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一个叫做白潢的官员到江西当巡抚，在这期间，他给康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说自己在任期间遇到下级官员送的各种陋规，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列举的陋规主要有以下五项：
一是节礼，下属官员在每年几个节日所送的钱物，每年大约５０００两。
二是漕规礼，也就是粮道衙门所送，每年４０００两。
三是关规礼，辖区内两家税关衙门所送，每年２４００两。
四是盐规礼：盐商所送，每年１００００两。
五是钱粮平头银，布政使衙门所送，每年８０００两。
以上五项，总共74400两。相对来说，白潢还算是一个清官，别人在向他送礼的时候尚且有几分顾忌，尽管如此，他还是收到了那么多的“陋规”，其他人每年的灰色收入可想而知。事实上，白潢并没有列出所有的陋规，因为按照雍正皇帝时期河东总督田文镜的奏报，河南巡抚一年的陋规可以达到２０万两，相当于今天的6000万元人民币。作为一名从二品的巡抚，每年的正式收入只有150两银子。20万两的灰色收入与150两的工资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当然这些灰色收入并不是全部归入巡抚的口袋，有一些是要留作衙门的办公经费，即使是一半装入自己的腰包，那仍然是一笔让人无法想像的巨款。
？？？ 明清时期，官员工资低微，但日子照样过得很滋润。当然，他们的阔绰日子并不是依靠那几个“死工资”，他们有自己的生财之道。人们私下把这些生财之道叫做陋规，就是鄙陋不堪，拿不到台面上的非法收受。白潢给康熙的奏折里，只是列举了“地球人都知道”的那几项，其中最具普遍性的应该是过节礼和平头银，这是任何一个官员都会收到的。过节礼是“三节两寿”时下级的进贡，而平头银之类是对农业税额外加收的所谓耗羡之类的节余。这些钱，其实是从县长到皇帝，人人都有份的，但最终都是来自对百姓的榨取。官场的陋规之多，无法统计。有权力的地方一定有陋规，陋规就是权力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息和利润。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七月，一个中文名叫“洪仁辉”的英国商人从天津大沽口登陆。他自称是“英吉利四品官”，不是普通的商人。他此行的目的是要进京告御状，外国人告御状，这是闻所未闻之事。
口口声声想要进京告告御状的“英吉利四品官”因此成为新闻人物，他的到来惊动了当时的天津知府灵毓。灵毓亲自登上洪仁辉的商船，一探究竟。从洪仁辉的口中了解道，英国商人在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受到中国官吏的层层盘剥。洪仁辉气不过，就想找中国皇帝评评理。作为一个商人，洪仁辉怎么会想起来给自己封一个“英吉利四品官”呢？或许是入乡随俗，当时的中国社会重儒轻商，商人虽然有钱，却不能得到官府特别的官员的尊重，更不要说那些漂洋过海而来外国商人。当时外国商人在广州贸易，不能直接与内地商人交往，必须通过官府指定的“行商”(垄断进出口商)进行贸易。遇到贸易纠纷，外国商人必须通过行商到中国官府申诉，否则不予受理。作为外国商人，洪仁辉想要通过正规渠道求见一个四品知府也是很困难的事，更不要皇帝。洪仁辉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要见皇帝，必须通过一定层次的中国官员的引荐。如果想要得到中国官员的引荐，就必须抬高自己的身份，唯有如此，才能有上达天庭的可能性。既然与中国人打交道，那就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洪仁辉诈称自己是英国四品官。
在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一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英国资产阶级极力扩大对华贸易，试图突破政府的种种限制，开辟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当时对洋商的限制除了保商制度外，两国之间每年的贸易逆差更是英国等国家不愿意见到的。
在乾隆时期，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茶叶、生丝的需求量非常大，他们每年都要花费巨额银两前来中国购买，而外国的产品如毛织品、金属制品在中国的销量微乎其微。在1860年以前，可以说中国的外贸年年都是赢利的，每年都是贸易顺差。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等国肯定不甘心本国的资金大量流向中国。限于当时清政府只允许在广州一个口岸贸易，他们当然要求开辟更多的口岸，这样才有助于扭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洪仁辉选择在这时候来华的真实原因即是如此。借口追要华商欠款策划北上谈判路线。
