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遵答道：“我朝建隆初年，新定《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一百零六条；太平兴国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又增一倍，到咸平中增至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五条。后又大删，十只存一、二。咸平年间制《仪制令》，大中祥符年间制《农田敕》，嘉佑年间制《禄令》、《驿令》。自庆历四年到嘉佑二年，大辟增六十条，流增五十条，徒增六十一条，杖增七十三条，笞增三十八条……”
许遵对刑律之熟，满朝文武，无人能出其右，但赵顼不让他背下去了。赵顼说道：“既然祖宗能增删，朕增一条案问自举有何不可？给罪犯以自新之路，如何便是挟情坏法？”
听到这里，吕诲明白了，司马光、范纯仁等人也明白了，吕诲参劾王安石的事，都被赵顼拉到了自己身上！
赵顼实在不想再说什么了，对张茂则说道：“弹文还给吕中丞，退朝！”
赵顼刚从龙床上站起来，司礼太监还未吆喝出“退朝”两字，一个清亮的声音从文德殿中响起：“臣有事启奏！”接着响起一阵朝靴踏地的橐橐声，一位官员从班后走到赵顼的龙床前，先深深一揖，然后躬身奏道：“臣吕惠卿有事启奏。”
随着吕惠卿的话音，文德殿里响起了一片嗡嗡声。今天朝会，因吕诲上本，已耽搁了大半个时辰。时已近午，年轻点的，肚子里早唱起了“空城计”；年老的如曾公亮一类人，已站得腰酸腿痛；更有几个尿急的，正憋得难受。时值盛夏，尽管文德殿高大宏敞，仍觉暑热耐受。更何况朝会人多，时间一长，空气中便增加了不少汗臭屁臭。众人正不耐烦，急着退朝。一听吕惠卿还有话说，众人既不满，又无奈，只拿眼睛看赵顼，希望从赵顼的嘴里蹦出退朝两字。
吕惠卿有事启奏，却是临时想起的。吕诲上本而赵顼不准，可以说是王安石和制置条例司的胜利，他吕惠卿自然是与有荣也。吕诲罗列的王安石的十大罪状，固然似是而非，真正涉及变法的，还没有一条。但既然说到制置条例司的不是，王安石不宜辩解，他吕惠卿可不能沉默了。他想借朝会上吕诲上本失败的机会，公开倡议变法，在“变”与“不变”上争论一番。又因王安石每有举措，均先在条例司内反复论难，十分把稳，他也想在王安石背上推一把。
赵顼见是吕惠卿奏事，说道：“奏来。”
吕惠卿朗声说道：“陛下朝乾夕惕，冀伸尧舜之道。制置条例司掌邦画计，更张政事，求强国富民之策。流俗辈造语中伤，危言以惑圣听，其心可诛。臣以为，变法何朝没有？譬如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如《月令》‘季冬饰国典以待来岁之宜’，《周礼》‘始和，布法于象魏’。有数年一变的，如唐、虞‘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一岁修法则’。有一世一变的，如‘刑罚世轻、世重’。有数十世而变的，如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有虽百世不变的，如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流俗辈岂有不知？”
吕惠卿语声朗朗，语气犀利，议论变法，举证确凿。但两句“流俗辈”把司马光激怒了。他出班向赵顼一揖，立即接口说道：“‘布法象魏’是布的旧法，如何是变？诸候有变礼易乐的，王巡狩则诛。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何变之有？譬如汉初之治，便是因为皆守萧何之法，虽庸人也知。”
吕惠卿见司马光出班与自己论难，精神亢奋起来。他下意识的看了王安石一眼，立即反驳：“萧何约法三章，其后为九章，自己先改了。惠帝废挟书律、三族令，文帝又废诽谤、妖言，废秘祝法，景帝继承惠、文二帝，如何是守萧何之法？”
司马光说道：“法变，所以汉亡。三代之法，可传之万世。如天复地载，日月运行，何以曰变？宰相当以道佐人君，制置条例，乃胥吏所为，设之中书，甚为不类。”
继吕诲上本，吕惠卿奏事，到司马光论辩，都是出人意表。王安石本不想多言，因司马光说到“宰相当以道佐人君”句，是在批评自己，也就不得不开口了。他出班说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三代之法，尚不能传一代，如何能传万代？君子当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说到这里，略停一停，看了司马光一眼，接着说道：“我朝享国百年，宰相坐而论道，政府不问财利，弄得‘府库空竭，闾阎愁困’。所谓‘条例乃胥吏所为’，胥吏即能富国，要宰相何用？”
