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道德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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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走出道德盆地——成功人生因道德而精彩(3)

“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典故出自《史记》:战国时期的乐毅善于用兵,辅佐燕昭王攻下齐国城池72座,立下了大功。后来燕昭王死了,燕惠王即位。燕惠王不喜欢乐毅,齐国又使反间计,于是燕惠王削了乐毅的兵权,乐毅怕被诛杀,逃亡到赵国。结果燕军大败。燕惠王写信欲治罪乐毅。乐毅回信说:“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意思是说:一个君子,如果与人交绝了,不说对方的坏话;忠贞之臣离开了国家,亦不抵毁君主而表明自己的高洁。于是燕惠王就不再难为乐毅了。

古代的贤达,绝交时从不恶语相向,离开这个国家也不去说他的坏话。后世之人也有引述,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有这样的记载:“君子有云,君子绝交,恶言不出。”

绝交,想必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这中间也必然包含着几许惆怅、憾恨及许多双方都难以突破的心灵障碍。要不然谁也不会出此下策,为自己设置障碍。朋友之所以会走上绝交之路程,很难说清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这么简单的二分差异,而是一定有很多细微又尖锐的矛盾纠纠结结地缠绕困锁,终使彼此都感觉相当大的不悦,且不悦的程度可能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只有以“绝交”来切断彼此的牵扯。在行为上,颇有壮士断腕的悲壮;在心态上,则是一次不算小的创伤。因此,君子绝交,基本上是蛮悲怆的,蛮令人伤感的。但往往在“长痛不如短痛”的前提下,与其不愉快地交往下去,不如彻底地根除障碍,让双方都有较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反省、去修正,以图“绝交”后的平静和情谊的再次弥合。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君子绝交虽然不是件愉快的事,却也不必将之视为太难堪的失败,重要的是,如何冷静地处理绝交后的相互关系。“不出恶声”应该是一个很现实的遵循方向,也是很直接有效的方式。所谓不出恶言包含了不讲对方的坏话,不将所有过失推到对方身上,不张扬对方的隐私等,而这中间最高的落点,则应该是“三缄其口”,绝口不提属于彼此的一切,这时候,那个绝对沉默的一方,必定是厚道、懂得尊重他人、真正有修养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才是真正有爱心、有良知的人,虽已绝交,却是未绝情的仁人君子。凡有这样心怀的人,必定能多想自己的过失,多扪心自问,而不是将一腕怨气都向对方身上撒,他懂得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这体现了尊重和宽容。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异常发达,作家互不服气。他们即使有隔阂、有争执甚至绝交,但也都没有那种耿耿于怀的小肚鸡肠,在不和解的情况下仍善意地怀念对方。最值得说说的是两位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君子绝交”,双方都对对方不服气,但也从不随意贬低。两个人堪称一对冤家。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期出现了两位大师,彼此之间由于文人相的通病而导致互相鄙薄本属正常。不过,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太多的猫腻。至少从表面来看,两位巨匠虽不能说相敬如宾,倒也相安无事。托尔斯泰曾对陀氏的妻子大为赞扬,并不无自嘲地感叹说,若是每个作家都能有那样一个贤惠的妻子,真不知道要多写多少部小说。言下之意,陀氏之所以能一部接着一部地写出那些传世之作,其中有一半是妻子的功劳。托尔斯泰对妥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好像很不以为然,他说出“一个病人不可能写出健康的小说”这样的话,显然有失厚道。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较为谦虚一些。他不仅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学中无双的精品,而且公开承认托尔斯泰的才华在自己之上。

道理很简单,“一个真正有本领的人、高尚的人、襟怀坦荡的人,是不需要借别人的羡慕来肯定自己的”,同样的,一个真正懂得爱和尊重的人,必定明白交往是两个人的事,好好坏坏、甜蜜痛苦,都属于彼此,实不足为外人道。彼此感情好的时候如此,若他日绝交各奔东西,也是一样,尤其是绝交后,更应该珍惜曾经共有的美好时光,又怎可、怎忍、怎舍得讲对方的坏话?一般朋友如此,越是亲密的朋友越当如此,尤其是异性朋友,更尤其是关系密切的男女朋友,一旦分手,绝不可四处宣扬对方的“坏”,四处破坏对方的形象。逢人就讲其隐私,这种蓄意张扬心怀恶念的人,可以说心态上是不健康的。

