洪咨夔的《两汉诏令》（30卷）已佚。今传世者有《西汉诏令》12卷，由北宋林虙采括《汉书》志、传，参之本纪，程俱纂成，凡401章。在具体辑录原则上，该书明确规定“凡直叙事实不载辞命者不录”，并且对一些颁行时间不明的诏令还做了简要说明。又《东汉诏令》11卷，南宋楼昉撰。据其《自序》，楼昉“幼嗜《西汉书》，每得一诏，辄讽味不忍释，噫，一何其沉浸浓郁、雍雍含咀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传中，录取诏令，考其岁月，以类相从，稡为一编，因循未果而吴郡林君德祖之书传焉”。于是他袭用林书体例，却编成了《东汉诏令》。在对诏令的考辨方面，此书明显稍详于林书。如《东汉诏令》卷1“春日下宽大书”，作者指出：“见《礼仪志》。此乃汉家典故，必光武所立，以无年，可附卷末”。在此楼昉采用末附形式存录了重要诏令。又如该书卷15“报东平王苍书”，作者指出：“见《本传》，地震在三月，则此报书疑当在三、四月间”。这是辨明时间例。再如该书卷10“追策杨赐”，作者考辨道：“按《本纪》，中平二年十月书杨赐薨，而《本传》赐策在九月。既云追策，不当反在薨前，当以《传》为正”。正因为如此，陈振孙称：“楼氏书近出，其为好古博雅，斯以勤矣！”［48］现今通行的《两汉诏令》系林、楼二氏之书合编而成，并且首附洪咨夔《两汉诏令序》，清四库馆臣虽正确指出该书非洪咨夔所撰，实系林、楼二氏之书合编而成，但未指明今传本为何人何时所为。今经考查，今传本实系元人苏天爵编刊传世。［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