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者都是不可少的。前线的防卫部队极感缺乏，若想边界得以保全，军力的增强乃是先决条件。军饷加倍无疑跟凯撒收买军心有关，但另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原先每天一又三分之一塞斯特的军饷，是很古时代制定的标准，那时候的购买力和凯撒时代很不相同。现在，当首都的工人一天可得三个塞斯特的工资时，军队之所以还能用一又三分之一塞斯特召到士兵，只因为那是一种津贴，而且大部分是违法的。因此，要认真地改革军事制度，禁止军人以军饷为外快的现象——因为这只能加重百姓的负担——则惟有把军饷做适度地增加，把日薪订为二又二分之一塞斯特，尽管大为加重国库的负担，却是必要而又有益的一步。
凯撒自动或被迫支付的特殊款项之巨大实是难以想象的。战争的费用浩繁，在内战期间他许下的诺言也同样庞大。这是个坏例子，也是想忘却而不能忘却的；凯撒答应每个参战的士兵两万塞斯特，而每个不参加任何一派的首都公民三百塞斯特。这个诺言是太大了，但凯撒却是一个真正的王者，不可能食言。再者，许多要求施舍的他都慨允，在建筑上又花费得难以数计——在共和国的最后若干年，建筑上的疏忽到达可耻的程度。他在首都兴建的建筑——部分在高卢之战的时期，部分在此后——总值一亿六千万塞斯特。凯撒的财政治理成效可以由如下的事实见出：在他完全满足了种种公正的要求之后，公元前44年3月，他仍在国库中存了七亿塞斯特，在他自己的财库中存了一亿——这是共和国最盛时期财库的十倍。
摧毁旧有的派系，为新的国家提供合宜的建制、有效力的军队和秩序井然的财政，并不是凯撒的工作中最艰难的部分。意大利的真正复兴需要把全帝国所有部分——罗马城，意大利及各行省——都脱胎换骨地重新组织。现在，计我们试将帝国的旧状态与新状态的开端做一描述。
拉丁民族的优良家族很久以前就完全在罗马城消失了。凡是一国的都城，由本性使然，总比任何其他次级社团更易于丧失其本城的特质，甚至于会消失其本族的特质。在首都，上层阶级迅速地从城市的公共生活中撤出，以便以整个国家为其安身立命之所，而非以某一特定城市。在首都，无可避免的聚集了外国居民、为商业与享乐而来往的旅客、大批懒惰怠慢的群众、罪犯经济与道德破产的人（正由这个原因才成其所谓大都会），罗马尤其是如此。有钱的罗马人往往把他的城居视为一个住处而已。当城里的文职变成了帝国的行政官职，当市民集会变成了帝国统治者的集会，当自治的小宗族社团或其它社团在首府不能再存在的时候，罗马的一切社团生活便被告终。各式各样的人都从帝国各处涌向罗马，来投机，来****，来阴谋，来学习犯罪的手法，甚至来逃避法律的监视。
这些乃是起于大城的基本性质的弊端，此外更有一些偶然性的弊端，害处却可能更为严重。或许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城市像罗马这样完全缺乏维生能力的。一方面由进口，一方面由奴隶所做的家庭制造业，使得自由工业根本无法存在。古代一切社会的大恶——奴隶制度——在罗马暴露了其一切严重的后果。没有任何地方比大城里的望族或暴发户宅院中聚集的奴隶更多的。没有一个地方比罗马奴隶的人种更驳杂的——叙利亚人，弗利吉亚人，利比亚与摩尔人和希腊人的混血，吉泰人与伊比利亚人夹杂着日增的塞尔特人与日耳曼人。跟自由的缺乏密不可分的道德败坏，在形式的道德与精神的道德之间的可怕鸿沟，非常炽烈的呈现在城市中有教养或半有教养的奴隶中，其严重性远甚于乡村中像牛一样在锁链中耕作的奴隶。
