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都是玲姐照顾我，好像只有她生病了，我才有机会照顾她。我知道这么说，有点没心没肺，可是，这样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她生一生这种小病，好像也不完全是件坏事。
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起床了，烧开水，洗衣服，熬她爱喝的小米粥。我走到阳台上，把她的衣服晾到铁丝上，朝渐渐明亮的城市瞥了一眼，觉得自己的快乐就像眼前的早晨一样新鲜。
玲姐在北京没什么亲人，她交往的圈子，除了同事、同学和同乡，就只剩下单身女子俱乐部里那些人。坦白地说，我一直就不怎么喜欢那些人来瓜分我和玲姐单独相处的时间，现在玲姐生病了，我更不希望那些人来打扰。
我给阿伍打了个电话。阿伍说去那里住几天没问题，让他弟弟给哑巴农妇打个电话就行了。接着，问我去做销售员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点告诉他。听上去他有点生气。他是昨天才从办公室一个打字员的嘴里掏出这个消息的。他说，不知道现在活动还来不来得及，星期五下午，保障部一个维修员一拳打歪了人事经理的鼻子，公司决定不谈话了，星期一直接张榜公布。我没多解释，只是让他不要帮我活动。这一刻我觉得去不去做销售员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想去管这些了。阿伍却疑心大起，叫了起来：“老弟啊，你他娘的不会是真的要当官了吧？”我说，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他有几秒钟没说话，接着笑了起来，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也放心，我不会到处乱说的。”只好随他怎么想了。
小米粥熬好了，我盛了一碗端进卧室。玲姐不肯喝。我估计她昨天就没吃过什么东西，拉着她的手，半拖半哄了一阵，她才答应喝一点。扶着她坐起来，她却要先化妆。
玲姐化妆的时候，一般不让我呆在旁边看，我自觉地走了出来。再进去的时候，她脸上已敷了一层薄薄的红妆。她对着镜子瞧了瞧，擦掉红妆，重新敷了一层若有若无的淡妆。看见她一笔一笔画眉毛的样子，我觉得那支眉笔在我心里软软地触动了一下。我很想仿照张敞画眉的典故，试试我的身手，可又想到这不是折腾的时候，就催她快点喝粥。
玲姐喝了几口，又不肯喝了，说嘴里没味道。我琢磨着是不是给她讲个故事，再哄一哄她。记得她上次住院的时候，睡不着觉，要我给她讲故事。我说我不会讲故事呀。她说讲你小时候的事也行，《天龙八部》里阿朱睡不着觉，乔大侠还讲过他小时候的事呢。我发现她在病中，有时候会冒出点小女孩般粘人的性子来，我也乐于顺着她，那次就给她讲了我小时候如何怕打针的事。我说得好几个人按着我，如同上针刑。故事讲得简单枯燥，她听着听着头一歪，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是装装样子，还是真睡着了。
我决定试试。我说给你讲个故事吧，条件是讲一句，喝一口粥。她一听就笑着张大了嘴。这次我讲的还是小时候的事，有一次我感冒了，半夜里吐在了床边的地上。我摇醒了父亲，说我吐了。父亲说，你去拿扫把来扫掉。那一年我七岁，按照父母的离婚协议，刚从母亲那边来到父亲这边。扫掉后，我爬到床的另一头，离父亲远远的躺着。
讲完后，我才发现这个故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玲姐还是很守信，听一句，喝一口，最后眼眶里涌出了眼泪。我不再逼她喝粥了。从这以后，我开始研究各种故事，希望自己能讲得好一些。
给玲姐喂过小米粥，我走到客厅那边的阳台上给经理打电话。
