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天不佑元，元朝末年，连年灾荒，加之一系列政治制度的积疴成疾，最终在元惠宗时代，由“变钞”和“开河”事件直接引爆了全国境内铺天盖地的红巾军大起义，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就此奏响了挽歌。
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都知道，朱元璋是依靠红巾军起家的。在天下大乱，群雄蜂起之际，朱元璋为现实所迫，最初仅以混口饭吃的心态参加红巾军，但是，凭着机遇、智谋、勇略和权术，他从一介小兵，一步步地成长为一名众望所归的时代英雄，人谋乎？天意乎？读者自己去感悟吧。
§§§第一节 滋生红巾军的元末宗教
要想了解朱元璋的发迹史，必定绕不过红巾军，因为他是从红巾军的一介小卒起家的；而要了解红巾军，则又绕不过元末时期的宗教，因为它是在宗教的土壤上滋生长大的。下面就相关情况给读者予简单介绍。
先做一个名词解释：红巾军，它是元朝末年汉族人民自主发动起来反抗元朝统治的军事武装力量。起事之初是以民间宗教活动作掩护，并借助宗教的号召力去发动教徒举行军事起义，教徒头裹红巾，时人称作“红巾军”或“红军”，因凡事皆聚众焚香，故又被称作“香军”。
确切地说，元末汉族百姓起义军所利用的其实是由明教、弥勒教、白莲教等三种宗教杂合而成的一个不伦不类的宗教。因为朱元璋后来所建立的大明王朝与明教称谓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这里分别简介一下三种宗教的渊源，便于读者了解。
明教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它是波斯人摩尼在揉合了基督教、佛教和祆教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一个教派，时人称其为“摩尼教”，其教义主要精髓为“二宗三际”。所谓二宗，是说宇宙中存在明和暗两种不同的力量，明是善，是理；暗是欲，是恶。所谓三际，是指明与暗相互斗争，将分为初际、中际和后际三个阶段，明最终在“后际”阶段战胜黑暗，整个宇宙和世界将处处充满光明与和谐。明教信奉的神祇是明王，也称明尊、明使；此外，还有净风、善母二位光明使，以及净气、妙风、妙明、妙火、妙水等五位小明使。
明教自唐武后延载元年（694年）传入中国，唐武宗会昌年间（841年—846年），政府禁止佛教，明教也受到牵连，从此成为在民间小规模传播的一种秘密宗教。此后的各个朝代，政府都对明教有过不同程度的打压。为了提高明教的生命力，在传承的过程中，明教又吸收了道教的一些经典思想，同时改革教义，在教徒中提倡素食和薄葬，要求教徒节俭与互助，这些改革迎合了农村百姓的实际需求，由此得以在民间生存下来。
弥勒教脱胎于佛教。根据佛教的说法，佛祖释迦牟尼灭度以后再过若干年，弥勒佛将降生成为婆娑世界的教主。换言之，弥勒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法统继承者，他将主宰另一个法统世纪。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和尚僧人们“虽复剃除须发，身着袈裟，然毁破禁戒，行不如法，假名比丘” （据《大方等大集经》），世界也将走到崩溃的边缘：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瘟疫肆虐，人心变坏，整个人类都将陷入痛苦的深渊。只有等到弥勒佛降世，世界才会重新变得清明：土地平整，四季分明，花果满山，物质富足，最关键的是人的道德水准将大为提升，人心向善，福寿无境……这种美景自然令人们向往和期待。于是，人们纷纷供奉弥勒佛，祈祷他早日驻世，这便是弥勒教的由来。
从隋唐至宋元，无论统治者采取何种宗教政策，弥勒佛在民间一直方兴未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关弥勒佛已经降生的传说更是层出不穷，于是，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便打出“弥勒佛降生”的旗号，针对统治者展开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
白莲教又被称为白莲会和白莲宗，它同样也是脱胎于佛教。据说东晋时期，由慧远、慧持、慧永、雷次宗、刘程之等十八位僧众，在江西庐山东林寺结社，共同修持弥陀净土之法而兴起的一个教派。发起人慧远将庐山的这个东林寺结社取名为白莲社，而慧远也被后世净土宗门徒尊为宗派始祖。到了南宋绍兴初年，昆山僧人慈照法师在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立了白莲教。
何谓“净土宗”？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净土是指佛所居住的世界，亦称净刹、净国、净界、佛国；净土宗是佛教宗派之一，它相信净土的存在，以“往生（指死后进入）净土”为修行宗旨。汉传佛教的净土信仰最初分为弥陀净土法门和弥勒净土法门，前者礼念阿弥陀佛或无量寿佛，后者礼念弥勒佛。到了东晋以后，弥勒净土信仰开始衰退，弥陀净土信仰却日趋兴盛，并逐渐一枝独秀，成为净土之正宗。
慈照法师依托净土结社创立白莲教之后，便着手订立教义教规，他将起初净土结社成员之间那种松散的社友式关系，正式确定为师徒关系，在教徒中提倡素食，规定教徒遵守“三皈五戒”（三皈，指的是皈依佛、法、僧等所谓佛门三宝；五戒，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些戒规基本吻合了社会底层百姓所固有的那种本分向善的弱者道德理念，加之教义简明易懂，仪式简便易行，这个宗教很快就蓬勃发展起来，至宋末元初，中国之境已是“处处有习之者”。
