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陈汉章调到公社水电站任副站长，这期间他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与对象周玉春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陈向红，他的弟弟参军到部队去了，妹妹也嫁了人，一家人生活得相当不错。就在这时——1966年的夏初，一个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从北京席卷而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批斗走资派和阶级敌人。作为边远山区的松江公社也未能幸免，公社的领导都被戴上黑帽子靠边站了，陈汉章作为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骨干，被推举为青阳县贫协会造反派组织“云水怒”松江纵队司令。下面各大队都设有“云水怒”造反中队，在名义上都归公社纵队领导。因此，陈汉章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要组织造反派召开全公社的批斗走资派大会，要到县里去参加各种会议，要给各大队造反派作指示，还要组织造反派头头们学习中央文件和毛主席最高指示，俨然是公社的一把手。那段时间，他吃住都在公社，很少有时间回家了。而这时他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不由他不分心去处理了。
周玉春与他结婚一年后，生下向红不久，他就到公社去了，周玉春一个人在家里要出集体工，要做家务，自然无法带小孩了，可一个不到一岁的小孩，没有人带是不行的，于是她就想请一个人带。请谁呢，思来想去，想到了上边屋里吕三翁妈。吕三翁妈与她有点亲戚关系，周玉春要喊她姨奶奶。于是，她就抱着向红去找吕三翁妈。吕三翁妈本不想给她带的，因为他们吕家与陈家是仇人。可是想到人家是公社领导的堂客，得罪不得的，自家成份不好，目前这运动来势凶猛，儿子都被批斗好几次了，要是把这关系拉好了，将来得到她一点庇护也好。于是就乐意地把孩子接了下来，只是声明要把孩子放在她家，因为她自家还有个小孙子要带。周玉春当然愿意，两家隔得近，来往喂奶也方便，她就把向红放在了吕家。吕三翁妈带向红当然是十分的用心，一段时间里把向红带得十分的好。周玉春的心里充满了对吕三翁妈的感谢，便将陈汉章拿回来的那些白糖饼干之类的计划物质拿一些送给吕三翁妈。对此，陈汉章很有意见，他说，人家吕三翁妈是地主婆，你把孩子放在她那里，还给她送东西，别人会说我分不清阶级阵线，我一个共产党员，公社造反派领导，怎么对别人说？可周玉春不依，她说，地主婆怎么了，她带小孩也是劳动改造，我们没给她一分钱，也没给她记工分，送点东西给她，是对她劳动的一点肯定，又没同她一口锅吃饭，怎么没分清阶级阵线？你要不给她带也行，你给我请个人来吧，可你又不管，把家里一摊子事全丢给我，我顾及得过来？陈汉章无法，只得由了她。没想到，没多久就真的出事了。
吕三翁妈的小孙子叫世新，才2岁多一点，正是那种刚学会跑和跳，对一切都感新鲜的年龄阶段，见来了一个小妹妹，自然十分高兴，便天天围着她转。吕三翁妈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两个小孩在一块玩，互相有个伴，也便于关照，有什么不好。可吕三翁妈的任务不全是带小孩，她还要负责洗衣煮饭喂猪等等诸多家务。因为儿子儿媳都要出集体工，接受劳动改造没多少时间在家里做家务，家务事就必然由她来完成。
这一天，吕三翁妈把小向红放在摇篮里摇得睡着了，她要小世新守在摇篮边，看到向红醒了就来喊她，她就提着篮子到屋后菜园里摘菜去了。等她摘了菜提到门前井边洗了，回到屋里来时，却听到向红的哇哇大哭声。吕三翁妈提脚就跑，与回来喂奶的周玉春几乎是同时赶到屋里，只见小世新手里拿着个农药瓶，对着进屋的两个大人说：“妹妹醒了，我给她喂了奶。”小向红满脸通红，一双小手使劲乱摆，口里吐出一堆白沫。
吕三翁妈一看不好，猛地甩了孙子两个巴掌，大骂：“你个遭天杀的狗崽子，你要了我的命咧！”
小世新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周玉春见女儿这个样子，急得六神无主，抱着女儿大哭：“我的崽，我的肉呀，这怎么办呀！”
“快，快到卫生院去！”吕三翁妈拉着她就走。