我不知道经理袁大头肯不肯让我休假，按照劳动法和公司规定，我攒了十来天假。但袁大头跟我合不来，我刚进公司那会儿，袁大头曾很阴险很坦率地对我说，如果我把大伙儿在背后怎么议论他的都告诉他，我每个月可以多报销200元交通费，我不置可否地笑着。他也笑，笑过了他才说刚才是在开玩笑。这以后，他就板着脸跟我说话。我呢，除了业务关系，也不怎么爱搭理他。我也是真的看不上他那副做派。有时候他一走到我身边，我就觉得像有人吐过来一口痰。再后来，天知道这老兄是哪只眼睛出了毛病，居然从我身上看出了我自己都没发现的野心，老觉得我要夺他的权，有一次还在部门会上说一些转弯抹角的话，指责我越过他直接找老总汇报。他也不用他的大头想一想，他用业务经费天天吃馆子，夜夜泡酒吧，这样的事国营企业有时候都要敲打一下，我们这种公司里又怎能盖得住？想私下里奏他一本的人当然少不了，我只不过不想卷进跟袁大头对着干的另一帮而已，那一帮，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我要搞他袁大头会当面搞。
电话接通后，我对袁大头说我要休假。
袁大头只说了一个字：“好。”
我有点意外，没想到他没问我为什么要现在休假。如果他打官腔问我，我很可能会跟他蛮横一下，反问他：“你应该知道吧？”他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我反倒楞了楞。我说了一声谢谢，正想挂电话，袁大头又说开了。他暗示我销售员的事跟他没什么关系。我没接他的话。
我一直怀疑让我去做销售员的人中，可能有袁大头，但他不是重点怀疑对象。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格登响了一下。我笑了笑，说做销售员也没什么不好吧。他又嗯嗯啊啊了一阵，才挂上了电话。
我转过身，发现玲姐站在客厅里看着我。我有点不安，不知道玲姐是不是听到了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玲姐走过来，眼睛潮红，望了望晾到阳台上的那些衣服，又望了望我。
她问：“你要休假？”
我嗯了一声。
她笑了笑，说：“我不是故意要听的，就是听到了。”
我又嗯了一声。
我扶着她离开阳台，不想让风吹着她。见她没提别的，心里轻松多了。我把向阿伍的弟弟借房子的事告诉了她。我说等她好起来了，很想跟她一起去住几天。我们有好久没一起出过城了。
玲姐一听就笑了，立刻给单位一个什么领导打电话，说她要休假。打完电话，就动手收拾东西。
我有点吃惊地望着她。她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拖着旅行箱，哗哗啦啦的越走越精神，好像力气一下子回到了她身上。刚才，我给她喂小米粥的时候，她软得扶都扶不起来，哄了那么久，才算是喝下去小半碗。我把她从阳台上扶进来的时候，还觉得她的身子有点沉。这会儿，竟有点神采奕奕的意思了。
我跟着她走了一阵，问：“这就走啊？”
“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阿伍那边还没回话哪。”
“先出城再说。能去的地方多得很。再呆下去说不定哪儿都去不了。”
想想也是，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她的身体。可我也不想扫她的兴，还是由着她吧。我也收拾了一下，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停在楼下。然后上楼接她下来。
我们先往怀柔的方向走，打算路上再跟阿伍联系。
快出城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忽然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从车前走过。那个女人脸色祥和，整齐干净，步态优雅从容。我心头怦地一震，赶紧指给玲姐看。玲姐也看出了神，车子开动了，她还趴到车窗边看了看。
每次碰到这样的老美人，我都会奇怪地受到感动。头晕目眩后，甚至有点感激她们，她们很容易让人对生命的黄昏充满乐观的心气。一个女人在青春华年漂亮动人，理所当然。到了这把年纪，还能把人生的美体现出来，才叫珍稀罕见。