上述三种宗教虽各为宗派，但明教所描绘的那个美好的光明世界和弥勒教所虚构的那个祥和的清明世界，二者均迎合了底层人民内心深处的真切愿望，于是，白莲教便将其吸纳进自己的教义，对外宣传“弥勒佛降生”和“明王出世”。如此这般，渐渐地三教开始合流，难分彼此。
客观地说，元朝初期，统治者对待宗教是持宽容态度的。元贞二年（1296年），元成宗曾降旨册封庐山东林寺住持为“白莲宗主”。在朝廷的奖掖之下，白莲教迅猛发展，在其鼎盛时期，几乎每个县邑都设有为数众多的白莲教堂，每个教堂大致都有两三百名教徒，多者更达千儿八百人。有了宗教组织的掩护，许多对元朝各级政府心怀不满的汉族百姓便借机秘密谋划各种反元活动，他们夜聚昼散，流言不断，逐渐引起了元朝政府的警觉。至大元年（1308年），元武宗下令禁止白莲教，捣毁祠庙，将僧众遣返原藉为民。元武宗死后，元仁宗下诏恢复了白莲教的合法性。但是，到了元英宗时期，白莲教又被政府取缔。
终元朝一代，白莲教时复时禁，但是，一些白莲教徒所秘密进行的反元活动却始终未被扑灭。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当属元朝末期南方地区白莲教首领彭莹玉和北方地区白莲教首领韩山童，由他们点燃的红巾军反抗外族统治者的燎原之火，最终赶走了蒙古统治者，改写了中国历史。
§§§第二节 风起云涌的红巾军起义
其实，自打蒙古人入主中原开始，汉族人民一直未曾停止过对异族入侵者的反抗。前至元二十年（1283年），建宁路总管黄华用“宋祥兴”（有纪念南宋丞相文天祥之意）作为年号，发动起义；前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西川白莲教的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在广州发动起义；后至元三年（1337年），合州大足县白莲教韩法师自称“南朝赵王”，发动起义；还是在后至元三年，广州增城人朱光卿以“大金”年号，发动起义……
由汉族人民发动的反元斗争可谓风起云涌，前赴后继。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民族感情使然——扪心自问，哪个国家的人民愿意自己的典章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民族尊严，凭空被异族改变和践踏？二是因为蒙古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和压榨确实过于苛刻残酷！元朝政府制定的针对汉人、南人的种种苛政严法，在第一章中曾给读者讲过，这里不再赘述。下面给大家讲讲元朝末年动荡不安的政局和蒙元统治阶级变本加厉的贪腐状况。
元朝的灭亡与统治阶级内部之间日趋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统治阶层日益严重的贪腐生活密不可分。自元成宗去世到元惠宗即位，前后仅仅二十六年时间，可是，在皇位逗留过的皇帝竟然达八位之多。
皇位频繁更迭的背后，是统治阶级内部之间残酷血腥的宫廷斗争。前任皇帝被废黜，新皇帝登基，无一例外地都对拥护自己上台的亲信臣僚大加赏赐，得势的君臣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穷奢极欲，肆意挥霍。例如：公元1311年，元仁宗即位，当年用于赏赐的花费，折合钞币竟然高达三百余万锭，这个数目，基本相当于元朝政府一年的赋税收入！又例如：元朝皇帝皆热衷于佛事，延祐四年（1317年），仅内廷佛事花费便多达面粉四十四万余斤，食用油八万余斤，酥油二万二千余斤，蜜二万七千余斤……其挥霍是何等惊人！再例如：天历二年（1329年），仅皇后个人一年的用度花费就高达“钞十万锭，币帛五万匹，绵五千斤”！如此豪奢之案例，不胜枚举。
有道是上行下效，在上层社会腐化风气的带动和影响下，整个元朝的国家机器皆腐败不堪。官吏的腐败情况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这里单单说一下军队。最初，蒙古军队的勇猛和彪悍乃世界所公认，他们凭借区区数十万人马，南征西伐，纵横驰骋，征服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土地。但是，到了和平时期，蒙古铁骑从荒凉草原转而住进了繁华城市，环境变了，蒙古武士的精神也日渐消退。到了元朝末期，蒙古军队中那些当年驰骋疆场的老将都早已作古，承袭职位的是他们的儿孙，这些生长在和平时代的公子哥儿们懂得的惟有吃喝玩乐和欺男霸女。这种情形，元末明初的文人叶子奇曾在《草木子》中记述得明白：“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寥寥数语，已活脱脱地勾勒出了蒙古军队接班人的群体形象。
一边是风起云涌的汉人起义，一边是江河日下的蒙古军队。局势如此严峻地摆在眼前，蒙古统治者当然明白个中利害，为了争取主动，防范汉人，元朝政府大体采取了三种措施：
其一，向宋朝故国的广大地区派驻军队。具体办法是：以嫡系蒙古军驻防于山东、河洛等中原地区，以期拱卫京师，扼据全国军事要害；以汉军（由中原汉人构成，被蒙古人征服较早）配合探马赤军（由北方各部族的色目人构成，被蒙古人征服较早）以及新附军（由南宋人构成，归降最晚）驻防江淮以南地区。当时，元朝政府仅在江南三行省就建立了六十三处驻兵区，以期对汉人构成绝对的威压之势。
