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吵与分歧中日本最终决定出兵中国
1937年7月11日，在日本侵华战争史上，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日子。这天，日本内阁最终决定出兵中国。
在日本国内，并非所有的日本政要都赞成马上挑起战争。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内部，在日本国内，对于是否发起战争，一直存在分歧。
从7月7日至10日的四天之内，日军在卢沟桥畔四次挑起事端，又四次发起谈判。其实日军此举毫无诚意，除了等待援军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军的决策人正在举棋不定。8日晨，日本华北驻屯军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迅速解决卢沟桥事件的方针，也只是策略性的决定。
是否挑起对中国全面开战，华北驻屯军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并不一致。准备发动战争并在积极筹划对策的，主要有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助理今井武夫，二十九军的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等。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参谋长桥本群，对开发华北的经济皆非常热心，而不赞成行使武力。田代在这之前也曾多次与外务省商议，谋求实现和平的方法。
田代等人怕宋哲元失去京津地盘，将来恐怕没有交涉对象，因此不愿意全面对二十九军开战。田代城府很深，平时不多开口。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不久，日本军部已经内定，将在8月调他回国。田代的部下，像河边、松井、牟田口等人都属于少壮派，对于田代的命令，不大接受。因为他们知道，田代很快就要离开了。如果他们连一些侵略的功绩都没有，好像没有面子，所以急于挑起战端。不过由于田代的心脏病发作，已经命在旦夕，新的驻屯军司令官会持何种态度，还是一个未知数。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东京。“把河边旅团自支那军的包围中拯救出来！”“膺惩暴戾的支那二十九军！”“膺惩可怕的冯治安师！”7月8日以后，东京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日本的国民举着小旗，呼着口号连日游行，要求政府对中国出兵。日本的舆论在军部的控制下，国民的情绪早就被鼓动起来了！
8日深夜，陆相杉山元立即下令，准备对华紧急出兵，并下令4万士兵停止复员。
但在日本政府内部，分裂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他们之间争吵不休。持“不扩大”观点的人，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航空本部长久迩大将，参谋次长、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掘场一雄，以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石原莞尔则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石原莞尔本来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元凶之一，有“关东三羽鸟”之称，被日本少壮派军人视为英雄人物。当被调回东京担任要职后，他却顿悟前非，极力反对继续侵略中国。在卢沟桥事变前，他就曾坚决主张驻华北的日军撤到长城以外，而将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彻底解决华北问题，使中日之间避免发生冲突。
有一次，石原莞尔在京都大学演讲，竟然公开发表惊人的主张：所有应负中日之战的人员均应交军法审判，同时他更呼吁应由日本裕仁天皇亲赴南京，向******求和。另一位反对扩大对华战争的人物是多田骏，他在就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时，亲眼目睹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
其实，“不扩大派”并不反对侵略中国，他们与“扩大派”的分歧在于什么时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日本最为有利。石原等人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若拿出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势必影响对苏备战。中国已经是统一的中国，日本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很有可能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潭，对日本不利。“不扩大派”的担心后来被侵华战争的实际所证明。这说明石原一伙是头脑尚未发昏发热的法西斯分子。
“扩大派”人数众多，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矾国昭、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以及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这些法西斯分子从以往侵略中国的活动中得出了所谓的“经验”。他们确信，只要对中国拔刀威胁一下，中国就会屈服。“扩大派”狂妄之至，扬言只要日本一宣布内地动员或大批列车一通过山海关，或者集中最大兵力举行一次保定会战，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好战的杉山元，更是踌躇满志地在天皇面前吹牛说：如果一次派出大量部队，事变大约用—个月时间可以解决。总之，在他们看来，征服广袤大地上的亿万中国人，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7月9日，陆军部决定了派兵方针。早上8时50分，陆相杉山元便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提出派兵案。他说：“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二十九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三个师团派遣到现地。”但其他阁僚认为，从国内派兵时机不到。恰好此时，得知中日双方于9日凌晨，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因此，杉山元的派兵案就被暂时搁置起来。
接着，9日上午11时，日本内阁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决定了“不扩大”方针，提出“日本政府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参谋次长今井清根据内阁会议的精神，9日夜里就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华北驻屯军。
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的名义命令天津驻屯军，叫他们下令牟田口联队立即从丰台附近撤退到丰县（指河北省丰县），勿使冲突扩大。但是天津驻屯军的少壮派参谋人员却认为，撤退是交战之中军队的最大耻辱。他们悍然拒绝了这个命令。
日本军部非常不满9日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第二天，参谋本部制定并通过了向华北派兵的方案。决定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各派一个师团，必要时由日本国内动员三个师团，共五个师团，两个多月内使中国屈服。对于这个方案，军部仍称其为“不扩大”方针，它遭到军政界大多数“不扩大派”的反对。
7月11日，日本参谋本部将派兵5个师团的方案首先提交五相（首、外、陆、海、藏）会议讨论，以便随后在内阁会议上提交。上午11时30分，在首相近卫文官邸召开五相会议。陆相杉山元的态度很强硬：“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5个师团，目前暂用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海相军内光政支持陆相方案，认为派兵等于全面战争。
陆相杉山元的派兵方案，在五相会议上诺诺连声中通过了。只是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陆相提出的派兵方案做了小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如将“卢沟桥事变”改为“华北事变”，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好在这些昭和军阀们并不在乎咬嚼几个文字，也未计较，就算同意了。
在下午的内阁会议上，只用了40分钟时间，就决定接受五相会议的决定，并议定“要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实际上内阁通过决定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意义是利用内阁进行举国战争动员。