不用说，我远远看见了身旁这个女人的晚年，在道路前方闪烁变幻。
出租车跑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城东北深山的一座小村里。再往山上去，路窄得有时候只能过一只轮子，哑巴农妇和我一个推，一个拉，才算是把一辆满载着食物和行李的独轮车弄上了山。多数时候，我搀着玲姐跟在后面。
翻过一座短松岗，就能看见那座小院子。从外表看，那座小院子跟山里其它小院子几乎一模一样，青瓦土墙木篱笆。但里面已经被阿伍的弟弟大大改造了一番：打蜡地板、贴墙木板、吊顶天花板、席梦思、壁炉、简单却精致的仿明家俱。
几个月没人住，屋子里的空气似乎从未跟外面的空气交流过，得在门口站一站，才能走进去。我和哑巴农妇开始打扫，让玲姐坐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休息。玲姐稍稍喘口气，就从包里往外拿东西，那真是一只魔术女郎的皮包，看着不大，却塞满了毛巾衣架卫生纸帽子化妆品等等，好像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儿摆摆，那儿挂挂，只一会儿，一间死气沉沉的屋子就给她弄活了，仿佛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小住的地方，1964年以前还没有湖和单独的名字，人们说起它的时候不得不用手指指戳戳。1964年，在山谷里筑了一道大坝，那一带才被称为“红旗水库”。我和玲姐到来之前，已有几个画家买地造屋，他们给水库另外起了个名字，叫天鹅湖。今年元旦刚过，我打算呆在湖边写这篇故事，旧地重游，被机器的轰鸣闹得心烦意乱，才知道金鑫发展有限公司正在建度假村，该公司已拿下了水库的冠名权，改名为金鑫湖。
名字也许将来还会变，但在我心中，这个地方永远是天一湖。天一湖，玲姐取的名字，她从我们俩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天一湖：树顶鸟儿的歌，林中小溪的歌，我和玲姐的歌。湖边一星期，是我这么多年来离幸福最近的日子。这么多年来，我东奔西走，南下北上，心中一直装着天一湖，才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沙漠。
在我的记忆里，天一湖永远是我和玲姐一起看见时的样子。它没有后来的亭榭楼阁，索道游艇。它安静得像一个隐秘的念头，干净得像一场真正的爱情……湖水，因为比天空更加透明而难以比喻；森林的倒影，因为不是森林本身而颤抖……偶尔有鱼跃起，有鸟像一支燃烧的火把投进湖中……有一次我和玲姐正在浓荫里下棋，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就睡着了。
曾经有很多次从梦中醒来，脑子里还留着梦的片断，以为我躺在天一湖边的小屋里，身边睡着玲姐，伸过手臂去搂一搂，懵懵懂懂叫几声玲姐，才算把自己完全唤醒。坐在床头一天一天的回忆着那一星期：第一天，我在阳光中劈柴，她抱着劈好的木柴眯起眼看我。第二天，我们散步回来，她只带回了一枝野花，插进花瓶里。沾染在手上的浆汁结成了一层薄壳，她像脱掉手套一样脱下来。第三天，我们呼吸着松树的气味，互相扔松果，地上满是松果。第四天，我帮她剪手指甲和脚指甲。差不多三年，我的指甲都是她给我修剪的。第五天，又是散步，脚步的回声在绿树繁花的山谷里传送着香气；我看见阳光到达她的额头之前，经过了无数树枝的挽留……然后是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
第六天早晨我就感觉到这一天将会不一样。
我们沿着湖边散步，玲姐搂着我的一条胳膊，我的肩膀能感受到她胸部的压力，我能看见湖水在她的眼睛里闪亮。到了晚上，她在壁炉前铺了一块毯子，席地而坐，梳着头发。我看见壁炉的火光在她的眼睛里闪亮，进一步印证了早晨的感觉。接下来的联想让我双腿发软，但我还是走近了她。
我走到她背后，坐下来，帮她梳头。以前她不让我给她梳头。她老家有一种风俗，一个女人允许一个男人给她梳头，就意味着这个女人把自己的身体，把青丝一样多的日子全部交付给这个男人。