其二，收缴民间武器。为了防止汉族百姓起义造反，元廷采用历代外强中干的统治者一贯常用的做法——收缴民间武器。刀枪棍棒斧钺钩叉等等十八般武器自不消说，就连铁尺、弹弓，甚至菜刀都在管制之列；马匹作为冷兵器时代重要的战争工具，更是绝对禁止汉人、高丽人饲养和拥有。
其三，实行“里甲”制度。元朝政府设立的里甲制度有区别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里甲制度：一是将二十户百姓编为一甲，每甲安排一名蒙古人做甲主，该甲主拥有对甲民监督、侦察、管束的绝对权力；二是实行宵禁，规定百姓夜间禁止走出家门，而军人和甲主则可以自由通行并随时闯进民居查访；三是宵禁期间禁止点灯；四是禁止一切群众性的集会活动；五是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禁止汉人习武和打猎。上述种种措施，皆是通过里甲制度来落实的，甲主的权力由此可见一斑。加之法律赋予蒙古人的诸多特权，两者相加，绝大多数甲主都有恃无恐，他们对甲民为所欲为，不仅勒财索物，而且欺男霸女，像民间流传的元朝蒙古人享有汉族女人******一说，其出处就源于此，不过，就情理分析，应当属于少数个别现象。
元朝统治者企图用这块严密的铁幕将汉人永罩其中，可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到了元惠宗执政时代，这种反抗日趋频繁和激烈，最终，红巾军的崛起为元帝国敲响了丧钟。
事情要从当时的元朝中书省右丞相（元朝的官制尚右：右为正，左为副）脱脱说起，此人堪称是元朝晚期一位励精图治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主持和推行“旧政更化”、“整顿吏治”，“修撰‘三史’”、“变钞开河”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为挽救濒危的元帝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面对千疮百孔即将倾覆的帝国大厦，脱脱的一切政治努力均告徒劳，尤其是“变钞”和“开河”这两件事情，最终演变成为天下农民大起义的渊薮。
先说变钞事件。元朝至元后期，由于纸币发行猛增，不断贬值，再加上伪钞横行，钞法已经败坏不堪。至正十年（1350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建议变钞，吏部尚书偰哲笃也支持钞法改革，并提出了以“纸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的方案。丞相脱脱召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以及集贤、翰林两院进行商议。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等人曾坚决反对，但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脱脱终于决心实行变钞。元惠宗下诏批准了中书省的变钞方案，其具体办法是：一，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往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二贯，也就是说至正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了一倍，两钞则并行通用；二，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
次年，新钞与“至正通宝”同时发行，由于新钞没有钞本，流通伊始即迅速贬值，物价上涨数十倍，通货膨胀，人们只好“唯钱之是用”，甚至索性直接以物易物，老百姓深受其害，变钞改革完全失败。这一钞法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动摇了元朝国本，为此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巨大隐患。
接下来再讲开河事件。所谓开河即治理黄河，与变钞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国家财政危机的初衷不同，公正地说，开河是脱脱丞相拍板上马的一个地地道道的“民心工程”。不过，这个“民心工程”的最终结局却令脱脱始料不及。
至正十一年（1351年），河南行省归德府的知府观音奴上书朝廷奏请治理黄河，他提出的方案是将改道后的黄河勒回故道。早在至正四年（1344年）的五月和六月，黄河白茅堤及金堤分别决口，黄河下游一片汪洋，此后，黄河几乎连年泛滥，严重影响了元帝国的国计民生。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黄河泛滥问题，脱脱对这一方案很感兴趣，便令工部尚书成遵前往黄河流域进行现场勘察。
成遵在黄河沿线经过实地走访之后，回来报告说：此工程浩大，修筑起来旷日持久，且黄河流域盗寇四起，假使他们煽动民工起事，一旦两者结合起来，后果将不堪设想！脱脱听后不爽，奏请皇帝将成遵贬为长芦盐运使，然后再征询行都水监贾鲁的意见。
贾鲁身为河防大臣，拥有丰富的治河经验，他提出了两个治河方案：其一，修筑和加固易决口的黄河北堤，暂时解决黄河泛滥问题；其二，疏浚黄河故道的河床，将黄河勒回故道。这一方案其实与观音奴提出的方案相同，只不过贾鲁的方案更加细致。脱脱经过仔细考虑，决定采用第二个方案，一劳永逸地解决黄河泛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