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注重探讨宋代史学思想的论文主要有：牟润孙的《两宋春秋学之主流》（见《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卢钟锋的《论胡安国及其〈春秋传〉》（《中国史研究》3/1982）、王东的《宋代史学与〈春秋〉经学》（《河北学刊》6/1988）、杨向奎的《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史学史研究》1/1989）、台湾吕谦举的《宋代史学的义理观念》（台湾《人生》1964年327期）、戴扬本的《南宋史学会通风气》（《华东师大学报》3/1991）、刘连开的《理学和两宋史学的新趋势》（《史学史研究》1/1995）和《宋代史学义理化的表现及其实质》（《广西大学学报》4/1997）、瞿林东的《两宋史学批评的成就》（《河北学刊》2/1999）、孙方明的《吕祖谦史学思想初探》（《西南师范学院学报》2/1983）、蔡克骄的《叶适史学思想初探》（《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1987），以及蔡东洲的《试论张栻的史学思想》（《天府新论》2/1992）等。论著主要有台湾宋鼎宗的《春秋宋学发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吴怀祺的《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版）、汤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2000年版），以及范立舟的《宋代理学与传统历史观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除以上学者以论文形式从不同方面深入探求宋代史学思想之外，宋鼎宗先生的著述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宋代春秋名家及其学说、春秋宋学的贡献及其影响，以及汉宋春秋学异同等问题。吴怀祺先生的著述通过对欧阳修、二程、邵雍、司马光、郑樵、朱熹、吕祖谦、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以及马端临诸人史学思想的重点探讨，从而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整个宋代时期的史学思想。汤勤福先生的著述则具体深入地探讨了朱熹的史学思想及其地位和影响等。范立舟博士的著述就宋儒传统的历史观念及其影响等多方面问题作了极为深入的探讨。
同时，对于正统论的问题，饶宗颐先生的《中国历史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既对宋代正统论问题有详明论述，又附有相关资料。相关论文则有台湾陈芳明的《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及其内容》（台湾宋史座谈会编辑出版的《宋史研究集》第8辑）、范立舟的《宋儒正统论之内容与特质》（见《宋代思想学术史论稿》（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蔡东洲的《宋儒的魏蜀正伪论争与改修〈三国志〉之风》（《四川师院学报》5/1993），以及王晓清的《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辩》（《中州学刊》6/1994）等。
3.论及宋代官方修史以及制度的论文主要有：金毓黻的《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1942年3卷8期）、许沛藻的《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上海师大学报》1/1989）、王德毅的《宋代的起居注与时政纪之研究》（《宋史研究集》第21辑）、《宋代的日历和玉牒之研究》（《宋史研究集》第17辑）、《北宋九朝实录纂修考》（见其著《宋史研究集》续集）、《宋神哲徽钦四朝国史修纂考》（台湾《幼狮学志》二卷二期）、《宋代的圣政和宝训之研究》（见林天蔚、黄约瑟主编的《唐宋史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出版）和《两宋十三朝会要纂修考》（《宋史研究集》第11辑）、日本周藤吉之的《宋朝〈国史食货志〉与〈宋史食货志〉之关系》和《宋朝国史的编纂与国史列传》（均见周藤氏的《宋代史研究》，东洋文库1969年版）、葛兆光的《宋官修国史考》（《史学史研究》1/1982）、凌郁之的《南宋修〈四朝国史〉考》（《苏州铁道师院学报》2/2000）、王瑞来的《宋代〈玉牒〉考》（《文献》4/1991）、孔学的《宋代〈宝训〉纂修考》（《史学史研究》3/1994）和《陆游及〈高宗圣政草〉》（《史学月刊》4/1996）、梁太济的《〈圣政〉今本非原本之旧详辨》（见《中国学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辑）、王云海的《〈宋会要辑稿〉研究》（《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增刊）等。其中王德毅先生以系列论文形式对宋代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玉牒、会要、圣政和宝训均做了深入的探讨，在宋代官方修史问题的探讨方面可谓用功最勤。专著主要有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初版）、宋立民的《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汤中的《宋会要研究》（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王云海的《〈宋会要辑稿〉考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陈智超的《解开〈宋会要〉之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等。蔡崇榜先生的著述侧重论述宋代官方的修史活动，重点对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和会要的资料积累、编纂写作以及制度沿革的全过程做了系统考察，并对宋代修史制度的特点及其弊病做了一般性归纳分析。宋立民先生的著述则以史官制度为研究中心，论述范围涉及史馆、编修院、起居院、二府修时政记、日历所、修实录院、修国史院、会要所、玉牒所以及其他史局，此外还论述了宰相监修制度，对宋代史官制度的特征、历史作用及其影响亦做了必要而富有意义的探讨。在宋会要的探讨方面，王云海、陈智超二先生的功绩最著。
