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初年，二十出头的祢衡初游许昌。当时许昌是汉王朝的都城，名流云集，司马朗、荀緒、赵稚等人都是当世名士。有人劝祢衡结交司马朗等人。祢衡说：“我怎能跟杀猪、卖酒的在一起。”劝他参拜荀緒、赵稚，他回答道：“荀某白长一副好相貌，如果吊丧，可借他的面孔用一下；赵某是酒囊饭袋，只好叫他看守厨房。这位才子唯独与少府孔融、主薄杨修意气相投，对人说：“孔文举是我大儿，杨德祖是我小儿，其余碌碌之辈，不值一提。”由此可见他何等狂傲。
献帝初年间，孔融上书荐举祢衡，大将军曹操有召见之意。祢衡看不起曹操，抱病不往，还口出不逊之言。曹操求才心切，为了收买人心，还是给他封了个击鼓小吏的官，借以羞辱他。一天，曹操大会宾客，命祢衡穿戴鼓吏衣帽当众击鼓为乐，祢衡竟在大庭广众之中脱光衣服，赤身露体，使宾主讨了场没趣。
曹操恨祢衡入骨，但又不愿因杀他而坏自己的名声。便把祢衡送给荆州牧刘表。祢衡替刘表掌管文书，颇为卖力，但不久便因倔傲无礼而得罪众人。刘表也聪明，把他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祢衡为黄祖掌书记，起初干得也不错，后来黄祖在战船上设宴，祢衡说话无礼受到黄祖呵斥，祢衡竟顶嘴骂道：“死老头，你少罗嗦！”黄祖急性子，盛怒之下把他杀了。其时，祢衡仅26岁。
祢衡文才颇高，桀骜不驯，本有一技之长，受人尊重。但是祢衡没有因为这一技之长而受惠于世。他恃一点文墨才气而轻看天下。无端冲撞权势人物，最后因狂纵而被人宰杀。
有些人容易犯“井底之蛙综合症”。在他们眼里只有头顶上那一小方天空，而那天空之下最伟大者，莫过于自己了。于是，便志得意满，唯我独尊，其结果是可笑可悲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任何人都不应自满自傲。更何况不了解世情，不知道自己的根底便自吹自擂，是很容易引起世人反感的，碰上那手握重权的统治者，一语不慎，还会惹来杀头之祸，弄不好殃及家人。所以，做人定要有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切莫夜郎自大，因不知道深浅进退而祸身。
这是造成一个人事业大起大落的缺点。这种人做的事太多，结果反而一事无成。
十一、一味固执必自毙
处在纷纭变幻的世界中，人应该有种权变的意识和手段，应该善于吸纳他人的意见，这样才会耳聪目明。但是，一些刚愎自用的人，往往不会听取他人的意见，也无视客观事物的情况和势态，固执己见，自我封闭，一意孤行，把自己的一己之见凌驾于其他事物之上，坚持错误和恶欲膨胀，只管按自己的思路去行事，最终都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走上绝路，往往还会牵连别人。
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围攻郑国国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汜南。在危急关头，郑国大夫烛之武充分利且秦晋之间的矛盾，用绳子捆了自己，在晚上偷偷去见秦穆公。烛之武慷慨陈词，分析形势，引用史事。骨子里是为了保全郑国，表面上却处处为秦国打算。秦穆公听了很高兴，便和郑国订立盟约，派杞子等人驻守郑国，自己便撤兵回国了。
过了两年多，晋文公一死，秦穆公野心勃勃，想夹郑攻晋，祢霸中原。恰好这时候，杞子从郑国派人报告秦穆公说：“郑人叫我掌管北门的钥匙。假如秘密派军队前来，就可以占领郑国。”
秦穆公喜不自禁，拿这件事去征询蹇叔的意见。不料蹇叔却说：“使军队受到很大消耗去袭击远方的国家，我没有听说过。行军疲劳，力量消耗，远方的国家已有防备，秦军劳苦了而毫无所得，士兵就会产生叛逆作乱的心思。再说行军千里，哪个不知道呢？”
秦穆公利令智昏，根本听不进蹇叔的意见，于是召见孟明、西乞、白乙叫他们从东门出兵。
蹇叔哭着说：“孟明啊，我看见军队出去却见不到他们回来了！”秦穆公打发人对他说：“你知道什么！你要是只活到中寿就死掉，现在你墓上的树木也有两手合抱那么粗了。”完全不把蹇叔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看待。
蹇叔的儿子参加了这支军队。蹇叔边哭边送他，说；“晋人必定有肴殳地拦击秦军，那里有两座大山：南边的大山是夏代君王皋的坟墓；北边的大山曾是周文王避风雨的地方。你必定死在这中间，我到那里去收你的尸体吧！”
秦穆公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秦国的军队坚持向东进发。秦军长途跋涉，郑国早有觉察，秦军偷袭郑国不成，便灭了滑国回师。秦军行至肴殳地，果然不出蹇叔所料，遭到晋国的拦击，秦军全军覆没。
晋秦之战，秦国出师前，蹇叔已经把不可“劳师以袭远”的道理分析得很透彻，又把晋军必定伏击秦军的预见说得非常具体，秦王本可以据此自省，调整布置，但却看不出出兵的不义性质和失败的不可避免。可惜秦王没有从中受到教益，固执己见，一意孤行。
