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事从小处做起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
——曾国藩
古往今来，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积累有素，厚积而薄发，一旦机会到来，乘势而上。除非****之世，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人的发展往往打破既定程序，就一般性而言，都从日积月累中戒就。曾国藩历来将眼界宏大与小处入手相提并处，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他还特别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印证他的结论。他曾有过这样的精采之论：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周文王是中国难得的圣人，但自早晨至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是夜以继日，处理政务直到天亮。这些圣贤勤劳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敢怠慢！诸葛亮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保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曾说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能够有所作为的。秦始皇用石来量书，不处理完毕不入睡；魏明帝自己代行尚书事，隋文帝批文件无暇吃饭，令卫士送餐，这些皆为后世所讥笑，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我认为天子或可以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的事，不知，问刑狱的事，尚不知，未可以为人臣效法也。大凡建功立事，一定以亲眼所见者为有效。如有车必见其车具，如有衣必见其襟袖，若为广见博闻的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手稿累筐。若为躬行实践的君子，必见其面色之兴奋，徒党对他的感慕。如果善于治民，必见其所居之民高兴的地方，离任时老百姓会十分眷恋他。假如善于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根据，而但凭心所揣度者为高，则将以空虚浅薄为哲理，而轻视务实，以崇尚空泛为贤能，而耻笑勤奋谦谨，何异于邓扬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稀里糊涂之中。亲者贤者，皆被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希望大业之成，不亦慌谬吗！孔子许诺仲弓为重要人才，而雍正以居敬为奉行简约之本，都一定是因为能够勤敬才无废事的。
我朝宣宗道光皇帝，临朝三十年，勤政法祖。每日寅正而始，阅览章奏，卯正而毕，事无滞留。1849年，圣上身体欠佳，自夏至冬，仍带病治事，不趋简便。1850年2月25日，始命皇四子代阅章奏，召见大臣。即今咸丰皇帝也。盖以七十天子，重病半载，其不躬亲庶政者，仅是生前病重的那一刻。为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亲细事给自己开脱吗？
曾国藩还从细微处做起，总结出成功人生应谨守的六个原则：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认为他的弟弟曾国荃虽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写信劝道：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再其次，则送情宜减，所渭用之者舒。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立世大智慧
事事从小处做起，则大事可成矣。曾国藩说：“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就是这个意思。
不拘泥于过去的做法
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以往成败
——曾国藩
唐太宗有三面镜子，其中之一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中国有效法古人的传统。尤其是遇到大是大非，以及难以决断的疑难事时，往往从老祖宗那里寻找答案。《资治通鉴》的编纂，也是让宋代皇帝吸取历史经验，作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经验都靠得住的，如果一味法古，拘泥于过去的做法，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往往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渚侯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爰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此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蚊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四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泰等人受到族诛。
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撤藩。大学士明珠也赞成，但另一位大学士索额图反对。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多时已占领了江南大部分省分。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八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其一些做法上能够看出来。唐昭宗的例子他认为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想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与卿决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咎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样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败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唐潞王虑石敬塘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塘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塘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氐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往往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
保持倔强以砥励志向
修身养性以少恼怒为本，办事以能够得欢心为本。
——曾国藩
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胸怀、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略，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以气度。
1863年3月9日曾国藩在给他的九弟的信中说：
肝气来时，不仅不能心和气平，而且丝毫无所恐惧，确有这种情况。别说你处于盛年这样，就是我逐渐衰老，也常有肝火不可遏制的时候。但应强迫自己抑制，制住怒气，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小能过此两关，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不让他过盛。降龙养心，伏虎养肝。古圣贤所讲的去欲，就是降龙；所讲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不让我们的欲望戕害我们的身体，性命罢了。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能少。建功业写文章都离不开倔强，否则，柔靡二字一事无成。孟子所讲的至刚，孔子所讲的贞固，都要靠倔强养成。我们兄弟都继承母亲的性格颇多，好处也正在倔强。如果能制住怒气以保养身体，保持倔强以砥励志向，就会前途无量。
在他的弟弟处于危难的时候，曾国藩又以去忿欲和存倔强以勉励。他在1864年5月25日《致沅弟》信中说：
在我的中庭有八块堂匾，它的跋中说：修身养性以少恼怒为本，办事以能够得欢心为本。弟积劳成疾，应当特别注意少恼怒。纪泽对待你像侍候父亲那样，你应当感到特别高兴才是。
数日后曾国藩再次给其弟国荃写信：
初十日接到你初七日申时来信，对我初四日所谈苏州、上海整顿粮饷一事，分析规划得非常详细明白，高谈阔论，可慰可敬。弟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好言相劝；即使弟弟自己发生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马上收敛。用这种看法推知弟的道德和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大致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出愤怒和激动。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就可以了。
曾国藩的倔强，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四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振作士气。
当曾国藩的弟弟也面临着他那样最需要倔强的时候，他及时地送去了，他说：
“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做大的羞耻。因此，男儿立身行事，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仅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功夫。
曾国藩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揉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的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展；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已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立世大智慧
建功业写文章都离不开倔强，否则，柔靡二字一事无成。孟子所讲的至刚，孔子所讲的贞固，都要靠倔强养成。我们兄弟都继承母亲的性格颇多，好处也正在倔强。如果能制住怒气以保养身体，保持倔强以砥励志向，就会前途无量。
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能够承受压力、承受打击，即自胜之力甚强，是成大事者必备要义之一。
——曾国藩
自胜之力，就是人的忍耐力，是人能够克服困难、承受打击的基本素质。曾国藩通过阅读古代典籍，认为，能够承受压力、承受打击，即自胜之力甚强，是成大事者必备要义之一。一般而言，人都有承受压力和困难的潜力，但能否承受大的压力和困难，就是识别一个人能否胜任做大事的标准之一。曾国藩晚年回忆说：平生受尽屈辱和谩骂，但矢志不移。后人评价曾国藩“坚忍成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梁启超就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治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欧美各国的人不必议论，古代的人不必议论，就说最近之人吧。曾国藩自少年始就有吸烟和晚起的毛病，后来，他决心改掉这个毛病。开始时毛病很顽固，很难改掉。曾国藩视之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曾国藩以后能率湘军攻克盘踞金陵十余年的太平军，与他能改掉十余年的陋习是同一种精神去处理的。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