梳完头，我轻轻环抱着她，手臂压在她两只**上。她轻轻一颤，让我所有的骨头都动摇了。这种感觉有一点陌生和振奋。这种颤动，跟她打摆子时偎在我怀中的颤动完全不一样，跟她以前被我抱住时所有的颤动都不一样。我的身体完全苏醒了。
屋子外面流水的声音一下子变响了，还有屋子里面火焰的声音，也变响了。流水的声音与火焰的声音融汇在一起，将我们轻轻托举起来。她轻轻松开我的双臂，轻轻挣脱出来。她解开了我身上的一颗扣子，我也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她脱掉我的毛衣，我也脱掉她的毛衣。她脱掉我的一只鞋，我脱掉她的衬衣。她脱掉我的一只袜子，我脱掉她的裙子。她脱掉我的另一只袜子，我脱掉她的一只鞋。她光着脚走到壁炉边，往壁炉里扔了一块劈柴。我也光着脚走到壁炉边，往壁炉里扔了一块劈柴。两块劈柴慢慢燃着了。两股火焰互相舔了几下， 缠在一起化成了一股火焰，再也分不出彼此。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最后一课。
截止到这一天，我们正式认识已经3年9个月17天。我们在床上比较用力的撕扭不少于8次。她的睡袍被我扯烂3件。她一共给我介绍女朋友6人。她在我面前流出眼泪发出声音的哭泣不少于13次。
现在也许可以这样分析： 她已经挣扎累了，她向自己妥协了，不再和自己较劲了。这里，远离人群，一切烦恼都可以留在山外，甚至时间也可以留在山外。我们之间暂时抹掉了时间的深渊，也许还抹掉了未来。
窗帘轻轻鼓动着，像一片裁剪下来的波浪。几乎一整夜，我们互相轻轻地抱着，轻轻地说话。然后是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
最后一课，是漫长的一课。我学习的主要是无声的交谈。她告诉我身体和身体怎样缓慢、轻柔地交谈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了交谈。手和手在交谈。脚和脚也在交谈。鼻子和鼻子交谈了一会儿后，我的鼻子开始与她的脖子、她的头发、她的肩膀、她的肚子交谈。我的膝盖找到了机会，赞美她的膝盖。我的舌头找到了机会，与她的舌头默默地呆在一起，第一次用没有音节的语言交谈。有时候我的舌头也与她的腹部交谈，它们好像很高兴互相认识。我的手与她的**开始交谈的时候，她的手正在与我的胸脯交谈。她的手与我的腰背交谈的时候，我刚刚长出来的胡子正在与她的大腿交谈。我的胸脯免不了要跟她的胸脯交谈。能深入交谈的地方，我们都免不了要深入地交谈。接通交谈热线后，我的身体内部与她的身体内部也开始了交谈。肝脏与肝脏在交谈。胃和胃在交谈。心脏和心脏很可能是率先开始交谈的，但也有可能是肺和肺率先开始交谈。交谈，交谈，交谈。交谈理所当然变得越来越盛大：我们的每一条血管每一个细胞都加入了交谈，并引起了共鸣。然后是空气加入了交谈，这是免不了的。还有森林湖泊星群加入了交谈，这也是免不了的。还有白天，还有夜晚。
令我惊讶的是，我一开始就适应了这种缓慢、无声交谈的节奏。我没有像从前那样过份亢奋和急切。仿佛我们无数次做过这件事。仿佛身体与身体在毯子上的交谈，只是模仿了黑棋与白棋在棋盘上缓慢、无声的交谈。
据昆德拉在一篇小说中的说法，“慢”，是一种正在失传的乐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尚速度的时代。人们匆忙远离“慢”的同时，把自己也匆忙丢在了身后。昆德拉还在这篇小说中写到了慢与记忆、快与遗忘之间的秘密联系，他举例：一个人在路上走，突然要回想什么事，但就是回想不起来，这时候他放慢脚步。相反，要忘记他刚刚碰到的倒霉事，不知不觉就会加速走路的步伐。我从这段文字中联想到了慢与珍惜。
女人似乎天生就懂得这一点。中世纪悠闲的贵妇们，甚至把**发展为一门缓慢的造型艺术。她们把完整的过程细分成一块一块，让每一块都有内容和质量。一次**就有了一幢精致的时间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