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期间，盛宣怀碰上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劲敌，袁世凯。两人同出李鸿章门下，最后却成为对手。李鸿章手下有两员干将。袁世凯继承了他的军事事业，盛宣怀继承了他的经济事业。
但是这两个人很不一样。袁世凯是很有政治野心的一个人，而盛宣怀到了晚年，只是一个贪财的老头子，一心想维持住自己的局面。至于政治野心，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他不过是秀才出身，没有功名，而且办了三十多年洋务，已经落下了贪污的坏名声。
1901年，袁世凯在李鸿章之后继任北洋大臣。练新军、办洋务、扩张个人势力，都需要钱。他打上了盛宣怀的主意——对方手上的铁路、电报、轮船，这都是肥缺，一旦到手，何愁无钱？都说袁世凯是个运气极佳的赌徒，直到倒台的前一刻都一直满手好牌。1902年，盛宣怀身边发生了两件事情，为袁世凯夺权提供了大好机会。
一是盛宣怀身边一个负责电报采买的手下跟他闹翻，投奔袁世凯，把他的贪污内幕向袁抖落了一个遍。二是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去世，按照规矩他必须交出手上的实业回乡丁忧。袁世凯得此良机，很快派唐绍仪和梁士诒接管了铁路和电报事业。如此一来，盛宣怀的手里就剩下一个汉冶萍。之所以没有被完全掏空，是因为张之洞当时还活着，武汉是他的势力范围。
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末的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三个阶段。盛宣怀力推的“铁路国有”，是在合股官办、商办这两种办法均遭遇严重挫折后的一种政策转向。各地为了造路纷纷额外征税，导致老百姓不堪重负，在此之下，盛宣怀力主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外资银行借款，并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建造铁路。不过，在此之外，盛宣怀还有另一笔盘算：筑路需要的大量铁轨，其中一半要由他主掌的汉冶萍公司生产—于公于私，铁路若是进展顺利，将是盛宣怀的另一个顶峰。
让盛宣怀没料到的是，川人的反应会如此激烈，肇端于四川的保路运动，随即演变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历史有时充满了戏剧性。盛宣怀对清王朝是忠诚不贰的，因为有了这个权力系统，他才能既商且官，成为体制内的财富之王。
1911年4月，盛宣怀突然下令，把“官督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当时湖北、湖南两地商人投入到铁路民营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数偿还，但四川公司亏空的300万两白银盛宣怀拒绝补偿。这样一来四川公司的股东们，一下子被剥夺得两手空空，由此引发了剧烈的铁路风潮。绰号“屠夫”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实行武力镇压，引起了更加激烈的反抗。
盛宣怀给出的说法是，四川公司的亏损，是其卷入世界性的橡胶投机生意，遭遇失败所致，与国家无关。全国老百姓交到国库的钱，怎么可以为民营公司自己经营不善而买单？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热血沸腾的冠冕旗号比盛宣怀在商言商的道理更有分量，最终酿成 “众人皆曰盛宣怀可杀”的一幕。
此时中央朝廷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袁世凯的手里，袁世凯算是他的对手。盛宣怀还向朝廷保举过袁世凯，因此又得罪一大群大清国的“太子党”。内外交困之下，盛宣怀在体制内的处境更趋孤立。
10月25日，特派员从资政院带回的会议记录摆上了盛宣怀的案头，“干路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一千万元，谓为卖国；擅调兵队，谓为跋扈；革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这里面的每项罪名，都令他“展读之下，不胜疑诧”。作为在官、商两界厮混了一辈子的人精，作为一直以来行走在风口浪尖上大人物，盛宣怀居然在这关键时刻显示了自己幼稚的一面：毕竟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就没有人会去追究真相与真理，从来都是只讲实力而不讲道理。
在那样一个不眠之夜里，盛宣怀彻夜写奏章，向年仅6岁的皇帝剖白自己，试图与权力替罪羊的命运作最后一次博弈。然而稿未竟，朝廷圣旨已经传到。盛宣怀被革除邮传部大臣职务，而且圣旨言明“永不叙用”。
朝廷为了保全自身，把责任推给了盛宣怀。盛宣怀自请辞职，要求体面退场的奏请被中央朝廷驳回。当灾祸临头，朝廷只会采取简捷有效的卸责方式。“辜恩溺职”的罪名并不重，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罚是极其严厉的。问题在于，资政院的议员们依然不放过他，直接诉诸最严厉的刑罚：要盛宣怀的命（死刑）。
1911年这个诡谲之年的最后一天，一艘轮船从中国大连港出发，驶往日本。山水苍茫之间，故国逐渐在盛宣怀眼中隐去，在两位儿子的陪同下，他踏上了流亡之路。
盛宣怀以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为自己的价值立场作了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