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起电话，阿伍从洗手间那边过来了。刚才，我跟玲姐通电话的时候，阿伍朝我望了好一会儿才离开。好几个月过后，阿伍告诉我，这天他上洗手间那边去做粘糊小妹的工作，要粘糊小妹好好照顾我一夜。结果，粘糊小妹吐了他一脸口水，气冲冲地跑走出了餐厅。在此之前，阿伍不知道粘糊小妹是真心喜欢他。知道后，他也没当回事。他走到餐桌边连喝了几杯酒，摇头晃脑地笑个不停。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也没心思理会他。几分钟前我听到了玲姐的声音，心里又迸裂了，那些还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纷纷裂开，疼痛阵阵扩散着。阿伍重重地坐下，问我刚才是谁打来电话，我没告诉他。他又摇着头笑了，说：“小天你真的完了！没救了！人家打一个电话来，就像拿一把刀捅了你一下。”
我觉得他说的不错，这个电话，的确像把刀捅了我一下。我看不见自己脸上的表情，我想那一定很难看。我问他粘糊小妹怎么走掉了。他说：“别管她，你还有两个选择呢。”接下来唉声叹气的，说：“老弟啊老弟，老弟，老弟，女人留下的病只有女人才治得了。这叫以毒攻毒，增加免疫力。哥哥恨不能生为女身，好好为你奉献一把。可惜啊可惜，可惜做哥哥的只能牵线搭桥，铺床摊被，剩下的只有你亲自做才做得成了。”我笑了笑，他说话一贯没个实数，我经常不知道怎么应对才好。这天倒是叫他感动了一下，但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阿伍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样，连连摆手：“算了算了，你什么也不用说啦，喝酒喝酒。”没等我端起杯子，他自己先干了，喉节滑动了一下，咕咚一响。接着继续开导我。照他的说法：一个男人如果为女人受苦，就不能不说这个男人堕落得还不够。我说：“那不一定吧？”他说：“什么叫那不一定吧？我亲身体验了这个，只不过……你以后想为女人痛苦也痛苦不了，那本身也是一种痛苦，就算那是高级痛苦吧。”他给自己斟上酒，示意我干杯。酒我没有喝，这天出门的时候本来是想喝点酒忘记一切的，这会儿突然又不想喝了。我告诉阿伍，即使要堕落，我也要清醒地堕落，不把责任推到任何人和事上。阿伍再次摇着头笑了，说：“你不喝酒，只怕是待会儿又没勇气堕落了。”
我知道他还没忘掉四年前带我去桑那按摩的事，我没做，他很生气。帐是他跟妈咪结的，已经走出一截子了，他又返回去要钱。妈咪不肯还，说反正花掉一个钟了。阿伍大吵大闹，厉斥她们一点点职业道德都没有。我说算了，那个女孩子还在上学，父母都下岗了，“多少钱我还给你。”他把手一甩，“这些B人！说B话！你也信！”直到那个自称是学生的女孩走出来，从妈咪手中要过钱扔给了他，他才哼哼着出了门。
那次也是我不对，既然跟他去了那种地方，就不该不做。后来工作了，阿伍一直想把我们的友情从“卡友”升级为“****”，他认为男人与男人的关系，就数“****”最铁，他几次想带我去找小姐，我都没去。我怕事到临头自己又要退缩，他又要闹。
我对阿伍说：“旧帐就不要翻了，今天先说好，碰不上有感觉的，本人不一定非堕落不可，我也不要你买单。”
他直摇头，说：“买不买单是小事。你也不要把这种事太当回事了。女人真的就那么回事。敝国的**还没有进化到有感觉的程度。”
我一下子还接受不了这种谈女人的口气，说：“已经进化成个人了，总不能不承认吧。”
他说：“是人没有错，可要是没人照顾她们的生意，是不是人都他娘的活不下去。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就这个B样子。几千万上亿的乡下妹子在田边洗一洗脚，就到城里来给男人从头洗到脚了。”
这一点倒是很难反驳。阿伍知道我虽然经常冒一冒酸气，但对**这种古老的职业，从来没有瞧不起过。不仅没有瞧不起过，还偶尔为做**的人感动，觉得她们从事的是最具有献身精神的一种职业。见他还在望着我，我觉得再不顺着他说点什么，也太说不过去了。应该说他是一番好意，再说我觉得自己好像也需要那样来一下。我笑了笑，说：“我也没说不照顾她们的生意啊？”
