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启功说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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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附录(7)

对于文艺才能与成就,董其昌的态度是非常客观公正的,“所谓文章天下至公,当其不合,父不能谀子,其论之定者,虽东坡无如荆公何。”这也就是古人“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的翻版。诗文书画有其客观标准,是则是,非则非,是非颠倒固不可,无是无非亦不可。当今书画界只有表扬家而无批评家,就是无视客观标准的存在,以为天下人都没有长眼、都没有长嘴。因此一些书画家经过市场恶炒,欺世盗名,以售其奸。世人信耳不信目,在这种情况下批评的缺席,就纵容了画商们的翻云覆雨。

郑为先生对董其昌盛赞莫是龙大为狐疑,认为董是连文、沈以及更早的赵都不放在眼里的,哪会称许莫是龙为南宗画的盟主。其实只要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记住“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就不难理解。董其昌崇拜莫是龙未必不是真事。现在留传下来的文字记录很清楚,这只说明董其昌在早年是这样想、这样说的。

理论与主义的正确与否,往往与其影响及生命力没有联系。科学的、正确的理论也许会消亡,而荒谬的理论却很有可能大行其道。以宗教论,佛教不可谓不博大精深、体系繁复,但是在印度却曾被铲除得一干二净。在这一点上,理论与思想问题,与政治有相似相通之处,也就是在历史上舞台,成败重于是非。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多位学者予以审视与批判,邓以蛰1957年为滕固的《唐宋绘画史》校阅而写的后记中说,滕固在上世纪30年代所写的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就是针对南北宗而发的,较之50年代学界争论南北宗热,要早二十年。滕固反对南北宗的学说,指出这一学说不符合历史事实。

南北宗作为艺术理论有很多可以商榷之处,董其昌却以这一理论武器奠定了松江画派的主流地位,他与其朋友、门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画家队伍,经过衍变,成为画界的统治势力。董其昌影响培育的既有官方庙堂的四王,又有在野的八大山人与龚贤。据张子宁考证,龚贤少时曾师从董其昌。依我拙见,在画风上,龚贤的树法就是从董其昌继承而来的。

董其昌拥有文人画家所有的优势条件,天分、学养、地位、阅历、人脉、财富以及年寿,这也造就了董其昌能够在书画艺术上集大成。作为书法家与画家,他创立了南北宗理论,是当时的权威评论家、鉴赏家,又是美术出版家,还是美术教育家,形成了多元化的复合优势。

文学艺术天才都喜欢自吹自擂“老子天下第一”,这是创造性劳动所必须拥有的自爱与自信,事实上,这既是自我肯定,也是自我激励。即使是中国这样重视谦逊的国家,自古以来的天才们也都在自我评价时不惜用上顶级的字眼,对庸才们的白眼视若无物,照犯众怒,李白就是典型的例子,“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纵使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这是何等的气魄!董其昌对自己的书画是非常之高自标许,他的两方印“大宗伯”与“太史氏”虽然可以视为官职印,历史上也还有别人这样用过,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在书画上用这样两方印,显然也是非常不可一世,骄矜满志的了。他坦言自己的书法“断不在唐人后乘也”,“不敢谓入古三昧,而书法至余亦复一变,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甚至说:“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见古人,亦恨古人不见吾,又云右军无臣法,此则余何敢言,然世必有解之者”,这种目空千古的口气,是多么的掷地有声!他还把自己和前代的赵子昂与文征明比较短长,分明是认为已经胜过了这两位前贤,等于是宣告划时代的巨匠就是自己。董其昌曾感叹“因思古人不可尽其伎俩”,也就是《千字文》之“器欲难量”的意思,其实今人亦有不可尽其伎俩者。

