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明朝还是出了一个靠种菜维生，老母作寿割二斤猪肉也会惊动总督的海瑞。到了清朝，即便像林则徐这样有名的清官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只能是个有严重经济问题的官员了。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在于：即便财政收入不足以同时满足战略储备和官僚体制的需要，清朝皇帝也不敢通过增加赋税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为那样做的话，将引起更多额外的征收费用，最终只会逼的民不聊生从而危及自己的统治。
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和对风险的厌恶的综合作用下，清朝皇帝将“永不加赋”作为一条基本国策加以强调。非怜惜小民不忍加，而是畏惧加赋的政治后果才不敢加。
清朝皇帝在这一博弈中借着集权的力量获得了绝对的优势。但地方官僚们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直接参预征收赋税的各个环节，有机会就会利用各种空隙为自己获取应得的报酬。
于是双方在集权与低能之间就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均衡点：一方面，低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在于它仅仅只是皇帝老子在管理上的低能，而对于帝国官僚来说，则意味着可以获取应得的收益；另一方面，作为权力集团一把手的皇帝也必须能够容忍这种“低能”，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集权体制不受影响。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理论所描述的非合作均衡状态，也就是皇帝和官员谁都不认为自己低能。
作为博弈双方的皇帝与官僚都并没有打破这一平衡的持久激励，所以任何改革都只能收一时之效，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这一特点，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经做过精辟的论述：“历史上强有力的君主以臣僚为他们的工具，多数的君主，则为群僚的工具。官僚制度最好处则是两者都不坚持本身利害，只维持体制的完美”。
我们从更普遍的角度看，清朝的许多集权制度设计都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削弱官僚组织层级效率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在辅政体制上的安排，皇权与相权纠结了上千年，也没有理顺脉络。
清朝入关后，在政治体制上延续了明朝废相置内阁的思路，再没有设立宰相一职。后来又担心在权力结构中出现明朝内阁大学士坐大的情况，便对内阁职权进行削夺。相继设立南书房、军需房、军机处等机要秘书班子协助皇帝处理机要重大事务。而内阁只能办理一般性的公开庶务。最后，军机处成为辅佐皇帝工作的主要办事部门，一直到清未改设内阁总理大臣为止，共存在了约180年。
为了抑制军机处的权势，清朝规定军机处无固定职位、人员进出全由皇帝决定、不用书吏办事，以防生弊。皇帝还严禁军机大臣与外官交接。
嘉庆皇帝亲政后，更是特别强调所有奏疏一律直达御前，不得有副本先行关白军机处。这样，清朝皇帝漂亮地完成了对辅政权的最后分割和抑压工作，君主独裁专制也达到了顶峰。而宰相职权本来就是为"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而设。它处于皇帝与百官之间，是提高皇帝对官员监控效率的重要一环。所以虽历朝君主都深知相权对集权****的羁绊作用，处处对其加以堤防。但却又都不愿冒险将其彻底铲除。
满清皇帝在朱元璋未竞事业的基础上，不仅彻底剪除相权还建立了完全由皇帝牢牢掌握的中枢机构。这无疑加重了皇帝的监控负担，降低了皇权行使的效率。
另外，在具体的办事程序上，清朝的皇帝十分重视臣下密奏的作用。经过康熙、雍正二帝的试行、完善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奏折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扩大允许上密奏大臣的范围，加强保密机制，并充分发挥收阅密奏及亲笔批示的作用，以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
到了雍正主政时期，除了皇帝允许上密奏的文武大臣外，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甚至经特许的道员、知府、个别知县以及通判等中下级官吏都可以给皇帝上奏折。而且，同一部门、同一省区的官员彼此之间不许告知上奏及所得批示的情况。
各级官员所得“朱批”必须及时缴回。这实际是皇帝希望通过密奏以产生广泛收集情报，并驱使官吏之间互相防范戒备，以收钳制平衡之效。这一举措无疑有效地减少了各级官员利用职权欺上瞒下的危险。但也破坏了官僚组织各层级间的正常关系，降低了层级效率。如六部尚书与侍郎本属上下级关系，但依清制侍郎却可越过尚书单独向皇帝上奏，以纠奏尚书不法之举。这虽然加强了皇帝对六部的控制。但也使得尚书对整个部院的控制力有所下降。而且尚书、侍郎之间互相掣肘的关系也大大降低了京城各部的日常工作效率。
为了加强集权，清朝的皇帝彻底撕破了往日君臣之间那层温情的面纱，甚至不惜将其治下的官员由良变贱、由臣变奴。
清朝时期，虽然说一品大臣要跪着奏事，就连满族大臣也得自称奴才。
皇帝在视大臣为家奴的同时，更将他们像家贼一般防范，生怕官员得到太多的权力和好处。朝中大臣不说，即便是派驻地方的官员充其量也不过是皇帝派往地方衙门的代表而已，毫无独立性可言。这样一来，由于过度集权，皇帝与官僚间的关系便越发接近于“委托――代理关系”所描述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官僚组织中道德风险发生的机率也比以往大大增加。
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给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低效率（即代理成本过大）。委托人可以设计各种机制来完善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或契约）。如加强对代理人的临督，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也可以强化激励机制，使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行为与促进委托人利益增长的目标能够协调一致。然而，过度集权所带来的组织效能低下和利益冲突却使皇帝无法实行有效的监督与激励机制。这注定了集权带来的低能问题具有很强的顽固性，不容易打破。有这样一组历史数据：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帝国人口约一亿五千万，其全年财政收入约有银3800万盎司。而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大西洋上，一个仅有600万人口的夷邦这一年的财政支出竟然有银3200万盎司，与盛世天国大致相当。 而此夷邦正是100余年后用坚船利炮粉碎大清帝国天朝神话的大英帝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