“哈哈，这就对了。”
“你说对了就对了吧。”
“去哪儿？”
“去……青塔看看吧。”
从现代城打车去青塔，一路上差不多折腾了一个小时。华灯初上，热爱夜生活的人陆续出来了，街上的车似乎不比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少。到了青塔小街，阿伍熟门熟路的钻进了一家美容店，粉红色的灯光里坐着几个精神抖擞的小姐。
他一进去，小姐们就拥着他打情骂俏。阿伍指了指我，板着脸对她们说：“我这个兄弟头一回来，你们可要照顾好！”立刻有两个小姐朝我摇摆着腰肢，其中一个还把我的胳膊抱在怀里乱晃，说：“这位帅哥喜欢咋个样子照顾嘛？”我挣脱了她，过了好一会儿才觉得那条胳膊回到了我身上。
见我迟迟没进入情况，阿伍把两个小姐朝腿上一按，抬起头对我说：“动手哇，要不我来帮你挑？”阿伍谈好价钱后，我们走了出来。阿伍告诉我，小姐们的办事处离美容店不远，后面的胡同里。短发女子轻轻挽着我的胳膊，月明星稀，我意识到自己正临近人生中又一个非常时刻。
这会儿玲姐在做什么？她躺在医院里有没有人照顾她？那个老易会不会一直对她好？胡同里黑糊糊的，拐来拐去，两旁偶尔有住家的灯光透出窗户，我能听见某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说话的声音，我心中有些酸楚。
走在我旁边的短发女子碰了碰我，说帅哥是不是从来就不爱说话呀，我说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跟她多说话。阿伍停下来笑了一下，对短发女子说：“****，还想跟我兄弟培养感情哪？废话少说，实事多办！告诉你啊，服务要无微不至！”短发女子也笑，说这个就不用大哥教我啦。走进一座四合院，一只乌鸦突然惊叫了一声，从院子中间的大柳树上扑扑地飞起来，吓我一跳。此后我一直冷汗不止，无论怎么样也进入不了情况。
阿伍在那边已经办完事了，站在院子里敲敲窗格子，问我怎么样。我抱着头没说话，羞愧不已。我还是没说话，心中一片茫然。阿伍开始那训短发女子：“你又是怎么搞的？”短发女子撅着嘴，嘟哝着说：“我还能怎么搞？这种事我可是没办法。”
阿伍瞥了我一眼，转过身朝短发女子嘿嘿地笑，说：“你没办法还吃这碗饭？还不快叫有办法的来！告诉她们：哥哥今夜悬赏，谁有办法，赏一千现大洋！”
不一会，屋子里挤满了浪声软语、嘻哈乱笑的小姐。玲姐打电话来的时候，恰好阿伍把两个姑娘掐得尖叫不已。
玲姐说：“天哪，你在什么地方？”
我没说话，有一种要哭的感觉，心里非常渴望玲姐这会儿能到来，能抱着我，能带着我离开。我觉得自己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过了一会儿，玲姐对我说：“天儿，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停了一会，又说：“千万记住要戴着套，啊？”
我更羞愧难当了。挂断电话，我又抱着头坐在床上。喧闹中有人拉开了我的手，我抬眼一看，一大堆白花花的身体像闪电照了过来，脑袋里突然一声巨响，随后嗡鸣不止，耳朵里听不见他们在闹什么，眼睛一会儿像X光，看见一具具走动的骨架子，一会儿又像红外夜视镜，看见一团团粉红色的蒸汽在绿色背景里浮动。我努力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但脑袋里还是色彩斑斓的，嘴里有股异味，像喝了一碗浓得化不开的汤。接着胃疼开了。胃里有什么东西拱来拱去，涌到嘴里哗地喷射了出去，喷到了几个惊叫着慌忙躲闪的小姐身上。再接着大脑里一片漆黑，像显示器出了毛病，要拍打几下子才偶尔有一点亮光在远处闪一下，然后又沉入黑暗。
