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庐山谈话
卢沟桥事变之后，******对于与日本和谈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在寻求对日妥协遭遇挫折后，******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作为******惯于使用的“两手准备”方针，他在寻求“和平解决”的同时，也做着军事准备。为了鼓励民心，树立自己全国抗战领袖的威信，就需要发表一个积极向上的讲话。对于舆论和民心，******还是颇放在心上的。
七七事变后，******陆续邀请一些社会名流上庐山恳谈，听取意见。胡适、张伯苓、经亨颐、杜重远、王芸生、王云五、洪深、黄炎培、范寿康、蒋梦麟、潘公展、虞洽卿、范旭东等230余位社会名流，纷纷云集庐山。一时间，庐山牯岭群贤毕至。******为了显示对此次恳谈会的重视，特让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省市地方官员作陪，也显示了此次恳谈会的不同寻常。大家都在议论着，******将有什么重大政策出炉了。
7月16日，第一次恳谈会在牯岭图书馆大礼堂举行。会议由汪精卫主持。
在7月16日的恳谈会上，张志让、王云五、王亚明、江问渔、杜重远、朱经农、吴贻芳、蒋梦麟、曾琦、张君劢等20多人自由发言。他们共同表示，在民族危难之际，民族生存之重要高于一切，全国应服从政府一致抗日；但要求政府对抗战要切实准备，公布宪法，实行宪政，给人民以言论自由，废除特种刑法，迅速改变新闻监察制度等等。这种为救亡图存而呈现的政治协商气氛，令人鼓舞。
这一天，汪精卫发表了谈话。汪精卫对于抗战取胜抱着悲观的看法，但是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好宣传他的亡国论。毕竟，人还是要面子的。汪精卫的谈话不着边际，信口开河，不痛不痒，下面听的人如同雾里看花，不知所云，大家纷纷摇头。汪精卫说：九一八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努力不懈，全国知识界、产业界有力分子，也是共本此心。对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易破坏。对于政府所处的困难，加以体谅，予以扶助。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办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融成一片。”
第一天恳谈会上汪精卫的讲话，让众人感到很扫兴。第二天是******演讲，大家纷纷翘首以待，看******能有什么新的东西。
******进来了。他神色凝重，缓缓摊开讲稿。咳嗽一声之后，开始慷慨陈词。
******的庐山谈话以《最后关头》为题，是一个重要历史文献，这里有必要将其列出。
各位先生，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意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政府的一贯主张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不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我们是应战而不是求战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更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希望和平解决但固守我方立场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系，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北民族作一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幸侥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这个谈话，引起了大家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这是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以来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表明了保卫国家主权和抵抗侵略的严正立场，比起以前的妥协退让，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卢沟桥事变以来，社会各界对国事忧心忡忡，而作为最高领袖的******，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对国人的表态，引起了种种猜测。而这次，******的谈话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国民政府对于七七事变以来的基本态度，明确了抗日战争的方略，让众人感到分外鼓舞人心。
******在谈话中，对卢沟桥事变极为重视，是从全局的角度来把握的，他认为事变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尤其是******明确提出的国家已到了“最后关头”的说法，让大家很是振奋。在演说中，******不吝使用这个字眼，共计九次使用“最后关头”的提法。******的“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提法，大大激发了众人和国人的士气。这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在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7月17日，******“最后关头”演说发表以后，冯玉祥即席发言：“今天我们听到委员长这句斩钉截铁的话，痛快极了！感动极了！”******的这次谈话，成为次日报纸的头条新闻，题目就是《最后关头》。******的谈话确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抗战的方针，得到全国的积极响应。
引人注目的是，在发表庐山谈话的同时，******还亲率张冲、邵力子，与应邀前来的****代表******、秦邦宪、林伯渠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举行谈判。同一天，炮兵第七团开到保定，商震部一个师奉命星夜进驻石家庄。这表明，国民政府的确开始向全国抗战的方向迈进了。
******在谈话中强调了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合作抗日的立场。谈话发表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声明，支持******的这个谈话。8月23日，******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8月25日，******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就说：“以西安事变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问题的最后关头，******下决心抵抗日本侵略，这在民族大义上是值得称道的。******是国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因此，******两次庐山谈话的发表对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自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后，国共两党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极大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随着中日********的不断加剧，******能够改变“剿共国策”，与共产党携手抗日，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次庐山谈话不久，8月中旬和9月中下旬，国共双方又在南京进行过两次谈判。由于华北局势的严重和八一三之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的行动，给国民党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压力。******急于使红军开赴前线实施对日作战，减轻其统治压力，谈判态度有了较大变化，国共双方在军队和政权等根本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意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史开始了新的一页，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出于大局的考虑，也纷纷拥护******的主张。桂系对于蒋的庐山谈话反应积极。本来在庐山谈话前，******就邀请桂系白崇禧赴南京共商国是，但是由于******没有下定决心抗战，所以桂系一直没有答应。7月10日，******任命李宗仁为庐山暑期训练团副团长。李宗仁未就任，派黄旭初、夏威去庐山受训。黄旭初、夏威抵庐山后，被******派为训练团的总队长。
7月14日，宋子文由庐山致电白崇禧，告知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问白崇禧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由于******对抗战仍未下定决心，白崇禧未应邀前去。7月15日，李宗仁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请下定决心，实行抗战。庐山谈话发表后，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拥护国民政府的对日主张。20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致电国民党政府，表示“已决誓本血忱，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及广西全省1300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7月30日，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长陈诚约晤黄旭初、夏威，要他们电请白祟禧，并转告******召白崇禧入京的意旨。8月2日，******亲电李宗仁、白祟禧，约他们赴京共商抗日大计，并邀请白崇禧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白崇禧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电复******，表示即刻入京受命。8月4日，白崇禧乘坐******派来的飞机由桂林飞抵南京，表示拥护中央抗战的决心。
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也都赶去南京，参加商讨抗日大计。自此，全国掀起了团结抗日的新高潮。
******的庐山谈话，给他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除了****和地方实力派表示拥护外，社会各界也给予很高评价。许多社会名流，更是由此改变了对******的态度，转为大力支持抗战。
无党派人士胡适就是其中一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胡适应邀南下，参加******主持的庐山谈话会。此前，在对日问题上，胡适一直保持低调。庐山谈话发表后，国民政府表示要抗战，胡适才逐渐改变态度，拥护******和抗战。9月，受******之托，胡适出访美、欧诸国，宣传中国抗战，争取援助。次年，胡适受命担任驻美大使。在任期间为争取美援，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的了解，奔走不懈，颇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各界领袖人士的尊重。1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任，仍留居美国，重操旧业，做起历史考证的学问。直到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于1946年返国。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是其中的一位。张伯苓应邀参加庐山恳谈会。会上，张伯苓主张力排“低调言论”，主张抗战到底。不久，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炸毁，张伯苓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其内心之愤怒和痛惜不难想见。******随即接见张伯苓和北大、清华等校的校长，明确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
作为一个政治首脑，国难当头的这番表态，足以感召和聚拢当时教育界。本来对******就怀有感激之情的张伯苓，经此番遭难，更增强了政治上对蒋的亲和力。翌年，张伯苓在******的邀约下，加入了国民党，其后又出任战时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主席团主席等职；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