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凯撒任执政官的时期，罗马人就几乎公认几个民主派领袖在联合统治共和国，而在一般人观念中，庞培显然居首位。富有阶级称他为“非公开的独裁者”，西塞罗则曾在他面前匍匐而归徒然。毕布拉斯最刻薄的嘲讽向他而发，在反对他的人士之私人集会中，最恶毒的言词也是以他为矢的。
这是意料中事。依照众人所见的事实，庞培是那个时代无可争辨的第一将军。凯撒虽然是明敏的政治领袖，演说天才无可否认，却非常不好战，性情几近优柔。这类意见流行已久，不可能期望那些出身高贵的乌合之众会去费心寻找事情的真相，为了传说中凯撒在塔伽斯河的英雄事迹而把已经形成的陈腐观念更改。凯撒显得只是在扮演副官的角色，去执行他的主官交下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博莱维阿斯、阿夫兰尼阿斯等能力较差的助手所完成不了的。
即使他做了总督，也未能改变他在一般人心目中的这种地位。阿夫兰尼阿斯不久以前也曾出任类似职务，但并未因之获得任何重要地位。若干年之前，数省往往交在同一总督手上，一个总督也常掌握四个军团的兵权。由于他所执掌的任务远在阿尔卑斯山之外，而日耳曼王子阿利欧维斯将其被罗马人认做朋友与邻居，因此在那里不可能发生有重要意义的战争。将伽宾尼欧一马维斯尼利亚法规保护下的庞培地位和凯撒由瓦亭尼亚法规所取得的地位相较，处处可见凯撒的不利。庞培所统治的几乎是整个帝国，凯撒却只有两省。全国的军队与国库几乎都绝对听任庞培指挥与运用，凯撒所能动用的军力则只有两万四千人。庞培可以自行择定退休的时间，凯撒的指挥权虽然相当长却是有限的。总之，海陆一切最重要的任务都交托在庞培手里，而凯撒则被派往北方，为首都做守望，以确保庞培的统治不受干扰。
但当庞培被联合执政团选为首都的统治者时，他所接下的实是超乎其能力的任务。庞培不懂治理，只懂下令。首都的骚动势如鼎沸，同时由过去和即将来临的变革所激扰，这个城市颇与十九世纪的巴黎类似——要治理这样一个城市没有兵力做后盾是极其困难的，而这个刻板而又像模像样的军人要想完成这极困难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事情不久就发展到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以致不论他的朋友或敌人——其实这两者都让他不便——在关乎他的事情上都可以自行其是起来。在凯撒外调之后，联合执政团仍旧主宰着世界的命运，却不能主宰首都街道上的****。
元老院也仍在维系着一个有名无实的政府，任随事情自然发展，其原因有数端：一、元老院中同情联合执政团的份子缺乏执政团的指令；二、反对联合执政团的元老则怒气填膺，采取了漠然或悲观的态度，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贵族阶级开始感觉到——即或尚未了解到——他们的根本无能为力。以当时的情势观之，罗马没有有决定力的政府，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中心。罗马人生活在青黄不接的状况下，贵族统治已毁，军事统治尚未成熟。罗马共和国固然比古代及近代任何国家更明了政治的种种原则，它也同样明白的展示了政治的无政府状态。
奇怪巧合的是，当凯撒在阿尔卑斯以北缔造历史业绩的时候，罗马本城却在上演着历史上最杂沓的政治闹剧。共和国的新摄政王并没有统治罗马，而只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生闷气，有时在别墅里自叹，有时在元老院里合叹。凡是仍然渴望自由与秩序的公民，都对这种无政府的紊乱感到恼恨，但由于完全缺少领导者，也无人可做顾问，便只能采取消极态度。
暴民却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快乐的竞技场了。小号的大人物是成千成万的。政治煽动变成了一个大行业，有其专业性的标志——破旧的袍子，蓬乱的胡子，长发飞舞，声音低沉——而得到丰富报酬的也不在少数。为了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戏院供不应求。希腊人，犹太人，由奴隶获得解放的自由民和尚未解放的奴隶，是定规的听众，也是公共集会上叫声最大的；而投票的处所却极少有有权投票的公民在场。
