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兴盛，往往与爱好史学以及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数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以文治国，崇尚史学，爱好甚至研治史学的人数极为众多。尤其到南宋时，朝廷出于着重编修北宋后期史以及整个南宋史的现实需要，先后任用过为数众多的史官，从而使得具有史官身份的人数极众。同时，私家著史风气相当浓厚，史学研究成果累累。这无疑反映出南宋史家的社会构成具有多样化的基本特色。
§§§第一节南宋治史者的多重身份
南宋史学的兴盛，与当时不同身份的士大夫纷纷从事治史活动密不可分。这些士大夫往往从自身学术研究的角度或自己惯常运用的学术研究手段出发，热衷于著史立说，其结果虽则使史学由此得以繁荣兴盛，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凭籍治史以便阐发自己的学说，或偏重展现自己的专长，以致使所治史籍带有明显的本学科色彩，对此今重点分三类情况对其分析如下。
一、讲求实证的史学家治史
北宋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期间，一则明确反对正统论，强调据实而书。他认为：“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1］二则摒弃神鬼怪诞之说，甚至不录奇节伟行。专心研读《资治通鉴》的晁公武就指出：“见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说，如屈原怀沙自沉，四皓羽翼储君，严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削去不录，然后知公忠信有余，盖陋子长之爱奇也。”［2］三则根据史籍存遗状况，坚持略远详近的编修原则。在《资治通鉴》全书所载1362年史事、共294卷之中，战国秦汉共622年，68卷；魏晋南北朝369年，共108卷；而隋唐五代371年，则有118卷。由此可见，司马光重在从客观实际出发，讲求真实地编修史著。
南宋李焘在运用司马光所创义例编修《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取舍史料则坚持做到：“旁采异闻，补实录、正史之阙略，参求真是，破巧说伪辨之纷纭。”［3］叶适对此评论说：“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皎然。”［4］清人更是称赞说：“文简此书，上据国典，下采私记，参考异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实粲然明备，实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5］在编修原则上，李焘同样坚持“详近略远”的编修原则。如据南宋末赵希弁记载：在其所见946卷本《长编》中，“太祖至英宗一百七十五卷，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6］从中明显可以看出愈至后，卷数愈多，记事愈详。在现今传世的七朝本《长编》中，李焘在注文部分则或注明史料来源；或详加考异；或存疑待考；或加以评论，其目的旨在追求史实的真实性。此外，李焘在编修《长编》之前，还重编过司马光的《百官公卿表》。史载：“（焘）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旁采家集、野史，增广门数，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光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7］可见《长编》的撰修，始于李焘重编《百官公卿表》。对该书所载史实，李焘在《序》中则言：“某既不自料，故追继光作，将以昭明祖宗之盛德大业，使众说咸会于一，不敢凿空架虚，荧惑视听。固当事事谨其月日，如古《春秋》，乃可传信。”［8］
除私修史著之外，李焘还参与了重修《徽宗实录》和编撰《四朝国史》等工作。他在《请求重行刊修〈徽宗实录〉札子》中指出：“若不就今文字未尽沦落，尚可着意收拾，同力整顿，日复一日，必至是非混乱，忠义枉遭埋没，奸谀反得恣睢，史官之罪大矣”！于是他要求对《徽宗实录》“仔细看详。是则存之，非则去之，缺则补之，误则改之。宜从元符三年正月至十二月，每事开具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何者为阙，何者为误，今合如何删修，仍进呈取旨。若一年义例既定，则余年自可仿此编集。此一无甚难者，但须检勘全备，辨证精审耳！”［9］在此李焘同样强调要对史实加以辨伪求实。
师法李焘的李心传编修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对于该书的编修缘由，许奕在给宁宗的奏状中指出：“臣伏见隆州乡贡进士李心传，博通群书，尤熟本朝故事。尝谓中兴以来明君良臣丰功盛列，虽已见之《实录》等书，而南渡之初，一时私家记录往往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垂之方来，何所考信？于是纂辑科条，编年记载，专以《日历》、《会要》为本。然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阙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久而成编，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0］可见该书的编修缘由主要在于汇集官、私方史料，以便对南宋中兴时的史事做到辨伪存真。
同时，李心传还编修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他在该书甲集《自叙》中就明确指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辑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有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分门著录。”可见他编修该书的目的是为保存史实，褒扬时贤。此外，李心传还撰有《旧闻证误》15卷。该书求真存实的目的更为明晰。清四库馆臣对此评论说：“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自朝廷制度沿革，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11］近人余嘉锡亦认为：“心传著书，专证人之误，纤悉必举。”［12］总之，通过对李心传编修史书缘由的详细分析，则可以明显看出他旨在存真求实。
除自己著史讲求求实存真之外，李心传在评论他人史著时，亦坚持以此作为品评标准。如他对吕祖谦和陈傅良及其著述就论说道：“近岁吕伯恭最为知古，陈君举最为知今。伯恭亲作《大事记》，君举亲作《建隆编》，世号精密。余尝考之，皆不免差误，亦随事辨之矣”。由此可见，即便是“世号精密”的《大事记》和《建隆编》，仍难免有误，为此李心传还做了考辨。又如他认为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条贯至善，今草本行于世者，于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亦由门人缀辑，前后不相顾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后，至于天祐之季，甲子并差。考求其故，盖《通鉴》以岁名书之，而文公门人大抵多忽史学，不熟岁名，故有此误。”［13］在此李心传明确指出；由于理学家朱熹的门人“多忽史学”，从而导致行世的《资治通鉴纲目》草本多有差误，这显然是合乎实情的推断。再如他认为王称的《东都事略》“尤疏驳”，熊克的《九朝通略》“颇讹舛”，［14］《中兴小历》“多避就，未为精博”，李丙的《丁未录》“纪载无法，学者弗称焉。”［15］这同样可以看出；作为史学家的李心传对史书的编修质量要求极高。