赵顼年轻好事，听司马光和吕惠卿唇枪舌剑的争辩，听得眉飞色舞。就变法与不变法而言，因与王安石深谈过几次，一心想借变法中兴，但他是谁有理就听谁的。现在听吕惠卿说的有理，听司马光说的也有理，皱着眉头边听边想，正拿不准谁对谁错。王安石一开口，听得赵顼连连点头。“三代之法，可行万世”这句话，司马光曾对赵顼说过，今天是第二次说了。可是，正如王安石说的，“一代尚不能传，何以传万世？”司马光的话近于强词夺理了。只听王安石又说道：“其实天、地、日、月也变：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是小变也；日月之蚀，地震海啸，是中变也；陵夷谷换，沧海桑田，是大变也。天地万物，非不变也，是不知耳！”
赵顼不觉脱口说道：“安石言之有理。”
这时，苏轼忍不住高声说道：“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来，治财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其效茫如捕风……”苏轼文章好，辩才也甚了得。他言词清蔼，抑扬顿挫，姿态俯仰流连，真有骑龙白云之概。几句话一出口，听者便知道他是支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了。只听苏轼接着说道：“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于贫。陛下当崇道德而厚风俗，不当急功近利而贪富强！”*
赵顼仿佛听到有人轻声咕噜了一句：“放屁！”随即是一声压抑了的低笑。赵顼暗暗皱起了眉头，他对苏轼之言不以为然。因想自己自登基以来，食不甘味，卧不安枕，所为何来？为了寻求富民强国之策。苏轼不仅出语批评了条例司，也批评了他“急功近利而贪富强。”莫不是富民强国也错了？
苏轼的话音一落，吕惠卿立即反驳：“苏轼之言大谬！不闻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足兵便是富民强国。
吕惠卿今天挑起了争端，司马光和王安石相继参与辩论，司马光的意见遭到了驳正，这正合了吕惠卿的心意。苏轼一开口，吕惠卿便跃跃欲试，有心要压倒苏轼。苏轼原本对吕惠卿没有好感，苏辙在条例司，回家也曾说起过吕惠卿屡屡欲与他为难。现在见吕惠卿以“子贡问政”来反驳自己，冷笑一声说道：“吕大人何不再背下去？”不等吕惠卿开口，苏轼接着说道，“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民死，民无信不立。’不知吕大人有何话说？”
孔子说的“民无信不立”本也不错，但是人都饿死了，哪里还有“信？”子贡问政时有意把兵、食、信三者关系绝对化，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不能因此而只要“信”，不要“食”和“兵”；只要所谓的道德而不要民富国强。
这时司马光说道：“臣闻董仲舒有言，曰‘正其道而不谋其利，修其理而不计其功……’”
不等司马光再说下去，章惇一声断喝：“放屁！孝亲而不思得亲之欢何为孝？事君而不欲求君之获何为忠？射而不求中的何为射？食而不欲充饥何为食？事不求可，将任其不可乎？功不求成，将任其不成乎？司马光何出此迂腐之言？”
章惇的声音很高，简直就是在大声呵斥。众人熟知董仲舒之言，却也觉得章惇驳得的当。岂但的当，简直是淋漓尽致。董仲舒是汉武帝时的硕儒，便是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司马光在引述了董仲舒的两句话后，本欲展开论述的，是要在继苏轼之后作一皇皇大论，要义是一个“义”字，求义而不求利，这也是改革派和反对者的根本分岐所在。不想才说了两句，便被章惇打断了。章惇是什么人？持才傲物，眼高于顶。眼中只有王安石、苏轼两人，最是看不惯也看不起司马光，故有不逊之言。司马光和拥戴司马光的诸如范镇、文彦博诸人一时竟无从反驳。
争论到这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算是占了上风。此时赵顼站了起来，摆摆手说道：“别争了，此亦是理，彼亦是理，不必各执一端。”说到这里，他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民穷国弱，屈膝事外夷，朕这个皇帝做着也没趣！”随即又提高了声音说道，“朕今收天下遗利，以瞻军国，以济困穷，卿等应为国家度长絜大，剖烦柝滞，何必专守绳墨？”他看了张茂则一眼，张茂则随即一声吆喝：“退朝！”
*苏轼的这段话见于苏轼于熙宁二年十二月上的七千言疏中。（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出版本第8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