真正的权力握在有兵力的人手上；他们是出身高贵的冒险份子，他们召募了奴隶为斗剑士与黑卫兵。这些斗剑士与黑卫兵的主人开始时大部分属于民主派，但从凯撒——他是惟一懂得如何领导和控制民主派的人，——离开之后，一切规律尽行破坏，党员都各行其是。即使现在，这些人还是在自由的旗帜下兴高采烈地奋斗，但实在说，他们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反民主派。他们在不可少的旗帜上先写上人民之名，然后又写上元老院的或某个党派首脑的名。譬如说，克罗底阿斯就轮流为执政党、元老院和克拉苏而战（或自诩为此而战）。这些武装之徒的领袖们只有在迫害他们私敌时才捍卫他们的旗帜——例如克罗底阿斯反对西塞罗时，米罗反对克罗底阿斯时便是如此——他们的党派立场只是他们公报私仇的工具。这一段政治史上的群魔乱舞，确实可以写一段胡闹音乐来配一配。至于大量的谋杀，围攻住宅，纵火和首都内的其他暴力场面，我们也没有细说的必要了；嘘，叫，吼，啐，踩，以至于丢石头和拔剑相向更是家常便饭。
这个无法无天的剧场中的主要演员是普布利阿斯·克罗底阿靳，好几个摄政王已经利用过他，用他来对付伽图与西塞罗。这个人具有影响力，有才分，精力充沛，确实也是个举足轻重的党人；在他任护民官而能自行其是的时候，他追寻的是过分的民主政策。他把谷物免费供应市民，他限制检察官对不道德事件的指控，不准行政官用宗教规定阻止民众议会集会的进行。不久之前，为限制政治帮派的猖獗，对集会权订下了限制，他却把这些限制解除，他重新设置“街头集会”，这种集会采用几乎军事性的街头清算，无异是把首都的无产阶级——不论是自由的还是奴隶的——都正式的组织起来。当然，以自由之名而行的这些行为，也并不排除公民证书的买卖。像凯撒一样，这只凯撒的猿猴也用他大大小小的官职自肥，把自主权卖与属国的国王和城镇。
这种种事情，庞培都无动于衷地看着，若说他没有看出这如何严重地损害了他自己的权利，则他的对手却看出来了。为了要求遣回一个俘虏过来的亚美尼亚王子这种芝麻小事，克罗底阿斯竟有那个脸去跟罗马的摄政王争论，而这争论不久就变成了正式的仇恨，也正显示了庞培彻底的无助。一国元首竟要跟一个党人亲自用兵器来一较上下，可谓破败之极，而他使用武器起来又远不若克罗匠阿斯顺手。亚美尼亚王子的事他是被克罗底阿斯愚弄了，反过来他则把克罗底阿斯的敌人西塞罗从放逐中开释，因而使克氏成为他不共戴天的仇人。若说克罗底阿斯的一派使街道成为危险场所，则这位胜利的将军也同样放出了奴隶与拳击家为狼犬。随之而来的街头战中，将军自然败给煽动家了，而伽图则几乎不断的被克罗底阿斯及其党徒围困在庭院中。这一出奇怪的戏还有另一场特殊的表演，就是摄政王与那流氓竟竟相争取那名存实亡的政府的青睐。庞培，一部分是为了讨好元老院，允许将西塞罗召回，克罗底阿斯呢，则宣布朱利安法规为无效，并叫马卡斯·毕布拉斯公开作证，证明这些法规的通过是不合宪法的。
从这黑漆漆的闹剧中自然不会产生积极的成果，因为它最主要的角色根本不知自己演的是什么戏。即使像凯撒这样的天才，也得由经验才明白情绪的骚动已经完全用尽了，政治煽动已不再是通往宝座之途。在现在这共和与君主青黄不接的季节，如果还有两眼发直的人披上凯撒已经抛下的预言家法衣，拿起手杖，搬弄盖阿斯·葛拉丘式的伟大理想，则充其量只能算是权宜之计。民主的骚动由之而起的那个党派，实际实质已那么空泛，以致在决定性的纷争中它甚至连插脚的余地都没有。
我们甚至不能说这种混乱状态使中立的公民产生了渴望，希冀有一个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强大的政府。这类的中立公民主要居住在罗马城以外，因此未受首都暴乱的直接影响；而那些深受影响的人，也由于过去的经验——尤其是卡提林纳利亚阴谋——也已彻底倾向法治。那些真为首都的暴动而震惊的人，最恐惧的乃是法制被推翻后所产生的巨大危机，相形之下首都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倒不那么可怕。这种无政府状态惟一明显的结果倒是庞培的痛苦处境，因为他不断遭受克罗底阿斯党人的攻击，这在决定他未来的步骤时，则有实质的影响。
庞培尽管厌恶主动，这时他却不得不想办法来改变他跟克罗底阿斯与凯撒的关系了。克罗底阿斯使他落入的丢脸处境，必定使天性凝滞的他都感到愤怒了。但更重要的却是凯撒与他之间的关系的改变。他与凯撒这两个摄政王之中，他自己在政务的处理上是完全失败了，而凯撒则地位巩固，不再有任何顾虑与恐惧。凯撒不在乎是否可以得到允许，自行在他担任总督的南方一省——此省主要居民为罗马公民——征兵，使他的兵力增加一倍。他原先的任务是在意大利北方为罗马做看守，但他却领兵越过阿尔卑斯山，把辛布利亚人的一项入侵行动粉碎于伊始，两年之内（公元前58—57年）他即将罗马部队带至莱茵河及英伦海峡。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贵族们那种惯例地装做不闻不问，或仅是说说坏话，显然不发生作用。这个常被讥讽为优柔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军人的偶像了，是著名的胜利英雄了。他胜利的光辉使庞培陈旧了的桂冠失色——甚至早在公元前57年，元老院就颁给凯撒庞培从没有得过的荣誉。庞培同他的副手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和以前倒转了。凯撒是今日的英雄，是罗马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主人；庞培则是曾经著名的将军，但现在已经过时。