总之，除上述李焘和李心传之外，史家徐梦莘、陈均和高斯得等人无不以存真求实作为著史的最基本准则。不过，在对社会历史发展以及具体史事的看法上，南宋史家由于受到阶级和时代条件的局限，从而在所编修的史著当中，往往存在一定偏失。如李焘在编修《长编》时，便以“是元祐、非熙丰”作为最主要的编修主旨之一。李心传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则是其道学思想。他的弟子高斯得对此论述道：“秀岩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见其论著藏于明堂石室，金匮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后，穷极道奥，经术之邃，有非近世学士大夫所能及者。”［16］作为当世大儒的李心传，甚至把道学提到了关涉国家安危的程度。他说：“窃考道学之废兴，乃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17］这显然是有意抬高了道学的地位。凡此等等，均表明史家修史虽旨在尽力追求史实的客观真实性，但在记述史实、表述历史时，仍会受到自身历史观的局限。
二、注重说理的理学家治史
南宋统治者出于维护其现实统治之需，不仅官方组织力量大规模地编撰当代史，而且朝廷还积极鼓励私人著史。如李焘编修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孝宗令秘书省依《资治通鉴》纸样缮写进纳。这种现状对于以探研“性命道德”的理学家而言，若仅仅局限于抽象的哲学思维中，则难以趋时，也难以使理学发扬光大。为此，他们只有将理学和史学问题结合起来加以探讨，才可能使理学思想受到帝王的青睐。基于此，南宋理学家在探求性理命题时，大多能够结合历史加以分析说明。不过，由于理学家往往只是借助史学以便阐明义理，因此，他们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往往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
如前所述，朱熹的历史哲学是天理论。他认为：欲探究此天理，就必须研读经史典籍。因此，他指出：先王“其粲然之迹，必欲之效，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则是正墙面而立尔。此穷理所以必在乎读书也。”［18］这表明经训史册中存有天理。人们欲穷理，就需多读书，并且在阅读经史典籍时，有时更需多读一些史书。对此他曾形象地指出：“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而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19］对于读史目的，朱熹强调指出：“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20］如他认为：“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21］即《春秋》与《左传》结合着看，则可较完整地探知圣人笔削大旨及当时的治乱之事。他在批评读史者未能识别史书中所蕴含的义理时，指出：“昔时读史者，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时学者颇知其陋，则变其法，务以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其称史迁之书，讲说推尊，几以为贤于夫子，宁舍《论》、《孟》之属而读其书。然尝闻其说之一二，不过只是战国以下见识，其正当处不过是知尊孔氏，而亦徒见其表，悦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于夫子者，实未知所折衷也。后之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坠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亦不过审于利害之算而已。”［22］为此，他再次要求学者在“读书史、应事物之间，求其理之所在而已。”［23］以至于时人评论说：“朱先生惩谈高说妙之弊，只教人读书，寻义理为学。”［24］在编修史书时，朱熹同样以天理贯穿其中。以“编集”［25］见长的朱熹，所改编成的《资治通鉴纲目》则突出体现着重天理据史实的编修思想。他的《伊洛渊源录》，更是为了宣扬“圣贤之用，义理之正”。他所编就的《八朝名臣言行录》，则是按是否合乎其义理标准来取舍史材和评论人物。如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三“苏轼”事迹中，朱熹对其评论仅突出“笃于孝友，轻财好施”等方面，而未突现其文学成就。罗大经对此指出：“（朱）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编《名臣言行录》，于坡公议论所取甚少”。［26］由此可见，朱熹治史的确重在阐明义理。此外，在品评史书方面，朱熹仍以天理为其标尺。如他认为：“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对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他认为：“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27］总之，朱熹用理阐史，以史证理，其修史和评史均带有浓厚的理学色彩。
吕祖谦讲求以心论史和蓄德致用。他认为：“人心皆有至理，惟讲说则能兴起。”［28］这说明人心能反映出天理。同时，人心又有内、外之分，需要人们细心探求。如他在分析吴起时说：“起为人贪财好色。及为将，则与士卒同甘苦，非起前贪而后廉也。前之贪，贪财也；后之廉，贪功名也。”［29］由此可见，吴起无论为将前后的言行如何变化，他均存有贪婪之私心。为此，吕祖谦强调“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后德可蓄。”［30］在具体做法上，他指出：“国朝典故，亦先考治体本末及前辈出处大致。于大畜之所谓畜德，明道之所谓丧志，毫厘之间，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择善未精，非特自误，又复误人。”［31］当然，吕祖谦不仅强调蓄德，而且更强调经世致用。如他在将管仲与孔子的弟子加以比较时指出：“孔子诸弟子，若论趋向，固非管仲可比，使他见用，却恐未必有仲事业。学者看古人，要须看得至此。”［32］可见他更强调功利的作用。在观史方面，吕祖谦注重读史需精思以求致用。他说：“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33］在观看具体史书方面，他指出：“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书，皆当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34］在读史顺序上，他认为：“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35］对于《春秋》而言，他要求“学者当深观《春秋》，以察天理人欲之辨。”［36］在编修史书方面，吕祖谦编修的《历代制度详说》，则是其“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37］思想的必然产物。对于其《大事记》，韩淲认为：“吕丽泽深识治乱之情。”［38］总之，吕祖谦的治史观中含有理学成分，但其更偏重史学传统，尤其讲求史学的致世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