八董其昌品德是非与历史评价

历史人物的评价自古就是一个很难讲得清楚的难题,所以会有秽史,会有毛延寿似的人物,史官或作传的人一支笔很值钱,所以在国人还知耻怕羞的时代,连皇帝都敬史官三分。我曾研究过为什么过去韩昌黎等唐代文学家会那么生意兴隆,靠为人写碑传就可以日进斗金,这实在是因为树碑立传是关系到一个人千秋万代声名的大事。大手笔美言几句,就足以让传主流芳百世。反过来,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有时不知得罪了哪位,就可能被丑化贬低得不成样子。曹操就是一个典型,三国的哪路英雄不都一样杀人越货,以魏蜀吴三巨头而论,刘备、孙权都是无德无能的半文盲,惟曹操有勇有谋、文武全才,’诚为开天辟地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但是却在说书先生的嘴里、小说的文字中、戏曲的舞台上,被歪曲成了一个白脸大奸臣。在京剧里,同是英雄逃难,伍子胥担心船夫与浣纱女口风不严,结果船夫与浣纱女便自杀以示信,而《捉放曹》中的曹操却被编排成杀人灭口。明眼人一望即知,伍子胥与曹操所为一般无二,只是后代予以篡改。干人亦见、万人亦见的传统意义上的才子董其昌也遭受了同样的不幸。这可能是天嫉英才,虽然董其昌忧谗畏讥,处世非常谨慎,可是仍然名高招致毁谤。他自己在《爱人才为社稷计》中写道:“今夫世之小人,崇邪丑正,怀鳞甲,设机阱,以坏天下人才为事者比比是也”(《董其昌研究文集》第651页),言辞沉痛,可见他不是不知自己的处境。小人无法奈何得了,因此只能以造谣与诽谤来补偿可怜的自卑心。董其昌以平民靠读书博得功名,位极人臣,既富且贵,而又诗文书画无不超凡入圣,人比人,气死人,实在也是让庸才们眼里容不下、肚子里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正像陈继儒为《寿玄宰董太史六十序》里记录的,董其昌曾对他讲,只求“博得一活胜人足矣”,因为其时董仍在世,所以肯定这是他的原话,也是他的行动,而活胜人,适足引来栽赃与陷害。才高招谤,自古而然。

直到现在出版的与董其昌有关的图书,还常看到这种烙印,最荒唐的是把董其昌描写成恶霸地主。这四个字是莫须有的罪名,当年就是用来杀人的。书画界颇为流行的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一书中,在《画禅室随笔》一篇的文后按语,就很刺目地写道“董其昌虽为一代书画宗主,影响于清代书画界者至巨,但其人则恶霸官僚地主,激起人民公愤,致焚其所居。但其在书画界之地位终不可没,不以人废言可也。”语气中几乎是铁案如山的意思,其实在一部书画理论选本之中,本来就没有必要对所选的各家都进行人品、身份、德行的考量评语,可是流毒所及,俞剑华也不免附和,而且经他所编的书,又扩散加深了后人对董其昌的成见,这一点显然是俞剑华此书的瑕疵。学术的批评与道德的批评是两码事,我不反对在历史文选中对作者的品德加以议论,但是如果只针对董其昌,那么就有失公平——同书中别的书画家就没几人遭到同样对待。若说恶霸官僚地主,自中国有史以来,哪朝哪代的高官名流又是例外呢?两个世纪来,我可能是第一个站出来为董其昌此案当辩护律师的,试述我的理由如下:

董其昌在世时,一代学者、文人与思想家皆与之交,而他还当过皇长子的老师,仅此一条就证明他不可能是品德败坏之辈,因为中国人自古以道德立国,礼仪之邦,岂有名流权贵而结交恶霸的道理;更何况皇室给龙子龙孙请教师,历朝历代都要求德才兼备。以前国人是很重视品德作风的.可能是这几十年的风气所致,人们以讹传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硬诬董其昌为恶人。当然,人品德性之外,才艺也是在古代社会中极受青睐的,所以会有“逢人说项”等成语。据锦绣出版的《董其昌》一书,董其昌在翰林院能受到翰林大学士王锡爵的赏识,就是因为书法水平。董其昌在当时社会中的人缘与关系,除了个人魅力以外,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他的书画的名气与成就。

陈继儒《寿玄宰董太史六十序》有言“公预敕门者无内客,无献廷实,****将与陈子探梅山中,或放而至于三泖五湖,犊车渔舟,不得而迹也”,以董其昌的名位,六十大寿却能做出如此安排,其清正廉洁,恐怕是今人都无法相提并论呢!即使不是贪官,名高位显、有权有势者六十大寿也是一个收礼的极体面而堂皇的机会。陈继儒此文中写道:“余日公有三无,笔下无疑,眼中无翳,胸中无一点杀机,此三点皆公寿征也。”这也是史料记载中不止一人的看法,说明董其昌为人是和善平易的。

