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艺才能与成就，董其昌的态度是非常客观公正的，“所谓文章天下至公，当其不合，父不能谀子，其论之定者，虽东坡无如荆公何。”这也就是古人“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的翻版。诗文书画有其客观标准，是则是，非则非，是非颠倒固不可，无是无非亦不可。当今书画界只有表扬家而无批评家，就是无视客观标准的存在，以为天下人都没有长眼、都没有长嘴。因此一些书画家经过市场恶炒，欺世盗名，以售其奸。世人信耳不信目，在这种情况下批评的缺席，就纵容了画商们的翻云覆雨。
郑为先生对董其昌盛赞莫是龙大为狐疑，认为董是连文、沈以及更早的赵都不放在眼里的，哪会称许莫是龙为南宗画的盟主。其实只要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记住“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就不难理解。董其昌崇拜莫是龙未必不是真事。现在留传下来的文字记录很清楚，这只说明董其昌在早年是这样想、这样说的。
理论与主义的正确与否，往往与其影响及生命力没有联系。科学的、正确的理论也许会消亡，而荒谬的理论却很有可能大行其道。以宗教论，佛教不可谓不博大精深、体系繁复，但是在印度却曾被铲除得一干二净。在这一点上，理论与思想问题，与政治有相似相通之处，也就是在历史上舞台，成败重于是非。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多位学者予以审视与批判，邓以蛰1957年为滕固的《唐宋绘画史》校阅而写的后记中说，滕固在上世纪30年代所写的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就是针对南北宗而发的，较之50年代学界争论南北宗热，要早二十年。滕固反对南北宗的学说，指出这一学说不符合历史事实。
南北宗作为艺术理论有很多可以商榷之处，董其昌却以这一理论武器奠定了松江画派的主流地位，他与其朋友、门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画家队伍，经过衍变，成为画界的统治势力。董其昌影响培育的既有官方庙堂的四王，又有在野的八大山人与龚贤。据张子宁考证，龚贤少时曾师从董其昌。依我拙见，在画风上，龚贤的树法就是从董其昌继承而来的。
董其昌拥有文人画家所有的优势条件，天分、学养、地位、阅历、人脉、财富以及年寿，这也造就了董其昌能够在书画艺术上集大成。作为书法家与画家，他创立了南北宗理论，是当时的权威评论家、鉴赏家，又是美术出版家，还是美术教育家，形成了多元化的复合优势。
文学艺术天才都喜欢自吹自擂“老子天下第一”，这是创造性劳动所必须拥有的自爱与自信，事实上，这既是自我肯定，也是自我激励。即使是中国这样重视谦逊的国家，自古以来的天才们也都在自我评价时不惜用上顶级的字眼，对庸才们的白眼视若无物，照犯众怒，李白就是典型的例子，“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纵使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这是何等的气魄！董其昌对自己的书画是非常之高自标许，他的两方印“大宗伯”与“太史氏”虽然可以视为官职印，历史上也还有别人这样用过，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在书画上用这样两方印，显然也是非常不可一世，骄矜满志的了。他坦言自己的书法“断不在唐人后乘也”，“不敢谓入古三昧，而书法至余亦复一变，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甚至说：“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见古人，亦恨古人不见吾，又云右军无臣法，此则余何敢言，然世必有解之者”，这种目空千古的口气，是多么的掷地有声！他还把自己和前代的赵子昂与文征明比较短长，分明是认为已经胜过了这两位前贤，等于是宣告划时代的巨匠就是自己。董其昌曾感叹“因思古人不可尽其伎俩”，也就是《千字文》之“器欲难量”的意思，其实今人亦有不可尽其伎俩者。
八董其昌品德是非与历史评价