中国人积累了几千年的人生经验，处世待人之道发展的最为炉火纯青，古人讲，“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宜方圆并用”，就是讲太平盛世的时候，应当严正刚直善恶分明；乱世之时，应当圆滑老练随机应变；世道衰亡的末世，则需要方圆并用，有所选择。固执己见或只凭满腔热忱，这样撞破南墙也于事无补。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如果再将有限的智慧封闭起来不求思变，不求全面和跃升，最终会导致陷入一意孤行的狭隘境地。古话说，听人劝，得一半。从他们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善于接纳他人意见，能够博采众长以为己用，这样的人，才是聪明的啊！
十二、背信弃义难得善终
人们通常将那些违背诺言，丢弃道义的人说成是背信弃义。背信弃义者是一种典型的无德无义之行径，是一种小人的举动。为着自己的一己之利，或迫于某种不得以的压力，违背了诺言，放弃了良知和公德，做出了背信弃义的坏事情。人与人，集体与集体或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时常发生这样的事，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但是他们的行为也很耐人寻味。一方面，就一个普通人来说，他们之所以背信弃义，总有他们的苦衷，在他们的内心里，也许出于无奈，就他们出于无奈这点看，他们是弱小的。但是背信弃义又冒着违背社会公德的危险，从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看，他们又可笑地“敢作敢为”，如果把这种冒天下人大不韪的“勇敢”用于承担责任和公德，不是为大下祢颂了吗？不可无信，也不可无义，否则必为人所唾弃。甚至你有一次失信于他人，也不可无义，否则必为人所唾弃。甚至你有一次失信于他人，你心里的自谴也许就是永远的呀！它们像一根潜在的绳索，会让你下了地狱也寝食不安。所以，别背信于天下和他人。
秦国帮助晋公子夷吾回国，帮助他当上了国王。晋惠公不但不履行他原来许下的许多诺言，而且还做下很多背信弃义的事情。
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主动为他们送去粮食，使其度过难关。而秦国发生饥荒时，晋国不但不主动输送粮食。而且还禁止民间卖粮到秦国去，一副落井下石的“小人”相。秦国为此发动战争，活捉了背信弃义的晋惠公及其随从大臣。后来虽然放回去了，但晋惠公终究改不了背信弃义的本性，他在国内得不到人民拥护，在国外又得不到诸侯的信服。最终还是由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取代了他。
在上例中，晋惠公由于屡失信于天下，最后自绝于天下，失去了君主的地位，不得善终。而三国时的诸葛亮，正是由于他信誉卓著，充分地使用信义获得了大西南民族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信义的力量之强大了。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从统治者到老百姓，都很守个“信”字，都很重个“义”字，儒家文化，更把它纳入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范畴，成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正统道德。孔老夫子的“五常”中，仁、义、礼、智、信，概括了人与人交往中所应遵循的道德标准，从中可以看出信、义多么重要。人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别人对你失去了信任和信心，你的日子就惨了！所以，凡成大事者，都知道一言即出，驷马难追。道义重千金。
信、义是中国文化中的深刻和精辟部分，它贯通了人性的本质、生活的准则及事物的规律性。人们时下说：“重合同，守信誉”“质量信得过产品”等等都离不开遵循信义的道理。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说，信义应是一笔潜在的资产和财富。现代社会中，（或是团体、地区、国家之间的交往中），信义尤其重要，如果你不守信义，你马上就会遭受损失，马上就会失去很多的机遇和朋友，马上就会影响你的形象和整体计划。凡大成就者都是最有信义者。一个人可因守信义获得逐步的成功，一个单位可因重信义而获得快速的发展，一个国家可因遵循信义而走向强盛。
人生最忌讳的是违背信义，丢失信义；谁注重信义，诺守信义，谁就会收获甚大，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