现有史料证明董其昌确实与当地的民众发生过冲突,成为一桩公案。从法律的常识出发,任何案件的原被告双方,都会为自己辩护,双方都有可能胜诉或败诉,在证据齐全进行判决前,对当事人要作疑罪从无的“无罪推断”,这样也是公正的、合乎法治精神的态度。民众抄了董其昌的家,可能是董其昌一家激起了民愤,也可能是暴徒凶民找借口打家劫舍。顺便说一句,当年运动中倡导的“造反有理”其实是植根于更早的一种极端错误的强盗理论,造反有理还是没理,全取决于评判者的立场,当年鼓吹“造反有理”的人,其实指的是造对手的反,若是有人来造他的反,他一定马上改口宣布“造反无理”了!所以,可以得出结论,造反的不见得一定就有理,也不是永远有理。如果这个逻辑推理成立,那么董其昌也可能是无辜的受害者。其实《明史稿》在《董其昌传》中已经写得很明白,“不激不随”、“性和易”,钱谦益也在小传中说董其昌“和易近人,不为崖岸,庸夫俗子皆得至其前,精赏鉴,通禅理,终日无一俗语。”如果这样的人是恶霸地主,那么就等于说凡是地主就是恶霸,进而言之凡是巨富都是恶霸,只能说是仇富心理作祟了。自’古以来绿林好汉就有劫富济贫的旗号,其实查一查历史记载就明白了,无论何朝何代,强盗劫富是实打实的,何尝有什么济贫?所以,周作人在文章中对李自成、洪秀全、义和拳祸国殃民痛加揭露,这是题外话,且按下不表——董其昌在生活中连一句俗气的话都不会说,其人品、志行之清高雅致就不言自明了。胡兰成在《禅是一枝花》里有一个妙论,那就是并非想高雅,而是本来是想要迎合世俗的,无奈总是迎合不上,不得不高雅——移来形容董其昌正合适。

所以,董其昌与地方民众的冲突,哪方有理还真不好讲。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当时董的家人有过错,也不等于董其昌是恶人,看看京剧就知道,即使贤良忠臣,子弟或奴仆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也很多,《海瑞罢官》就是很相似的例子。总之,不要用所谓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妄议古人。最明智的策略就是只选择古人留下的遗产,而不要去纠缠古人留下的是非。若是董其昌为非作歹遭到民众反抗而被抄,他的声誉必然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而仕途肯定也要断送。历史记载却相反,他在被民抄后又出山并且荣任高官。后来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并没有移居他乡。这说明他的对头们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而他的同乡与亲友显然也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晚年生活是很幸福快乐的,而这当然说明他身边的环境非常友好而轻松。

按照董其昌的性格与为人处世风格,他应当是不为已甚的,凡事有度。我们不能下结论说他没有做过同时代其他的官宦都做过的欺霸之事,只是他之所为,当时同时代同一层次的人一般都会做的。在对人物进行道德评价时,必须要与同一社会环境、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例如,明代实行一夫多妻制,文人士大夫有妻有妾很正常,董其昌家中多几个女人,就谈不上什么****或流氓成性,站在今天的道德立场上指摘他

“习房中术”更是多此一举,因为对董其昌来说不讲究御内采战养生之道恐怕才不正常。如果同时代所有官宦都贪污纳贿、巧取豪夺,则不可独骂董其昌一人敛财无道,否则就有失公平。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得好:“人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谓拂人之性,好之不惟损德且以杀身。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还吾性中所有,圣人复起,亦得我心之同然,非失德也。孔子云‘素富贵,行乎富贵。’人处得为之地,不买一二姬妾自娱,是素富贵而行乎贫贱矣。”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没有一点掩饰,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道德观!后现代的女权主义者看了不吐血才怪。

美术史论界对于《画说》、《画旨》被分别收入董其昌和莫是龙的名下表现出极大的考证热情,把一个其实挺单纯的同文异收的事情,搅得似乎是关系到剽窃与品德气节的大题目,上纲上线,实在是无聊,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古人对于著述既严肃又随便,所谓严肃是对正经的文体,而随便是指札记、随笔、掌故。几段画论,无论是书画界朋友们一起聊天时常会有的议论,谁都可能记下来,因此,收到谁的集子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甲乙两人是知友,聊天时甲说了一个见解,乙记下来了,你说著作权该判给谁?更进一步,若是甲说这个话题时乙也说了话,二人交谈甚为投机,彼此启发,一番妙论,然后各自笔录下来,又算是何人的著作权?就像是南北宗这种词汇,当时的文化艺术界是日常谈论难免提到的,是不是董其昌第一次把南北宗与画联系到一起,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再加上这两位都既能诗文又擅书画,无论是著述还是随手题写记录,都未必刻意标明出处,兼之他们的书大都是后人代为整理汇集的,很难准确界定每段文字真正的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