比奴隶群更败坏的则是那些“在法律上”解放或仅是“事实上”解放的奴隶——行乞的乌合之众和暴发户，他们不再是奴隶，但又不是公民，在经济上，甚至在法律上，仍旧依赖他们的主人，但却充满了自由人的恣肆。这些人比任何阶层更受到大都会的吸引，因为大都会有种种利益可得，而零售商和小手工业几乎完全被他们包办。他们对选举的影响力也是出名的，在街头暴动方面，他们是领导角色，因为把商店和商场关门，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政府不仅对这种腐败袖手旁观，甚至还由于自私的政策而予以鼓励。凡被判过死刑的人，法律禁止留居首都。但由于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法令乃形同作废。人民集会须受监视，这个法令一开始即受忽视，后来则遭禁止，因为被视为对人民自由的不当限制。公共节庆如此铺张，以致七个普通的节庆——罗马节，平民节，众神之母节，谷神节，阿波罗节，花神节与维多利亚节——加起来就有六十二天，此外还有斗剑比赛以及许多其它特别的娱乐。以低价供应谷物——对于这种贫穷的无产阶级生活，这乃是不可避免的——则以最不谨慎的轻浮态度处理，面包用谷类价格的起伏严重得令人难以相信。而谷物的配给又等于是一帖官方的邀请，使那些缺粮的公民和不愿工作的人蜂拥首都。
种豆得豆。分帮立派的政府制度，对爱色斯的崇拜及类似的其它过度宗教崇拜，都可以在前述的事实状态中寻见其根本。人民不断的面临匮乏，甚至常常无物可食。没有任何地方比首都更无生命保障，此处的惟一独占行业乃是盗匪的职业杀人。把预谋中的牺牲者诱至罗马乃是杀害的预备步骤。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带武装卫士走进首都附近的乡野。
罗马城的外在状况跟这种内部的溃乱相配，似乎是对那贵族政府苛刻的讽刺。台伯河没有经过任何疏浚，只有那惟一的桥梁用石材重建过，至少建到台伯岛。七丘之城也未做过铲平工作，或许只有垃圾堆经过了一些改善。街道弯曲，狭窄，陡斜，人行道又铺设不良。一般房屋用砖材建造，又窄又高，令人眼晕，大部分是投机建筑商的手笔，给小业主之用，结果是建筑商肥死，小业主类如乞丐。在这贫民窟的旱海中，升起了那富人的豪宫，它们抢占了小房子的空间，正如它们的主人抢占了这些小人物在国家中的地位。这些豪宫的大理石石柱与希腊雕像跟朽败的神庙成了强烈的对比——庙里的雕像大部分仍为木刻。
街道、河岸、火警与建筑方面的官方监督几乎连想都未曾想过。水灾、火灾与倒塌经常发生，若说政府对这些事有些预闻，则也只是问问国家的神官，这些事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要对彼时的罗马有点概念，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伦敦，却有纽奥连的大批奴隶人口，加上君士坦丁堡的警察，加上近代罗马人闲散的性格，加上1848年巴黎的政治骚乱：这便是西塞罗与他的那派人所哀叹的共和国的荣光。
凯撒则尽量求改善而非哀叹。当然，罗马仍是一个大都会，任何企图，若想使罗马具有特殊的意大利风格，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不合凯撒的计划。在那希腊风、犹太风、埃及风及混合了世界各种特质的大都会亚历山大利亚，亚历山大找到了他的希腊——东方帝国的适当首都；同样，这新的罗马——希腊帝国的首府，地处东方与西方之间，不应当是一个意大利社团，而应当是许多民族的首都，却无任何特定的民族风格。为了这个原因，凯撒在罗马容忍异邦神祗的崇拜——如埃及神——甚至允许犹太人在首都举行他们怪异的宗教仪式。罗马的寄生民众无论何等令人嫌恶，他却并不反对他们的扩充。不仅如此，在节庆的时候除用拉丁与希腊语演戏之外，他还促使他们用腓尼基、阿拉米、叙利亚和西班牙等语演出。
凯撒虽然接受首都的现存基本性格，却努力改善那里普遍的可悲可耻的生活状态。不幸的是，最基本的罪恶是最难以消除的。凯撒无法取消奴隶制度，至于他是否有意限制首都的奴隶总数——在别处他这样做过——却必须存疑。首都的自由工业他同样难以创造。但他的伟大建筑计划则弥补了部分的失业问题，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虽微薄但正当的收入。