不错，在岳父与女婿之间还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但当两派的权力发生了实质的改变以后，政治的联盟实已从内部崩溃。同克罗底阿斯的争执只会令人恼怒，凯撒与庞培地位的调换却对后者形成真正的危险了。凯撒及其徒众以往曾寻求军力的支持以对抗庞培，现在庞培则不得不寻求军力的支持以对抗凯撒了。即使高高在上的庞培那般不喜欢抛头露面，却仍旧得争取某种特别的行政官职，使他得以与那高卢两省的总督并驾齐驱，或甚至凌驾其上。
他的策略和他的地位，正和密斯拉达斯战争时凯撒的一样。庞培为了平衡遥远但兵力优越的敌人，他也想求得类似的军事地位，于是他首先向政府机构要求。一年半以前，其实这是完全在他掌握中的。那时两个摄政王透过民众议事集会和元老院而统御全国；民众议事集会对他们绝对服从，把他们视为街头的主宰，元老院则完全慑于凯撒的威风。那时，庞培作为联合执政团的代表，也是公认的首脑，无疑可以从元老院与公民处获得任何他想要的任命——即使那任命是跟凯撒的利益相违背的。但他同克罗底阿斯的难堪争执使他失去了统御民众的力量，在民众集会上他的提议不再可能赢得赞许。元老院对他的态度尚不至于如此不利，但即使如此，在长久而致命的静蛰以后，他是否仍然掌握着大多数元老，使他们给予他所需要的任命，仍属疑问。
元老院——毋宁说一般贵族——也同时经历了改变。正由于它已经沉沦到最低程度，它乃获得了新的力量。在公元前60年的联合执政中，种种事情都已露了端倪，只是成熟的时机未至。伽图与西塞罗的退出，凯撒与庞培的姻亲关系，都明显地表露出君主政体性的流放和家族联盟。大部分公众，虽然对政治事件较为漠然，却察觉到君主政体的奠基工作越来越明了。
从那时开始，凯撒的目标显然已不是共和体制的修改，而是它的存亡。由于这个认识，许多有见识有地位而原先支持民主党的人，推崇凯撒为该党之首的人，现在都无可避免的倒向相反的一边。谈论“三君王”或“三头怪兽”的，已经不只是沙龙和乡村别墅里的人了。凯撒在发表其执政官演说的时候，拥挤的民众没有一丝声音，当这民主派的执政官走进戏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鼓掌。但是当摄政王的爪牙之一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公众则发出了嘘声，当一个演员说出反君主制度的或讽喻庞培的言语时，就连最持重的人都喝彩了。当西塞罗被流放，据说有两万公民，大部分为中产阶级，像元老们一样穿上丧服。当时有一封信曾说：“现在，没有比对民众党的厌恨更受民众欢迎了。”
摄政者们传下暗示，如果这样的反对继续下去，则骑士阶级将要丧失他们在舞台上的特殊新地位，而人民则将不能再得免费谷物。因此，人民在表示不满时开始谨慎，但不满却仍然存在。金钱手段则更为奏效，凯撒的黄金源源流入。产业经营不善的富人，有影响力但经济拮据的贵妇人，无力偿债的年轻贵族，陷于困境的商人与银行家，不是越过阿尔卑斯山亲领源头之水，就是向凯撒在首都的代理人求援；已经完全破产了的混混儿，凯撒是不予理睬的，但任何尚有体面的人，他却甚少拒绝。此外，他在首都兴建了相当多的建筑，上至执政官下至贩夫走卒，都因之得到利益，同时为了公共娱乐，他也花了大笔经费。庞培也做了类似的建树，但规模较为有限；他建筑了首都的第一座石材剧场，献礼的辉煌则前所未有。
这些措施自然会影响到相当多的反对者，尤其是首都中的，使他们对新秩序的态度趋于缓和。但这种贿赂办法却无法触及反对派的核心。现存的体制之深植人心，越来越明显，而政治上中立的民众，尤其是乡镇中的，赞成君主政体的极少，甚至根本不愿忍受它的到来。
如果罗马有其代表性的体制，则公民的不满可以在选举中得到自然的表达。在现存的情况下，立宪派者除了投身在元老院的领导下别无选择；元老院虽然已经败坏，却仍旧是合法共和国的代表与斗士。如此，现在显露了一个事实：元老院在已被推翻之后，却突然发现手上有庞大而可信的军队，比它推翻葛拉丘和苏拉时都更多更为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