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佶就这样被迫退出这场利益博弈游戏，准确地说是逃离了眼前的生存困境。一个做着升官发财梦的知县，就这样因为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官民冲突而选择逃出官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此时的禹州在程佶看来，就像是坐在了火山口上，随时有喷发的可能。他可不能为了升官发财，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搭进去。
在程佶逃离禹州官场之后，朝廷很快就派了一个叫朱光宇的官员来接替他的位子。本来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有人的地方就不缺当官的人。
根据《禹州县志》记载，这个叫做朱光宇的官员，堪称“健吏也。”就是说，朱光宇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官员。既然上级能够在官民冲突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将其遣派过来，就是看中了他身上具有灭火队员的潜质，能够为领导分忧。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也是最考验一个官员的时候。无论是对官员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是应对困境的精神能量，都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程佶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他的临阵脱逃，一半是被那些闹事的群众吓得，一半是被自己吓得。虽然禹州之前的历任地方官吏也同样收刮民资民膏，可收刮得程度和手段并没有今天这么厉害，乡民虽有怨言，但是还没有酿成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程佶的逃离更多是因为联庄会的异军突起，乡民有了联庄会这个组织撑腰，就不再是个体与官家的对抗，而是集体与权力的博弈。又加上联庄会有了刘化镇、岳三教这样敢于公然为乡民伸张正义的带头大哥，像程佶这样胆小的地方官员又怎能不有所忌惮？事态的发展虽然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但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程知县还是嗅出了不祥的气息，民间与官府的对立情绪开始蔓延。
无法走出博弈困境的程佶只好选择离开，用未知的前途来赌未知的命运，他没有足够的勇气。
对于新任知县朱光宇来说，他所接手的这盘没有下完的棋虽然不是一盘死棋，但是要想走活这盘棋又谈何容易？他要想真正走活眼前这盘棋，唯有将前任知县滥加的浮收全部减免掉。只有这么做，才能够消解民怨，缓和官民之间的紧张气氛。
本来乡民抱团就是源于利益上的诉求，一旦官府做出让步，那么他们对抗官府的理由和动力就会随之动摇。如果官府再寻找机会改组或者取缔联庄会，那么抱团的村民就会从乡团组织的母体上被生生剥离出来。失去组织庇护的乡民陷入单兵作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就失去了向官府和官员叫板的实力，失去了他们在底层社会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那点话语权。其实底层社会的话语权并不是一个或者几个乡民发出的声音，而是一帮人，一群人，一个地方的人集体吼出来的声音。
如果朱光宇接受了上面的这个建议，也就赢得了事态发展的转机。可是朱光宇好像与闹事的乡民在较劲似的，他偏偏没有选择妥协。他不但没有妥协和让步，反而沿着前任知县开辟的错误道路准备一条道走到黑。如此一来，乡民们实在坐不住了。
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岳三教等乡民代表在联庄会带头大哥刘化镇的带领下，前往县衙向新任知县朱光宇请愿，希望朱知县能够体谅民众的疾苦，能够将前任程佶加派的那些浮收减免。乡民们的愿望是美好的，可是这场请愿行动并没有取得他们想要的实际效果，新知县朱光宇根本就不愿意做出半点让步。真是让人搞不明白，朝廷怎么会安排这么一个油盐不进的人到禹州地界来充当救火队员。
这难免会让人怀疑他到是来救火的？还是来浇油的？如果是救火的，他应该想办法畅通官民交流的渠道，不应该将其堵死。在综合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得过去。那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那些加派到老百姓头上的税赋，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更何况这个收入，基本上都会化为地方官员的灰色收入，进了个别人的腰包。不要小看了这笔灰色收入，他通常是正俸的好多倍，当时官员发财就是发的这部分财。朱光宇既然被时人评价为“健吏”，就说明他不是一个草包，他在权力运作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朱光宇不愿意向乡民妥协，并不能说明他这个新知县就不知道如何去平息这件事。他不愿意妥协，是因为他舍不得放弃那些唾手可得的灰色收入。正因为他是一个“健吏”，他才觉得自己有不妥协就能够摆平一切的能力。其实在此之前，他的前任程佶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么想的。这是大部分官员的通病，他们的自负虽然是基于自身实力的考量，说到底还是公权力壮了他们的怂人胆。
他们在大部分时候的状态就像是一个被打足了气的足球，而权力就像是充实在他们身体内的气体。一旦权力丧失，他们就会瞬间变为一只瘪足球。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拥有了公权力，就等于是拥有了对普通民众的合法伤害权和利益索取权。在官与民的权力博弈中，双方实力悬殊。作为官家制度的履行者，无论是昨天的程知县，还是今天的朱知县，他们在走马上任之时，都坚信自己有能力掌控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