两个人抱着小孩急急地赶到卫生院时，小向红基本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医生看了说：“没办法了，这么小的孩子吃了农药怎么救？回去准备后事吧。”
周玉春当时就昏倒在地上，吕三翁妈哭得喘不过气来，心想，这下可死定了。
公社造反派领导的女儿在地主家被喂农药毒死了，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呀，这是阶级报复，是地主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三元大队“云水怒”的造反派们在队长陈喜良的带领下，立即行动，把吕家大小7人全部抓到大队部关了起来，然后派人到公社请示陈汉章怎么处理。
陈汉章那天正在办公室研究工作，听到消息大吃一惊，马上赶回家里，见到小向红浑身乌青的尸体，自然十分心痛，便埋怨堂客不听他的话，才酿下悲剧。他问清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心想，小孩子不懂事，不能全怪大人，何况这小世新还与自己沾着血脉哩，搞这么大的株连不好，可又不能放之不问，那么人们会说，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他对陈喜良说：“这件事是小孩不懂事造成的，不要这么大张旗鼓地上纲上线，你们将吕长禄留下来，问清他的农药是怎么来的，把农药放到家里做什么，弄清他的动机再做处理，其他人就全部放回去。”
陈喜良就是陈福清的儿子，是陈汉章的本家堂弟，当然听他的话，便遵照他的指示，把吕三翁妈、长禄嫂及其孩子们放了回去，只把吕长禄关了起来。经过几次审问，终于弄清了，农药是吕长禄出工给队里的禾苗治虫时截留的，只有一点点，目的是给菜园里的蔬菜治虫。可造反派能轻易放过他？你是阶级敌人，私藏生产队的农药，毒杀了公社造反派领导的女儿，这罪名小么？于是大队造反派一方面给公社和县里报材料，要求将他逮捕法办，一方面抓紧了对他的批斗。将他五花大绑，押着游乡，然后召开全大队的批斗大会，对他进行批斗，造反派们拳脚交加，把他打得浑身青紫。在审问中，陈喜良还提到了一件事，他问：“吕长禄，你们家在解放前是不是在地下埋过一坛金银珠宝？”
吕长禄已经被一顿拳头巴掌打得晕头涨脑，想说不知道又怕挨打，便说：“听说过，好像有这么回事。”
“埋在哪里？”陈喜良问。
“好像……好像在东厢房。”
“好，我们去挖，要是没挖出来，就小心打断你的狗腿。”陈喜良说着，就押着吕长禄，带着一班人马，拿着各种工具来到屋场丘，在吕长禄的指点下挖了起来，可把个屋场丘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看见，只得把吕长禄继续关了起来，等候县里和公社的指示。
这天是星期六，陈汉章回家去，当他抄近路走到猴子坡的竹林里时，长禄嫂猛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陈汉章一愣，忙问：“你怎么在这里？”
长禄嫂勉强笑了笑，说：“我特意在这里等你。”
“有事吗？”陈汉章不想与她纠缠，怕别人看见影响不好，便说，“有事明天到我办公室去说吧。”
长禄嫂突然双膝跪倒在他面前，磕了一个头，说：“陈司令，请你救救我男人呀！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的大恩大德。”
陈汉章呆住了，他迅速地四下里扫了一眼，见周围没人，便赶紧说：“你快起来，有事慢慢说。”便弯腰将她一把扯了起来。
“陈司令，我家长禄没罪呀！他是冤枉的，请你救救他，救救他呀！千万别将他送到牢里去呀！”长禄嫂双手捧着脸无声地放肆痛哭起来。
陈汉章心里一酸，伸手在她肩头轻轻拍了拍，说：“我心里清楚，你放心，我会尽力的。”说完，从她身边走过去，大步走了。
不久，县公安局来人到公社调查，陈汉章如实把情况叙述了一遍，说：“这事不是谋杀，不是反革命投毒，不要上纲上线把事情扩大了，只是对吕长禄进行批判，继续放在队里监督他劳动改造就行了。”县公安局采纳了他的意见，没有将吕长禄抓去。
送走县公安局来人，陈汉章就派人将陈喜良找来，对他说：“吕长禄的事就到此为止吧，你们批也批了，斗也斗了，其实直接责任不在他的身上，要是再继续关下去斗下去弄出人命来，也没有什么好处。”
“行！我听哥的。”陈喜良点点头答应了。
很快吕长禄就被放回了家，但由于他上次坐牢把体质拖跨了，这次又受到惊吓和打骂，回去就病倒在床上，不到两个月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