历史人物的评价自古就是一个很难讲得清楚的难题，所以会有秽史，会有毛延寿似的人物，史官或作传的人一支笔很值钱，所以在国人还知耻怕羞的时代，连皇帝都敬史官三分。我曾研究过为什么过去韩昌黎等唐代文学家会那么生意兴隆，靠为人写碑传就可以日进斗金，这实在是因为树碑立传是关系到一个人千秋万代声名的大事。大手笔美言几句，就足以让传主流芳百世。反过来，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有时不知得罪了哪位，就可能被丑化贬低得不成样子。曹操就是一个典型，三国的哪路英雄不都一样杀人越货，以魏蜀吴三巨头而论，刘备、孙权都是无德无能的半文盲，惟曹操有勇有谋、文武全才，’诚为开天辟地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但是却在说书先生的嘴里、小说的文字中、戏曲的舞台上，被歪曲成了一个白脸大奸臣。在京剧里，同是英雄逃难，伍子胥担心船夫与浣纱女口风不严，结果船夫与浣纱女便自杀以示信，而《捉放曹》中的曹操却被编排成杀人灭口。明眼人一望即知，伍子胥与曹操所为一般无二，只是后代予以篡改。干人亦见、万人亦见的传统意义上的才子董其昌也遭受了同样的不幸。这可能是天嫉英才，虽然董其昌忧谗畏讥，处世非常谨慎，可是仍然名高招致毁谤。他自己在《爱人才为社稷计》中写道：“今夫世之小人，崇邪丑正，怀鳞甲，设机阱，以坏天下人才为事者比比是也”（《董其昌研究文集》第651页），言辞沉痛，可见他不是不知自己的处境。小人无法奈何得了，因此只能以造谣与诽谤来补偿可怜的自卑心。董其昌以平民靠读书博得功名，位极人臣，既富且贵，而又诗文书画无不超凡入圣，人比人，气死人，实在也是让庸才们眼里容不下、肚子里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正像陈继儒为《寿玄宰董太史六十序》里记录的，董其昌曾对他讲，只求“博得一活胜人足矣”，因为其时董仍在世，所以肯定这是他的原话，也是他的行动，而活胜人，适足引来栽赃与陷害。才高招谤，自古而然。
直到现在出版的与董其昌有关的图书，还常看到这种烙印，最荒唐的是把董其昌描写成恶霸地主。这四个字是莫须有的罪名，当年就是用来杀人的。书画界颇为流行的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一书中，在《画禅室随笔》一篇的文后按语，就很刺目地写道“董其昌虽为一代书画宗主，影响于清代书画界者至巨，但其人则恶霸官僚地主，激起人民公愤，致焚其所居。但其在书画界之地位终不可没，不以人废言可也。”语气中几乎是铁案如山的意思，其实在一部书画理论选本之中，本来就没有必要对所选的各家都进行人品、身份、德行的考量评语，可是流毒所及，俞剑华也不免附和，而且经他所编的书，又扩散加深了后人对董其昌的成见，这一点显然是俞剑华此书的瑕疵。学术的批评与道德的批评是两码事，我不反对在历史文选中对作者的品德加以议论，但是如果只针对董其昌，那么就有失公平——同书中别的书画家就没几人遭到同样对待。若说恶霸官僚地主，自中国有史以来，哪朝哪代的高官名流又是例外呢？两个世纪来，我可能是第一个站出来为董其昌此案当辩护律师的，试述我的理由如下：
董其昌在世时，一代学者、文人与思想家皆与之交，而他还当过皇长子的老师，仅此一条就证明他不可能是品德败坏之辈，因为中国人自古以道德立国，礼仪之邦，岂有名流权贵而结交恶霸的道理；更何况皇室给龙子龙孙请教师，历朝历代都要求德才兼备。以前国人是很重视品德作风的．可能是这几十年的风气所致，人们以讹传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硬诬董其昌为恶人。当然，人品德性之外，才艺也是在古代社会中极受青睐的，所以会有“逢人说项”等成语。据锦绣出版的《董其昌》一书，董其昌在翰林院能受到翰林大学士王锡爵的赏识，就是因为书法水平。董其昌在当时社会中的人缘与关系，除了个人魅力以外，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他的书画的名气与成就。
陈继儒《寿玄宰董太史六十序》有言“公预敕门者无内客，无献廷实，****将与陈子探梅山中，或放而至于三泖五湖，犊车渔舟，不得而迹也”，以董其昌的名位，六十大寿却能做出如此安排，其清正廉洁，恐怕是今人都无法相提并论呢！即使不是贪官，名高位显、有权有势者六十大寿也是一个收礼的极体面而堂皇的机会。陈继儒此文中写道：“余日公有三无，笔下无疑，眼中无翳，胸中无一点杀机，此三点皆公寿征也。”这也是史料记载中不止一人的看法，说明董其昌为人是和善平易的。
现有史料证明董其昌确实与当地的民众发生过冲突，成为一桩公案。从法律的常识出发，任何案件的原被告双方，都会为自己辩护，双方都有可能胜诉或败诉，在证据齐全进行判决前，对当事人要作疑罪从无的“无罪推断”，这样也是公正的、合乎法治精神的态度。民众抄了董其昌的家，可能是董其昌一家激起了民愤，也可能是暴徒凶民找借口打家劫舍。顺便说一句，当年运动中倡导的“造反有理”其实是植根于更早的一种极端错误的强盗理论，造反有理还是没理，全取决于评判者的立场，当年鼓吹“造反有理”的人，其实指的是造对手的反，若是有人来造他的反，他一定马上改口宣布“造反无理”了！所以，可以得出结论，造反的不见得一定就有理，也不是永远有理。如果这个逻辑推理成立，那么董其昌也可能是无辜的受害者。其实《明史稿》在《董其昌传》中已经写得很明白，“不激不随”、“性和易”，钱谦益也在小传中说董其昌“和易近人，不为崖岸，庸夫俗子皆得至其前，精赏鉴，通禅理，终日无一俗语。”如果这样的人是恶霸地主，那么就等于说凡是地主就是恶霸，进而言之凡是巨富都是恶霸，只能说是仇富心理作祟了。自’古以来绿林好汉就有劫富济贫的旗号，其实查一查历史记载就明白了，无论何朝何代，强盗劫富是实打实的，何尝有什么济贫？所以，周作人在文章中对李自成、洪秀全、义和拳祸国殃民痛加揭露，这是题外话，且按下不表——董其昌在生活中连一句俗气的话都不会说，其人品、志行之清高雅致就不言自明了。胡兰成在《禅是一枝花》里有一个妙论，那就是并非想高雅，而是本来是想要迎合世俗的，无奈总是迎合不上，不得不高雅——移来形容董其昌正合适。
