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典故出自《史记》：战国时期的乐毅善于用兵，辅佐燕昭王攻下齐国城池72座，立下了大功。后来燕昭王死了，燕惠王即位。燕惠王不喜欢乐毅，齐国又使反间计，于是燕惠王削了乐毅的兵权，乐毅怕被诛杀，逃亡到赵国。结果燕军大败。燕惠王写信欲治罪乐毅。乐毅回信说：“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意思是说：一个君子，如果与人交绝了，不说对方的坏话；忠贞之臣离开了国家，亦不抵毁君主而表明自己的高洁。于是燕惠王就不再难为乐毅了。
古代的贤达，绝交时从不恶语相向，离开这个国家也不去说他的坏话。后世之人也有引述，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有这样的记载：“君子有云，君子绝交，恶言不出。”
绝交，想必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这中间也必然包含着几许惆怅、憾恨及许多双方都难以突破的心灵障碍。要不然谁也不会出此下策，为自己设置障碍。朋友之所以会走上绝交之路程，很难说清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这么简单的二分差异，而是一定有很多细微又尖锐的矛盾纠纠结结地缠绕困锁，终使彼此都感觉相当大的不悦，且不悦的程度可能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只有以“绝交”来切断彼此的牵扯。在行为上，颇有壮士断腕的悲壮；在心态上，则是一次不算小的创伤。因此，君子绝交，基本上是蛮悲怆的，蛮令人伤感的。但往往在“长痛不如短痛”的前提下，与其不愉快地交往下去，不如彻底地根除障碍，让双方都有较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反省、去修正，以图“绝交”后的平静和情谊的再次弥合。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君子绝交虽然不是件愉快的事，却也不必将之视为太难堪的失败，重要的是，如何冷静地处理绝交后的相互关系。“不出恶声”应该是一个很现实的遵循方向，也是很直接有效的方式。所谓不出恶言包含了不讲对方的坏话，不将所有过失推到对方身上，不张扬对方的隐私等，而这中间最高的落点，则应该是“三缄其口”，绝口不提属于彼此的一切，这时候，那个绝对沉默的一方，必定是厚道、懂得尊重他人、真正有修养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才是真正有爱心、有良知的人，虽已绝交，却是未绝情的仁人君子。凡有这样心怀的人，必定能多想自己的过失，多扪心自问，而不是将一腕怨气都向对方身上撒，他懂得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这体现了尊重和宽容。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异常发达，作家互不服气。他们即使有隔阂、有争执甚至绝交，但也都没有那种耿耿于怀的小肚鸡肠，在不和解的情况下仍善意地怀念对方。最值得说说的是两位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君子绝交”，双方都对对方不服气，但也从不随意贬低。两个人堪称一对冤家。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期出现了两位大师，彼此之间由于文人相的通病而导致互相鄙薄本属正常。不过，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太多的猫腻。至少从表面来看，两位巨匠虽不能说相敬如宾，倒也相安无事。托尔斯泰曾对陀氏的妻子大为赞扬，并不无自嘲地感叹说，若是每个作家都能有那样一个贤惠的妻子，真不知道要多写多少部小说。言下之意，陀氏之所以能一部接着一部地写出那些传世之作，其中有一半是妻子的功劳。托尔斯泰对妥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好像很不以为然，他说出“一个病人不可能写出健康的小说”这样的话，显然有失厚道。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较为谦虚一些。他不仅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学中无双的精品，而且公开承认托尔斯泰的才华在自己之上。
道理很简单，“一个真正有本领的人、高尚的人、襟怀坦荡的人，是不需要借别人的羡慕来肯定自己的”，同样的，一个真正懂得爱和尊重的人，必定明白交往是两个人的事，好好坏坏、甜蜜痛苦，都属于彼此，实不足为外人道。彼此感情好的时候如此，若他日绝交各奔东西，也是一样，尤其是绝交后，更应该珍惜曾经共有的美好时光，又怎可、怎忍、怎舍得讲对方的坏话？一般朋友如此，越是亲密的朋友越当如此，尤其是异性朋友，更尤其是关系密切的男女朋友，一旦分手，绝不可四处宣扬对方的“坏”，四处破坏对方的形象。逢人就讲其隐私，这种蓄意张扬心怀恶念的人，可以说心态上是不健康的。
朋友之间，恋人之间，同事之间，亲戚之间，从相遇、相识、相知到有情有义或因不得已的原因无奈走上分手之途，都蕴涵着美好的情缘在内，即使由相爱转为不爱，也不应反目成仇，更不应在分开后四处讲对方的坏话。假如曾经爱过、好过，更当珍惜那份共同的感情而“不忍”伤害对方，更当明白，“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这样才能营造和谐的生活。
占领道德高地，方能修炼高尚人格