这一天我本来就很虚弱。疼痛和高烧的三天刚刚过去，身体还不怎么舒服，这么一折腾，没多久就架不住了。当意识再次一点一点地回到我脑子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歪在出租车上，阿伍坐在我旁边。我胸中烦闷不堪，让阿伍打开了车窗。叫凉爽的夜风一吹，我又有了想吐的感觉。出租车在路边停了停，我下去干呕了几下，除了苦腥的胃液，什么也没吐出来。阿伍笑了，说你真是太可笑了，一群姑娘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一瞬间我又跌回了小姐们做办事处的四合院里，一大群光着身子的小姐晃来晃去，七八条伸过来的手臂如同八爪鱼……后来呢？后来都发生了些什么？脑袋里一声巨响之后，还发生过什么？我很想问问阿伍，问个一清二白。我很担心在不清醒的情况下我就堕落了，那样太划不来了，我不愿意背那样的虚名。
出租车再次开动的时候，阿伍坐在一旁嘟囔开了，他说他再也不带我上这种地方来了，我太让他丢脸了，没把那一千块赏金花出去不说，还把那些漂亮姑娘全得罪完了。诸如此类。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改天老弟请你。”
他这才眉开眼笑，说那倒不用，只要你不再装死装活的就行了。
不久，阿伍又带我去过青塔一次。我还是不行。这天阿伍喝多了酒，笑着对我说：“难怪老弟一直是个纯情男孩，哈哈哈，好好练童子功吧！”我立刻瞪了他一眼，自己先走掉了。后来他打电话来道歉，我也没理他。我本来就心痛难忍，他的话还这样伤人，戳到了我最敏感的地方。两个星期后，他把我堵在了家门口，说：“你要怎么样吧，为这点事就真的要伤兄弟的和气啊？”进屋后，阿伍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比划着，表示如果我不原谅他，他立刻把他的武功也废了。我笑了，说行啦行啦，就别太夸张了。他也笑，恭维我真沉得住气，作为男人来说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倒下了，还失恋得像模像样的。我轰他出去。他一边倒退着走，一边说：“你把我轰走了，只怕是你的小头要真的留下病根了。”我停住手。阿伍重新坐下来，告诉我，他今天是专门献“联络图”来的。他已经打听到了北京一流男科医生250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据说其中有个圣手，还是清末御医的后代，现在是某领导的保健医生，那个领导有能力跟一个女歌星爆出绯闻，一半拜这个圣手所赐。
看见那张A5打印纸上排得密密麻麻的名字，我一感动，就把实话告诉阿伍了。我说其实我也不是不行，那个问题顶多算个心理上的小障碍。前几天还梦遗过一次。不过，我没告诉他我梦见的是玲姐，只是告诉他如果跟梦中的那个女人在一起，就肯定能行。阿伍有点半信半疑，说：“以前只是听说过这种事，但没遇到过。反正我是谁都行的。”接着问起我的梦中情人是谁，还说只要不是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女歌星（那个领导有点惹不起也躲不起），别人，都可以探探路子。我笑了，打岔问他怎么可能对那么多女人都有反应。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小头一充血，大头就不管用了。我对小头有时候管大头的说法，现在多少有些认同。以前我只相信大头管小头，现在事实告诉我，我的小头比大头的忠诚度高多了。
送走阿伍后，我有点心烦意乱的。对玲姐的想念忽然升腾起来，带着鼻子的记忆，舌头的记忆，牙齿的记忆……身体每一部分对她的记忆一起升腾起来了，直冲头顶让我很不好受。我已经二十多天没跟玲姐亲密接触过了。离开医院后，有十多天没见过面。第一次从青塔回来后，我们连电话都很少打了。
每次打电话，我都尽量表现得平静而客气。像很多男人一样，我慢慢学会了让看不见的伤口仅仅呆在看不见的地方，让时间去慢慢愈合它。当然，我也不是不知道，我那种平静和客气，对玲姐来说也就是生硬和冷淡。有时候，我在北京，我会在手机中说我不在北京。我没开会或谈业务，我会说我在开会，或在谈业务。我说一会儿再给她打过去，一会儿过后我并没有给她打过去。我知道我要想恢复过来，必须尽量离她远一些。可要我下狠心，说狠话，完全不理会她，甚至伤害她，我也做不到。
