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极其寒微，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出家当了游方和尚，依靠人们的施舍苟活于世。天下大乱之后，一袭破旧僧服再也无法为其充当护身符，年轻精壮的朱元璋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乱兵刀剑之下的牺牲品，万般无奈，他投军谋生。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若干年后，这个长得奇形怪状的乡村穷汉，竟然能够像一条潜伏的蛟龙，趁着风云际会的时势，腾云驾雾，一飞冲天，成为君临天下、主宰亿万生灵的天下共主，开启一个属于朱氏家族的庞大帝国！
朱元璋如此传奇的命运像谜一般地吸引着世人，数百年来，有人说他是靠辛勤创业，也有人称他系天命注定。究竟是人谋乎，抑或是天意乎？且看笔者为您解析。
§§§第一节 从“欲图自全”到“临御天下”之思想剖析
公道地说，朱元璋称得上是一位诚实的人，他从来都不曾把自己吹嘘成是那种生来就负有解救天下苍生之苦难的英雄。在回忆往事时，他总是实话实说，诸如：“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或“予当其时，不能自宁于乡里，岂有意于天下乎？”以及“罔知王业之事保如，不过苟全性命而已！”等等，毫不掩饰自己“欲图自全”这一卑微而简单的投军意图。然而，朱元璋最终逐一扫平群雄，其个人身份从“小亲兵”到“元帅”，到“吴国公”，到“吴王”，直至成为君临天下的一代开国帝王……这种层层递进、翻天覆地的人生履历，显然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思想在其背后做引导和支撑，而且，这个思想随着朱元璋人生际遇的不断改变，也相应提升，由最初卑微平庸的“苟全性命”，逐渐转变升华为“恭承天命”这一极具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崇高境界。
确实如此。元朝末年，政府腐败，天灾连年，放眼中国，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刘福通、彭莹玉等白莲教首领，借助元朝政府“变钞”和“开河”事件，率先发动红巾军起义。在这种背景之下，除了这场起义的发动者之外，包括朱元璋在内的那些响应起义的贫民，他们是不可能怀有什么济世安民之志的，就像朱元璋本人所说的那样，“不过苟全性命而已”，最多也不过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
朱元璋天资颖悟，投军之后，他的才干逐渐展露，受到上峰郭子兴的赏识，人生际遇开始转变，被郭子兴招为义婿，并逐渐委以重任。从人性角度分析，此间，朱元璋的思想境界应当有所提升，但最多也不过是希望能够在乱世中拉起一支听命于自己的队伍，以求不受制于人而已。不久，郭子兴死去，朱元璋逐渐掌握了这支起义队伍的领导权，并在东征西讨中使它日渐强大。此间，他的思想高度仍旧不过是停留在设法使自己连同这支队伍于乱世中生存下去的层次上，还远未达到“济世安民”的境界。不过，朱元璋在通过同郭子兴、孙德崖、彭大、赵均用等起义军首领打交道的过程中，敏感地洞察出这些传说中的所谓豪杰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与之比较，他明显感觉到了自己身上所蕴藏的那种真正英雄的潜能。因而在这个时期，朱元璋最大的思想转变是自信心的提升。
真正令朱元璋在思想境界上产生质的飞跃的因素，是一些儒生谋士的陆续加盟。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兵略定远县，李善长前来投靠，称朱元璋与汉高祖刘邦同故里，而濠州距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建议他效仿刘邦“五载成帝业”的作为，以定天下。另一位前来归附的定远人冯国用，则向朱元璋分析天下形势，称金陵“龙蟠虎踞”，乃“帝王之都”，建议他攻取金陵作为根据地，然后四下征伐，平定天下……儒生谋士们不厌其烦的鼓噪和灌输，令年方二十多岁的朱元璋热血沸腾，开始萌生君临天下的欲望。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下了“帝王之都”金陵（今江苏南京），他心中由此开始激荡起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认为是天意使然。因为此前，无论是渡江，还是攻城，都十分顺利，如有神助。这一点，连朱元璋的部下诸将也都感同身受，故在打下金陵之后，大将徐达曾感慨地说：“今得此，殆天授也。”当时的金陵叫集庆，朱元璋下令将其改名为应天，取“顺应天命”之意。这是朱元璋开始萌生君临天下思想的一个具体表现。
