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金的滚动，那些所谓的官方监督人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与公司的利益管道进行了无缝对接，他们甚至不惜动用隐权力干涉公司的正常运营，由此官商之间的利益博弈很快走向白热化。一方面李鸿章等官僚集团不断调整企业的人事格局，另一方面，这些主要由买办组成的职业经理人由于担心资金的安全，放缓了投资的脚步，公司的发展速度也随之减缓。所谓的官方监督人与权力系统内部的官员越来越趋于同化，官督商办也逐渐沦为官商同办，甚至官办商看。由他们主导的公司，只能依赖有限的垄断专营和国家财政拨款来维持最基本的运营。
“官督商办”的招商局无法离开政治势力的利益需求和权力庇护，李鸿章最初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原始股本的筹措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尤其吸纳商人资金一度陷入困境。虽然商人最后认股了10万两白银以上，但是认股的支付很难及时兑现。为使公司发展下去，李鸿章甚至拿出了5万两白银的个人资金用来认股。更为重要的是，朝廷允许公司以7%的利息借用直隶练饷13.5万两白银。
招商局建立之初的生存发展还是很艰难的，只能“承运漕粮，兼揽客货” 替朝廷打工来维持运营，这也是官方权力庇护的最大好处。招商局独家垄断经营政府的漕运业务，并拥有漕粮的运输和免税两大特权，同时还变相获得一项官方津贴。这种垄断权或半垄断权主要是针对外国人所控制的沿海航运业，以维护本国航运利益。虽然此举遭到了众多洋商的倾轧与阻击，但是凭借着官方的金字招牌，还是逐步打开市场。到1876年，招商局资本总额达396万余两白银，比1874年增长5.6倍，船舶总吨位相当于建立之初的5.1倍，船舶总数仅比旗昌少一艘，远远超过太古、怡和等公司。
在这期间，盛宣怀完成了一笔堪称完美的交易——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
旗昌轮船公司独霸中国江海航线十余年，是美国在华的最大洋行。随着英资太古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的崛起，旗昌公司的旧式木质轮船组成的船队已经跟不上发展形势。旗昌既无资金更新其轮船设备，也无实力保有它在长江航线的霸主地位，旗昌最终决定出售资产，开出的价码为220万两白银。
为了筹措收购巨款，盛宣怀和时任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游说两江总督沈葆桢，劝其奏拨官款。沈葆桢只愿意拿出20多万两白银。盛宣怀利用官场潜规则，买通沈葆桢的身边人，了解到沈葆桢在别处另存的70万两白银，最终沈葆桢被说服，决定筹拨苏、浙、赣、鄂等省官款共100万两白银，帮助招商局完成了此次产业收购。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如此描述盛宣怀：“由官员变为官僚企业家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盛宣怀……他喜欢搞官场上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
旗昌船队正式过户换旗，归并轮船招商局，海运实力陡增。在这笔跨国贸易中，也同样表现出政治势力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支持作用。然而，这笔贸易也成为日后京城官员的众矢之的。御史董俊翰指出，购买旗昌公司使招商局拥有的轮船大大超过实际的需要，造成每月五六万两白银的流失。
有官员针对购并旗昌一事，痛斥盛宣怀等“挟诈渔利，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慈禧亲自批示，命令李鸿章严肃查处。李鸿章凭借着他在权力场上的巨大影响力，为盛宣怀挡住朝中官员射来的明枪暗箭。他向上奏报，盛宣怀等人绝不会在购并旗昌公司这件事上谋取私利，至于收受20万两银子的回扣更是子虚乌有。
盛宣怀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却始终无法摆脱官商逻辑。经过多年的暗箱操作，让他在招商局的岗位上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持股2.2万股，价值440万两白银，成为招商局的第一大股东。在并购旗昌洋行时有47处房产约合50万两，没有列入账册。盛宣怀密函李鸿章，建议安排心腹之人另立公司将其收购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并询问李鸿章是否愿意附股。在创办通商银行的时候，为了争取朝廷支持，盛宣怀还公然向大学士王文韶行贿，为他在银行中“代留500股”。正是这种暧昧不清的经营活动，让身处民穷财尽时代的盛宣怀聚敛了用之不竭的财富。
在购并旗昌公司这件事上，盛宣怀的表现可用“完美”二字来形容。李鸿章请求皇帝能够召见盛宣怀，以示恩宠。1879年10月的一天，盛宣怀第一次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虽然说皇帝年幼，可皇家的奖赏对于官场出身的盛宣怀来说，却是至高的荣誉。盛宣怀被委任为天津河间署理兵备道，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行政职位。这次被皇帝召见，是盛宣怀官场生涯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此之前他是直隶省候补道台之一，且名列前茅。
如果认为盛宣怀只是一名手段高明的企业家，无疑是片面的。他是一个精力旺盛，且能在权力场上左右逢源的人。在他图谋经营企业的同时，他的官场仕途同样走得风生水起。放眼晚清政商两界，能够同时出击，且都有巨大斩获的，也只有盛宣怀一人而已。
在李鸿章的谋划下，盛宣怀被朝廷任命为天津海关道，而这个衙门，是朝廷根据李鸿章的建议增设的新机构。这是李的政治布局的一部分。此前，他促成取消了北洋大臣的独立职位，使得这个职位由直隶总督兼任。这么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势力。理所当然，为了协助责任重大的直隶总督，朝廷统一设立了天津海关道。
这个新衙门并没有复杂的责任体系，它的使命甚至是简单的。它不负责与地方有关的各种权力，只负责洋务、防务和关税征收。显然，在李鸿章看来，这样的机构必须由盛宣怀来把控。在李鸿章的权力操控下，盛宣怀走马上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终于看清楚，通过盛宣怀在天津海关道的工作，直隶总督李鸿章完全控制了供应首都北京地区所需要的主要口岸的商务和收入。对于李鸿章而言，他截取直隶岁入，大有挟经济以令朝廷的趋势，而对于朝廷，似乎饭碗都掌握在李鸿章的手心里了。
在李鸿章的政治版图里，盛宣怀到底有多重要，由此可见一斑。盛宣怀是李鸿章权力范围之内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财政官员。除了天津海关道，他还控制着轮船招商局，并将濒临死亡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救活，这也是李鸿章对盛宣怀欣赏有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