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馆（相当于进士再深造后的结业），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想，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毛病。
《日记》中记载这样几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一位朋友新纳一小妾，年方十四，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与一帮文人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所谓“浑话”。这对本不紧张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种调剂。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姬甚美后，心中羡慕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国藩先聊了点学问，随后称赞这位朋友的“艳福”不浅。这还不算，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见之”，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国藩还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当天的《日记》写道：“押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年中有游思。”从曾国藩所记“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举动。岱云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于曾国藩没有忘情他的“狎亵”之举，因而他说的话都是“谐戏”之语，甚至在回家的路上，还浮想联翩。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连杀人这样的事都愿看，曾国藩觉得自己成不了理学家，“仁心丧尽”，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他又没事找事似地，到雨三的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说：“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处出来，已是很晚，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而归。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日屡邪视”，“耻心丧尽”，当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无法忍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乐意。
汤鹏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书，颇得曾国藩好评。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前往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汤的两个姬人，曾国藩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曾国藩早期《日记》的类似记载不限于以上几例。这说明血气方刚，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个正常人，他对女性充满了爱，尽管这种“爱”是在性意识支配下的形而下之“爱”，但至少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情感世界：他后来能够大成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曾国藩早年有“三大戒”，其中之一是戒色。他也认为，沉溺于此是妨碍事业的。他还认为，在外人面前，夫妻间尤不能过分亲密。虽然如此，曾国藩还是很难做到，骂自己是禽兽。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十五日，吴竹如来到曾国藩的寓所，与他久谈，吴竹如讲理学，并谈自己的体验，认为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对比之下，曾国藩也明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然每日自旦至夜，行坐自如，总有放松的意思，及见君子时，又偏觉整齐些，是非所谓掩著者耶？日记曰：《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论语》曰：“望之俨然。”要使房闼之际、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气象对之方好，独居则火灭修容。切记，切记！此第一要药。能如此，乃有转机，否则，堕落下流，不必问其他矣。
曾国藩自己承认，“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竹如来，久谈。久不克治，对此良友，但觉厚颜”。他说自己“明知体气赢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国藩这方面的“不敬”很快有了大的变化，成为庄重、诙谐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一个人。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他以后位及大臣，但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曾国藩为了实现“澄清天下之志”，针对自己的不良习惯，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后来都做到了。
吸烟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吸烟对人的精神有影响，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曾国藩认识到，应酬过多，精神就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此外，吸烟也对此有很大影响。他说：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
意识到危害后，他发誓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起戒烟，并作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烟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找朋友们下棋、聊天。日记中写道：“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不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访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曾国藩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吸烟的溺爱及戒烟的痛苦。
“三戒”之外，还有“一戒”，曾国藩没有戒成，这就是戒围棋。
曾国藩早年即有弈棋之好，同年好友聚在一起，往往先要弈棋几局，随后饮酒畅谈。但下棋须精神贯注，因此，很耗心血，往往几局结束，身体不能自如。曾国藩意识到此，决心把围棋也戒了，但几次戒也戒不成，有时观看别人下棋，大声嚷臂，“几欲自代”，这颇有点侯宝林大师相声中所说的味道。
曾国藩平日也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时不时去庆和园、天和馆听听戏，去琉璃厂逛街、购书买纸，“正业”之余也读点《绿野仙踪》、《龙威秘书》之类的“野书”。不过，下棋的嗜好，还是令曾国藩伤透了脑筋。照他自己的话说，即“溺情于弈”。曾国藩下棋始于何时，无从得知，但自入翰苑，经常为围棋所困，京中同僚友人如刘谷仁、何子敬、何子贞、黄鹤汀、汤海秋、毛寄云、朱廉甫、徐石泉、郭雨三、邓云陔等，都是他的棋友，隔不了几天，总要对弈几局。
沉溺于围棋，不仅有碍于进德修业，而且颇耗精力，友人劝他戒棋，他也横下心戒。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6月8日《日记》写道：“夜，与筠仙围棋二局，头昏眼花，以后永戒不下棋也。”谁能想到这次“永戒”竟没隔一日就破戒了。6月9日与“筠仙围棋，复蹈昨日之辙”，10日与“黄鹤汀围棋”，12日“饭后与筠仙对弈”。国藩很讲究养生之道，身体略感不适，便想到戒棋。6月20日，三度下决心戒棋。本日《日记》说：“徐石泉来，与同围棋数局。石泉去而余头昏眼花，因戒永不下棋。誓曰：如再下棋，永绝书香也。”既发恶誓，决不能再做“小人”，曾国藩忍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棋，至少《日记》没有记载。可是直到出京，终没有戒掉。至于后来，无论在军旅，还是在总督任内，围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越下越凶，每日非一二局不可，直到去世。曾国藩作为一个有毅力的人，一向做事有恒，惟独围棋立了多少恶誓硬是戒不了，走不出“围城”，连曾国藩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于此。实际是围棋能缓解紧张的一种精神“转移法”。
立世大智慧
其实，凡事不必走极端，性格、习惯、食色之性都只要适度而已；当然“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也是一理。或者可以这样说：曾国藩勇于改易并成功地改易了自己的品性，是其可敬处；围棋没有戒掉，还有一点嗜好在身，是其近人情处。人性是个翘翘板，既要处处在理，也要处处近情才是。
刚柔并用、自立自强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立自强才能成就大事。他指出，自古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即是成为圣贤的，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因而才能够独立不惧，坚定不移。
——曾国藩
“刚”是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曾国藩流泪的时候，人所不知，因为他是戴着面具的。
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他们身上不乏刚毅挺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刚”。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才能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人若无刚则无以自立，若不能自立则无以自强。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源泉，否则，生命则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持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它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它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悠哉悠哉，远离祸患。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
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逢、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惨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乏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以柔制刚，以柔克刚，运用于人格的自立自强上，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手持弹弓在后苑打鸟。忽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赵匡胤一听说有急事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见大臣听奏．然而，听奏后却认为事情不大，便斥责奏臣说：“这算什么急事！”奏臣对皇上的态度不满，随口说道：“这总比打鸟的事急吧！”赵匡胤恼羞成怒拿起斧柄向这位大臣的嘴上抡去，大臣的牙齿当即被打掉两颗，他不卑不亢地拣起被打落的牙齿。赵匡胤更火了：“难道你还想保存这两颗牙齿找我算后帐吗？”大臣说：“我怎敢与您论是非呢？这事史官自然会记的。”赵匡胤听了猛惊，连忙笑容满面的好言安慰，还送给这位大臣许多金帛。该大臣在权势和地位上是弱者，无以与至高无上的皇位抗衡，但他采用了柔弱的态度，却寓于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征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强暴，据理而争，自立自强的目的。
退步宽平，清淡悠久。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从而从中抽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人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何待？在人生难行的地段、在名利场中、在富贵之乡、在人际的是非面前，退让一下有何不好？所以说，为人处世，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自立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