4.论述宋代区域史学问题的论文主要有：万福曾的《宋南渡后蜀中之史学》（《大公报》史地周刊1930年2卷4号）、吴怀祺的《宋代地区性史学的特征的形成和浙东史学、蜀中史学》（见其著《宋代史学思想史》第八章附）、台湾宋晞的《南宋浙东的史学》（见其著《宋史研究论丛》（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8年印行）第三辑）、朱仲玉的《试论南宋浙东史学》（《浙江学刊》1/1988）、王德毅的《宋代福建的史学》（《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52期）、《宋代江西的史学》（《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1986年12月）和《南宋四川的史学》（《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38期，2006年7月），以及蔡崇榜的《宋代四川史学的特点》（《西南师大学报》4/1986）。其中吴怀祺先生较系统地论述了浙东和蜀中史学的基本特征，并且兼及江西史学的特点。王德毅先生对福建、江西和四川史学的发展状况则作了全面论述，宋晞、朱仲玉二先生对浙东史学进行了深入探讨，万福曾、蔡崇榜二先生对四川史学亦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探讨。在此需说明的是，蒙文通先生早在1938年基本完成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中虽列有“金华文献之传”和“西蜀、江西之史学”目录，可惜原缺。这表明蒙先生曾致力于对该问题的探究，但终未见刊布流传，实为憾事。
5.论及史书体裁以及史书编修形式的论文主要有：陈衍的《通鉴纪事本末书后》（《厦门大学季刊》4/1926）、崔文印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史学史研究》3/1981）、许在全的《试论袁枢与〈通鉴纪事本末〉—兼论纪事本末体的史学地位》（《福建论坛》4/1982）、彭久松的《〈通鉴纪事本末〉的成书及纪事本末史体的历史地位》（《四川师院学报》1/1984）、王德毅的《袁枢与〈通鉴纪事本末〉》（《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12、13期合刊）、李纪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体》（《宋史研究集》第28辑）、燕永成的《论纪事本末体在南宋的创立及运用》（《中华文史论丛》第77辑）、陈祖武的《朱熹与〈伊洛渊源录〉》（《文史》第39辑）、卢钟锋的《论朱熹及其〈伊洛渊源录〉》（《孔子研究》3/1990）、叶建华的《论朱熹主编〈纲目〉》（《文史》第39辑）、裴汝诚的《司马光长编法与李焘〈长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5/1984）、孙建民和凌皞的《宋代史学与长编法》（《学术月刊》3/1995）、刘芃的“长编体”和“纲目体”（见其著《论宋人撰集当朝史》（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的“编修特点”部分）、仓修良的《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文献》第16辑）、吴洪泽的《试论年谱的起源》（《宋代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等编）第四辑），以及仓修良和陈仰光的《年谱散论》（《史学史研究》2/2001）等。以上论文论及到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学案体、长编体以及年谱的产生、发展情况，其中有关纪事本末体的论述最多。
6.论及方志、金石、考据等专门史的主要论文有：朱士嘉的《宋元方志考》（《地学》杂志第23卷第2-4期，第24卷第1、2期）和《临安三志考》（《燕京学报》第20期）、黄苇的《论宋元地方志书》（《历史研究》3/1983）、刘纬毅的《宋代方志述略》（《文献》4/1986）、洪焕椿的《南宋方志学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史学史研究》4/1986）、王国维的《宋代的金石学》（《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崔文印的《宋代的金石学》（《史学史研究》2/1993）、美国鲁道尔夫（R.C.Rudolph）的《宋代考据学初探》（《亚洲研究季刊》第22卷第2期）、陈江的《宋代的考据之学》（《上海教育学院学报》4/1996），以及邹志峰的《宋代考据史学三题》（《史学史研究》3/2000）和《宋代历史考据学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文献》4/2000）等。以上论文对宋代方志、金石、考据的发展情况做了全面探讨。
7.注重探究宋代当朝史编修状况的专门性研究著作仅有刘芃的《论宋代撰集当朝史》（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分总体规模、历史原因、编修特点和史料价值四方面，对宋人撰修当朝史做了极为简明的论述。其中作者在论述编修特点时，指出“重编年，转相发明”，可谓论述颇为准确。但可惜全书仅六万字，故论述显得有些简略。
不过，具体探究南宋著名史家及其著述的专门性论著则相当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