同时，凯撒尽力回避自由的无产阶级。由于把首都的谷物配给变为对数目固定的贫民的救济，因之而涌向罗马城的无业游民虽未完全停止，却受到了重大的限制。由于护民官受命对乌合之众采取严厉措施，也由大量的海外殖民，现存的无产阶级日渐减少。凯撒当政的几年，有八万殖民者被送往海外，其中大部分无疑来自首都的无产阶级。事实上，哥林多的殖民大部分是解放过的奴隶。依照传统，解放过的奴隶虽然不准任城中任何荣誉职，在殖民地，凯撒却允许他们加入当地的议会，无疑这是对殖民的鼓励。
这种移民必然不仅是暂时性的安排。无产阶级的不幸状态只能由规划良好的殖民政策改善，同时殖民的幅度几乎要不受限制，这是任何明理的人都知道的，凯撒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必然会维持这个政策，以减低那不断增殖的邪恶。首都重要必需品的价格也在设法控制。国库的重新组织与管理使他有控制的能力，此外还新设了两个谷物管理官，以监督包商和首都市场。
帮派会社原先有法律禁止，但效果不彰。现在，由于政府体制的改变却受到有效的遏制，因为随着共和派的消失，选举的腐败与暴力也自然消失了。再者，在克罗底亚法之下生长起来的帮派已遭解散，整个会社制度均受政府监督。古代已有的商会，犹太人的宗教结社，只向元老院报备即可，若成立长期的、有固定义务与聚会的会社，则须获元老院准许始可，当然也须君主的同意。
除此以外，警察与司法也较以往严格。法令——尤其有关暴行的——加强，共和国时的一项不合理的法规——凡被定罪的犯人，如果自动放逐，可以免除其刑罚的一部分——也被取消。凯撒详细的警令也大部分保存下来；如屋主须负责修补街道，用切过的石块将人行道沿着整幅宽度铺设，首都的狭窄街道只有夜晚才准车辆经过。对警察的监督则如以前一样，主要掌握在四个管理官手上，现在全市分成四个界线清楚的警察区，每人负责监督一区。
最重要的还有凯撒所兴建的首都建筑。凯撒将罗马人对建筑的爱与创建者对建筑的爱结合为一，他的成绩不仅使前期为政者的怠惰无地自容，向且更超越了罗马贵族的最佳成就，因为凯撒的天才远超于马尔奇与艾米利的平实之才。凯撒之超越他的先人，不仅在他建筑的幅度上，在他的大手笔上，也在他对于公益有真正政治家的领会。他的继承者大肆兴建庙宇与其他华贵建筑，他则在战神园新建了朱莉亚广场（Saepta Julia），以松缓罗马市场的压力——因为那里有公民集会场，有主要法庭，有货币交换所，又是忙人与闲人汇集之地。凯撒还在卡比托与巴拉了之间建筑了一个新的法庭，一个朱莉亚广场。
但这些成就只不过是完全重铸罗马的第一步。他还订下了其它计划：新的元老院，新的气派的集市，一座可以与庞培的剧场匹敌的新剧场，以亚历山大利亚被毁的图书馆为模式的拉丁与希腊公共图书馆（这是罗马城的第一座），还有一座战神庙，其辉煌与富丽要超乎以往所有的战神庙。更伟大的计划是淘干庞普丁沼泽，以新的运河导引台伯河水到适当的人工港。由这个计划，首都最大的敌人——疟疾——可得消除；极其有限的建筑空间可以大幅扩充，而罗马城可得久来极为需要的一个安全的海港。犹似统领可以移山填海，与大自然抗衡。
然而，罗马城固可由新秩序而宽敞与壮丽，却正由这新秩序而永远失去了它政治上的优越性。罗马城与罗马国为一体，这个观念固然事实上已逐渐显得荒谬，但它却是罗马共和国的中心观念，以致除非共和国灭亡，它是不会灭亡的。只有在凯撒的新国家中，这个观念才被弃置，而首都则被置于与其他大城平等的地位。事实上，凯撒的市政命令既是向首都发布，又是向其他城市发布的——由此又可以看出，凯撒不仅在努力治理，也在给每个事物恰如其分的名称。帝国时代的罗马，正由于它没有能力像别的社团一样自谋生计，因之它本质上不及其他城市。共和国时的罗马是一个匪盗丛聚之地，但它也是罗马国；君主时期的罗马尽管开始用三大洲的光荣与黄金及大理石来装饰，却不过是附着于贫民窟的皇宫所在地——总言之，不过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