所以，董其昌与地方民众的冲突，哪方有理还真不好讲。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当时董的家人有过错，也不等于董其昌是恶人，看看京剧就知道，即使贤良忠臣，子弟或奴仆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也很多，《海瑞罢官》就是很相似的例子。总之，不要用所谓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妄议古人。最明智的策略就是只选择古人留下的遗产，而不要去纠缠古人留下的是非。若是董其昌为非作歹遭到民众反抗而被抄，他的声誉必然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而仕途肯定也要断送。历史记载却相反，他在被民抄后又出山并且荣任高官。后来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并没有移居他乡。这说明他的对头们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而他的同乡与亲友显然也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晚年生活是很幸福快乐的，而这当然说明他身边的环境非常友好而轻松。
按照董其昌的性格与为人处世风格，他应当是不为已甚的，凡事有度。我们不能下结论说他没有做过同时代其他的官宦都做过的欺霸之事，只是他之所为，当时同时代同一层次的人一般都会做的。在对人物进行道德评价时，必须要与同一社会环境、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例如，明代实行一夫多妻制，文人士大夫有妻有妾很正常，董其昌家中多几个女人，就谈不上什么****或流氓成性，站在今天的道德立场上指摘他
“习房中术”更是多此一举，因为对董其昌来说不讲究御内采战养生之道恐怕才不正常。如果同时代所有官宦都贪污纳贿、巧取豪夺，则不可独骂董其昌一人敛财无道，否则就有失公平。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得好：“人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谓拂人之性，好之不惟损德且以杀身。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还吾性中所有，圣人复起，亦得我心之同然，非失德也。孔子云‘素富贵，行乎富贵。’人处得为之地，不买一二姬妾自娱，是素富贵而行乎贫贱矣。”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没有一点掩饰，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道德观！后现代的女权主义者看了不吐血才怪。
美术史论界对于《画说》、《画旨》被分别收入董其昌和莫是龙的名下表现出极大的考证热情，把一个其实挺单纯的同文异收的事情，搅得似乎是关系到剽窃与品德气节的大题目，上纲上线，实在是无聊，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古人对于著述既严肃又随便，所谓严肃是对正经的文体，而随便是指札记、随笔、掌故。几段画论，无论是书画界朋友们一起聊天时常会有的议论，谁都可能记下来，因此，收到谁的集子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甲乙两人是知友，聊天时甲说了一个见解，乙记下来了，你说著作权该判给谁？更进一步，若是甲说这个话题时乙也说了话，二人交谈甚为投机，彼此启发，一番妙论，然后各自笔录下来，又算是何人的著作权？就像是南北宗这种词汇，当时的文化艺术界是日常谈论难免提到的，是不是董其昌第一次把南北宗与画联系到一起，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再加上这两位都既能诗文又擅书画，无论是著述还是随手题写记录，都未必刻意标明出处，兼之他们的书大都是后人代为整理汇集的，很难准确界定每段文字真正的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