不注重人格的培养和修炼，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自己人生的定向，就有可能终生陷于低俗甚至卑劣的道德洼地而不可自拔。
孟子认为，真正伟大的人格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在富贵、贫贱、威胁三种不同的境界下能做到不淫、不移，不屈，显然具有一种高尚的人格，因为它去除了一切怯懦和软弱，也去除了一切非理性的冲动，显示了人的理性伟大，人的价值的尊严和崇高。具有这种人格的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堂堂正正，浩然巍峨，这就是鲁迅所称赞的“中国的脊梁”。当然，鲁迅所说是就中国而言，其实完全可以套用到任何一个民族，即民族的脊梁。但是现实生活中，却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注重人格的培养和修炼，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自己人生的定向，终生陷于低俗甚至卑劣的道德洼地而不可自拔，即便死后，人们并不会轻意放过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旧事重提，将他们作为反面教材中的案例。
俄国大作家安东·契河夫和他两位哥哥都从事艺术创作。同他的两位哥哥不同，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对社会和事业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对朋友、对家庭成员有着强烈的爱。他善良、谦逊、诚实、质朴。正因为契河夫具有高尚的道德，他才能分清善恶、美丑、正义与邪恶，并满怀激情地去表现美和揭露丑，从而创作出那么多的艺术珍品。他的两位哥哥也有很好的文化素质，亚历山大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作家，尼古拉是一个画家。然而两个哥哥的道德修养却比他们的弟弟相差很多，亚历山大对待妻子、孩子、女佣粗暴专横，不讲礼貌，任性胡闹。契河夫批评大哥“就算和生活的散文绝交了，对生活的诗意还总得爱惜吧！二哥尼古拉工作懒散，生活放荡不羁，成天酗酒。契河夫提醒尼古拉，要“培养自己的审美感”，养成那种“高尚”、“文雅”、“通人性”的“品性”。
由于两位哥哥道德修养差，没有崇高的理想、明确的生活目的，道德观念薄弱，思想空虚，没有完整的人格，结果亚历山大后来越来越堕落，最后轻飘飘地虚度了自己一生，默默无闻地死去，没有留下一篇有价值的作品。尼古拉的结局比亚历山大更令人痛心，他尽画些庸俗的、一文不值的东西，把才能湮没在酒罐里，31岁便死去了。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曾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山东沂蒙山地区有一种硅藻土的岩层，每一片岩石里包藏着上千个新生代时期的化石标本。一位化工工程师却把它当作最理想的炼油催化剂原料进行开采。等到被发现时，已损失了三分之一。这种炼油催化剂原料若从国外进口，仅80美元一吨，而外国考古学家却愿出40万马克买这样的一片岩石，可见价值之大。第二个例子，有一年，洛阳一位建筑工程师在施工中遇上了古墓，为了节省工时，他未等文物部门做完清理工作便强行引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炸穿了三层古墓，其损失较之所节省的工程开支，不知要大多少倍。
前一个例子，从表面上看，仅止于无知，不该从道德的角度去谴责，至于其背后是不是潜藏着道德因素还不能轻下断言，也许只顾自家那一点利益，不去从更高层次上思考问题的做法，至少不能说是道德的，何况凡是文物，只要是来自于地下，都归国家所有，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常识。那么自己所采价值再低，也属于自己，成为化石标本，价值再高则归了国家。也许他并没有形成清醒的意识，但不排除潜意识里不很自觉的利害衡量。至于后一个例子则毫无疑问属于道德问题，只是为了赶工时，其背后的思想无疑是利益驱动。这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价值观存在很大的问题。人生在世，无论做任何事，都应当站得高些，多从国家、集体和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以提升自己的格局总还是应该的。否则，涉及利害得失，难免站位不高，视野狭隘，做出有损于道德的事来。
从契克夫的两位哥哥，到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的两位工程师，他们的所为，距离孟子所谈到的高尚人格，无疑相差甚远。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为自己确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作为自己行为的内趋力，故此不是庸俗一生，潦倒一生，就是做出有损于国家、集体或他人的事情来。从他们的教训中，我们应该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必须及早从道德的洼地中走出，站到道德情操的高境界，高层次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一条光明的人生道路才会铺展在你面前，一种高尚的人格才会修炼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