有一天，平静中积蓄的痛苦突然爆发了出来，心中的旧创迸裂，这时候才知道当初的根扎得有多深，痛就有多深，甚至更深。显然，要挖开血肉清除她的根须，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夸张点说，有时候我真想就这样痛死掉算了。不夸张地说，有时候我真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没有殉情自杀？在人们通常形容的“肝肠寸断”的痛苦中，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找点什么止住这样的疼痛。我去三里屯酒吧喝得烂醉，出来的时候倒在街边就睡死了，醒来后发现身上飘了一层落叶。没几天，又喝醉了，趴在一个小姐身上拨通玲姐的电话大哭不已。有一次还在玲姐家的楼道里坐了一夜，把一个夜班女工吓得尖叫起来，看见玲姐家的灯亮了，我赶紧逃走了。接下来一个星期，我总觉得玲姐在跟踪我，有几次蓦然回首，看见一个身材像玲姐的女人戴着口罩远远地走在我后面，想细看时，就看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我神经过敏，看花了眼，还是她真的在跟踪我。那个星期北京爆发了流感，81．3％的人（报纸上说的）戴了口罩。我顾不上流感，顾不上业务，顾不上房东催房租，好像只能做一件事：把自己糟蹋得一塌胡涂。好像我需要的只是：失忆或糊涂。
我记得一本什么书上说过，很多人都有一种倒下去舒舒服服躺着的**，当打击袭来，这种人很容易就倒了下去。其实，要他们再坚持一下，他们并不是做不到。因此也可以说那个打击只是他们倒下去的借口。这个结论，是20世纪60年代一帮精神分析专家研究出来的。更早一些时候，19世纪小说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经发现了这一心理现象，他描写过一个穷困潦倒的男人，把自己一生的失败归结到妻子的唠叨上。唠叨这个具体细节，也许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这样写的，请原谅我偷懒没去查证。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想起这一切，想起我“失恋”后的种种表现，写到这里我不禁暗暗心惊。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那种隐秘的心理倾向。
秋天的一个上午，这个上午真可以称得上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从一个客户那里出来，赶往另一个客户那里的路上，忽然对这种两手空空跑来跑去的日子厌烦无比。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就算是有钱赚，也一定会让我厌烦。我决定不去客户那里了，决定去医院看看玲姐，就去病房门口瞄一眼。她本来出院了，前些时又住了进去。我不知道她是旧伤复发了，还是又受了新伤。
坐在地铁里，我琢磨了一会儿那个穿铁锈红皮夹克的男人，那个老易，我想琢磨出他是怎样追到玲姐的。接着，又觉得过程是怎样并不重要，不想琢磨下去了。但那件铁锈红皮夹克一直堵在心里扯不出来。我刚上班的那年秋天，玲姐曾要给我买一件铁锈红皮夹克，我一看价钱可以抵掉我一个月工资，就告诉她，铁锈红对我来说太招摇了。其实，我知道只要配好裤子，铁锈红皮夹克倒是能穿出一点特别的品位。我的衣服有不少是玲姐给我买的，这天穿的衬衣，系的裤带，脚上的鞋子，也是她买的。内裤拿不准，我只穿一个牌子的内裤，我买了一些，她买了一些。如果要彻底清除掉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内裤是一个问题。其实别的衣服也成问题，我所有的衣服都在她的洗衣机里洗过，都留下了她常用的那种洗衣粉的气味，我所有衣服的扣子都是她重新钉过的。想起这些，心里面又有一些地方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