告御状，在千百年来官民对立的紧张下，遥远的“皇帝”往往成为一般人心中最后可信赖的仲裁，最后的“青天”。 朝廷与社会共同造就了作为“天下之政”的州县困境，迫小民走上京控之路。官方对京控原告的态度，却是一种压抑的方式。俗话说“赴京路迢迢，银两作道桥”。一旦赴京呈控，也就意味着不菲的开销，但京控还是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诉讼途径，这除了官吏本身的腐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通过京控降低诉讼成本。这里包含着原告的理性：面对官役的持续勒索，又不能预期州县能够迅速结案，宁愿直接京控，毕竟路费开销有限，衙门需索无穷。
外国人告御状是有史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奇事。按理灵毓不应该允许这个不守规矩的洋人进入天津地界。但是头脑灵活的灵毓早就听说过外国商人都很有钱，因此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灵毓向洪仁辉表示，他会向上级官员如天津行政官员和武官、盐运使、总督等其他官员申诉。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灵毓又添油加醋夸大成分。他面露难色地告诉洪仁辉，自己这么做要冒着被革职、查办的风险。因此，他必须得到5000两白银才能这样做，否则一切都免谈。但洪仁辉觉得花5000两银子递交一封信的代价实在是高得离谱，于是开始与灵毓讨价还价。
洪仁辉告诉灵毓，他的船上并没有带这么多的钱，他必须大大降低钱数才行。最后灵毓告诉洪仁辉，他不会为少于2500两的报酬而担这个风险。
其实洋人洪仁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翻译，根本不是什么英吉利四品官。他只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之所以自称四品官，是因为他很清楚，一个普通的英国商人或者翻译根本不可能见到中国的官员大人。虽然对中国官员的腐败十分熟悉，洪氏还是觉得5000两实在太多了。他与灵毓讨价还价，最后谈定的价格是2500块西班牙银圆，先交2000，事成之后再交500。
拿别人的手短，吃别人的嘴短。收受了沉甸甸的银圆后，19日下午，灵毓允许洪氏的船由水路开到天津，并将洪仁辉安排在一座庙宇中住了七天。在这期七天时间里，洪仁辉的状纸层层上交，从天津码头直达皇城根下，呈递乾隆皇帝的御案。
洪仁辉的状纸中，向皇帝叙述了他们几十年来在对华贸易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他说几十年来，十三行制度一直就像是一个难受的枷锁一样困扰着他们。他说他们的贸易因此严重不平衡，很难直接了解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国在广州之外，再开一些贸易口岸。他还提出了几条具体要求，其中两条内容关于官员陋规。
他们要求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买办，不必向海关官员缴付规礼或经其认许。
他们还控告设在商馆与货船之间的三个关卡的人员，曾向即将起航的商船诸多勒索，尤其是最后一个关卡的官吏，去年竟将“霍顿”号引水的执照扣留。
中国人都熟悉了其中的关节，凡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就会产生灰色收入。但是，当清朝官员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国外商人对此就搞不明白，往往会引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按照清朝进出口关税的正式规章，关税并不是多到让人难以接受。让外国商人吃不消的是，正式关税外的勒索特别多。英国商人在广州的粤海关饱受勒索，就绕道去宁波海关。宁波海关因为生意少，还没有形成复杂的陋规。英商去宁波，却让广州的粤海关生意流失，正式的关税完不成任务，私下的陋规也大大缩水。广州方面就向朝廷禀报，要求增加宁波海关的关税。但宁波关税增加，也比粤海关的额外需索要少，英商仍然不来粤海关。乾隆皇帝只好下令关闭宁波海关，只许广州粤海关与外商交易。
饱受额外需索之苦的英商决意向官府反映海关敲诈勒索的情况。但是，无论是他们的投诉还是告状，都非常困难。外国人不能直接与官员直接打交道，投诉只能由中国商人代送，但中国商人没有人敢做这种掉脑袋的事；外国人写成的状子，中国人也不敢翻译成中文；当时清朝政府还禁止外国人学习中文，为的就是防止他们使用中文向官府告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