朋友之间,恋人之间,同事之间,亲戚之间,从相遇、相识、相知到有情有义或因不得已的原因无奈走上分手之途,都蕴涵着美好的情缘在内,即使由相爱转为不爱,也不应反目成仇,更不应在分开后四处讲对方的坏话。假如曾经爱过、好过,更当珍惜那份共同的感情而“不忍”伤害对方,更当明白,“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这样才能营造和谐的生活。

占领道德高地,方能修炼高尚人格

不注重人格的培养和修炼,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自己人生的定向,就有可能终生陷于低俗甚至卑劣的道德洼地而不可自拔。

孟子认为,真正伟大的人格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在富贵、贫贱、威胁三种不同的境界下能做到不淫、不移,不屈,显然具有一种高尚的人格,因为它去除了一切怯懦和软弱,也去除了一切非理性的冲动,显示了人的理性伟大,人的价值的尊严和崇高。具有这种人格的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堂堂正正,浩然巍峨,这就是鲁迅所称赞的“中国的脊梁”。当然,鲁迅所说是就中国而言,其实完全可以套用到任何一个民族,即民族的脊梁。但是现实生活中,却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注重人格的培养和修炼,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自己人生的定向,终生陷于低俗甚至卑劣的道德洼地而不可自拔,即便死后,人们并不会轻意放过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旧事重提,将他们作为反面教材中的案例。

俄国大作家安东·契河夫和他两位哥哥都从事艺术创作。同他的两位哥哥不同,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对社会和事业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对朋友、对家庭成员有着强烈的爱。他善良、谦逊、诚实、质朴。正因为契河夫具有高尚的道德,他才能分清善恶、美丑、正义与邪恶,并满怀激情地去表现美和揭露丑,从而创作出那么多的艺术珍品。他的两位哥哥也有很好的文化素质,亚历山大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作家,尼古拉是一个画家。然而两个哥哥的道德修养却比他们的弟弟相差很多,亚历山大对待妻子、孩子、女佣粗暴专横,不讲礼貌,任性胡闹。契河夫批评大哥“就算和生活的散文绝交了,对生活的诗意还总得爱惜吧!二哥尼古拉工作懒散,生活放荡不羁,成天酗酒。契河夫提醒尼古拉,要“培养自己的审美感”,养成那种“高尚”、“文雅”、“通人性”的“品性”。

由于两位哥哥道德修养差,没有崇高的理想、明确的生活目的,道德观念薄弱,思想空虚,没有完整的人格,结果亚历山大后来越来越堕落,最后轻飘飘地虚度了自己一生,默默无闻地死去,没有留下一篇有价值的作品。尼古拉的结局比亚历山大更令人痛心,他尽画些庸俗的、一文不值的东西,把才能湮没在酒罐里,31岁便死去了。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曾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山东沂蒙山地区有一种硅藻土的岩层,每一片岩石里包藏着上千个新生代时期的化石标本。一位化工工程师却把它当作最理想的炼油催化剂原料进行开采。等到被发现时,已损失了三分之一。这种炼油催化剂原料若从国外进口,仅80美元一吨,而外国考古学家却愿出40万马克买这样的一片岩石,可见价值之大。第二个例子,有一年,洛阳一位建筑工程师在施工中遇上了古墓,为了节省工时,他未等文物部门做完清理工作便强行引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炸穿了三层古墓,其损失较之所节省的工程开支,不知要大多少倍。

前一个例子,从表面上看,仅止于无知,不该从道德的角度去谴责,至于其背后是不是潜藏着道德因素还不能轻下断言,也许只顾自家那一点利益,不去从更高层次上思考问题的做法,至少不能说是道德的,何况凡是文物,只要是来自于地下,都归国家所有,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常识。那么自己所采价值再低,也属于自己,成为化石标本,价值再高则归了国家。也许他并没有形成清醒的意识,但不排除潜意识里不很自觉的利害衡量。至于后一个例子则毫无疑问属于道德问题,只是为了赶工时,其背后的思想无疑是利益驱动。这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价值观存在很大的问题。人生在世,无论做任何事,都应当站得高些,多从国家、集体和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以提升自己的格局总还是应该的。否则,涉及利害得失,难免站位不高,视野狭隘,做出有损于道德的事来。

从契克夫的两位哥哥,到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的两位工程师,他们的所为,距离孟子所谈到的高尚人格,无疑相差甚远。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为自己确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作为自己行为的内趋力,故此不是庸俗一生,潦倒一生,就是做出有损于国家、集体或他人的事情来。从他们的教训中,我们应该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必须及早从道德的洼地中走出,站到道德情操的高境界,高层次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一条光明的人生道路才会铺展在你面前,一种高尚的人格才会修炼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