下午4时，首相近卫文、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元，赶到叶山皇室觐见天皇。深谋远虑的天皇担忧的是能否取胜，他问载仁亲王：“如果苏联从背后进攻怎么办？”载仁亲王回答：“陆军认为苏联不会进攻。”天皇似乎对陆军大臣所说的预定打到保定一说并不深信，但也没另提出异议。天皇把中国有两个月时间就会屈服的话，问了一遍。
杉山做了极为肯定的回复。天皇就一一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军人能够决定国家对外用兵，能够决定对另外一个国家宣战，能够简单而顺利地在内阁和御前通过。日本二战期间最后一任外交部长重光葵曾这样评价：日本政治的死亡。
从8日至11日，仅仅四天的时间里，近卫内阁竟先后作出了完全相反的两个决定。尽管在这四天里现地冲突趋于和缓，但近卫内阁的决定仍是意想不到的强硬。这表明，近卫内阁早就有发动战争的充分准备和决心。可以说，11日的内阁会议，是对“不扩大方针”的否定，是把卢沟桥事变引导到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转折。至此，日本军政当局被“扩大派”完全占了。
7月11日18时24分，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个声明歪曲事变真相，竭力为其武装侵略行为辩护。声明的发表，标志着全面侵华战争的总******。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11分钟后，即18时35分，日本参谋总长就对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临参命第56号”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飞行集团一部（六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主力等部开赴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21时40分，参谋总部又发出“临参命57号”令，命令驻朝鲜第二十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这天夜里，参谋本部和军令部门各有关方面都发出了必要的准备命令。日本的海、陆、空各军种都做了紧急动员。
从日方发布命令动员的军队范围来看，绝不单纯是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而是要发动一场规模巨大的侵华战争，至少是一场侵吞中国华北的战争。
可笑的是，日本临近战败之时，近卫文才说从开战起，他就预感到定将失败，可他无力阻止，其原因是他当时患了严重的痔疮，没有力气做任何事。那时他不论去哪里，都要在臀部垫上一个充气的胶皮圈。于是与他亲近的人便传出这样的话：“如果近卫公爵的痔疮不那么重，也许能避开这场战争。”还有天皇裕仁，战败后为了逃脱惩罚，也竭力洗刷自己的战争罪责。其实谁都清楚，正是天皇和近卫，才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
秦松协定冀察当局的妥协
7月9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卢沟桥事变的五项意见。
当日夜，日本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将《给予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告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这份电报要求为解决卢沟桥事变，此时避免触及政治问题，提出以下要求，使冀察当局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和实行。其一，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其二，给予将来的必要保证；其三，处理直接责任人；其四，道歉。
根据这个指示，日本华北驻屯军于10日向冀察当局提出交涉。冀察当局表示同意，并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日方对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非常满意，因为日方认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中，张属于“知日人士”，“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
10月下午4时，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同张自忠的代表张允荣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谈判。之后，松井、张允荣又和日本武官助理今井武夫一起，不顾天黑雨大，满怀希望地来到张自忠的住宅，交涉撤兵问题。
日方提出的要求有四点：“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对肇事者给予处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对于以上要求，中方必须向日方作出书面承诺，对第四项的具体事项做出说明。当承认上列各项后，日、华两军即各回原驻地，但在卢沟桥附近必须按我方要求进行。”
因为患上痢疾，张自忠卧病在床，面颜憔悴，身体消瘦，十分虚弱。听了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后，张自忠的回答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张自忠非但不肯答应惩处“肇事”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军队的问题，也只不过主张换换部队而已。
松井二人无功而返，便将交涉的对象转向秦德纯和其他冀察要员。
11日晨5时，秦德纯亲自打电话对松井说：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唯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由于冀察当局态度很强硬，谈判出现了僵局。
下午，今井武夫与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光、张允荣等人再次进行交涉，日方答应可以从卢沟桥附近撤去日军。张、齐二人基本同意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正在这时，日本内阁决定派兵的消息已经传达给华北驻屯军。7月11日下午2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给今井武夫武官打来特急电话，向他传达了东京内阁会议的决定：“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日本华北驻屯军得到内阁决定通知后，马上召开了参谋会议，做了决定：以此项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其具体措施是：一、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二、彻底实行《何梅协定》；三、在此期间，逐步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给以彻底打击和扫荡。
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方针已定，需要的是战争的准备时间。如果像专田参谋那样撕毁一切协议，露出马上发动战争的面孔，可能造成二十九军提前准备。有鉴于此，松井太久郎和今井武夫没有按照专田参谋的方法去做。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也同意了松井太久郎的做法。
11日晚8时，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中方代表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史称《秦松协定》）。协定内容主要有三条：
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予处分，负责防止今后不再惹起类似事件。
二、中国军队和丰台驻军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引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三、鉴于本项事件乃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
以上各项均予承诺。
从协定内容看，日方已经降低要求，而同时，日方不断向华北派兵。冷静观察，日方签订协定不过是争取时间，敷衍中方。协议签字后，松井等人立即致电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
日本陆军省接到签字后，于当日夜广播说：“接到在北平签订了停战协议的报告，鉴于冀察政权已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
其实，中国人是最讲诚意的。与日军态度相反，冀察当局在协议签订后，以为和平已不成问题。为表示自己的友好和诚意，冀察当局在当天晚上就把几天来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送回丰台。
宋哲元太天真了
就在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之后六分钟，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从山东乐陵老家抵达天津。
宋哲元不愿意回到平津，但是他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