此后不久，汉政权的皇帝陈友谅，自持实力雄厚，数次发动对朱元璋的战争，皆以失败告终。其中，最值得说道的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夏天双方之间进行的鄱阳湖大战：陈友谅以六十万大军对付朱元璋的二十万大军，结果惨遭败绩，他本人也被流矢射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除了双方统帅的指挥水平和将士的用命程度之外，另有一个蹊跷事件不得不提：当时朱元璋打算火攻陈友谅，却苦于没有东北风，正焦虑时，东北风忽起，陈友谅的连索战船被烧掉大半！这起诡异事件对时人的心理影响很大，直到四年以后，徐达兵围平江，东吴降将李伯昇派门客去游说老朋友张士诚投降，还特意提及此事——“且公不闻陈友谅乎？以锐师百万，与江左之兵战于鄱湖，友谅举火欲烧江左之船，天乃反风而焚之，友谅兵败身丧。何则？天命所在，人力无如之何。”把朱元璋的胜利归于上天的庇护。外人尚且如此看待，朱元璋作为当事人，认为自己身系天命，更是情理之事。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起兵讨伐东吴张士诚。为了配合军事行动，他发布了一篇《平周檄》作为政治上的武器。在这篇檄文中，朱元璋否定弥勒佛，诋毁白莲教，诬蔑红巾军是暴民逞凶，开始拼凑证据，玩弄文字游戏，竭力和其他那些依靠造反起家的军阀划清界线；把自己打扮成吊民伐罪的济世王者，竟至与轩辕、殷汤、文王同列！其君临天下的思想已跃然纸上。
到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发兵扫荡元王朝的大本营。出兵之际，又以一篇《讨蒙元檄》为这场战争宣传造势。此时，朱元璋的实力已足够强大，因此也就踌躇满志地公然以“临御天下”的帝王自诩，宣称“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而自己作为“淮右布衣”，奉天承命当为“圣人”，其使命就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去做“华夏之主”。正所谓马背上出政权！当军事实力已经强大到天下无敌时，朱元璋再也不用遮掩自己的意图，登基称帝已成为顺理成章的一种必然。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实是大脑图景的显现，梦想导引出必然的人生结果。不论是主观生成也好，还是客观被培育也罢，总之，朱元璋的脑海中已经提前形成了君临天下的图景。然而，与此同时，荤元王朝的主人妥欢帖木儿的脑海中浮现的却是首都丢弃后如何逃亡的图景。两者比较，朱元璋岂能不胜？妥欢帖木儿焉能不败？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朱元璋出身于极度贫苦的家庭，最初只求活命而懵懂投军，经过一番打拼之后，竟然奇迹般地位登九五之尊，成为君临天下的一代帝王。这种极其戏剧化的人生剧变，使得近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在评论他时，总是顾此失彼，挂一漏万。
受阶级成分观点的影响，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者们在论及历史人物时，总是热衷于给古人贴上“阶级”标签。本书主人公朱元璋就曾无数次被这些人描述成数典忘祖、中途变质的人格叛徒——称他背叛了自己所出身的农民阶级。果真如此么？且看笔者的客观分析和评价。
近代从事明史和朱元璋研究的学者中间，影响最大的当属吴晗先生。吴先生在其著作中称，朱元璋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自攻伐东吴张士诚时起，以发布《平周檄》为标志，便开始背叛自己以前所属的农民阶级，从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起义军领袖，彻底蜕变成为地主巨绅的保护人——也就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吴先生在其著作《朱元璋传》中，甚至直接以小标题的方式宣称“农民被出卖了”！在谈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蜕变时，这些专家学者们都将责任归咎到那些儒生谋士身上，说是由李善长、冯国用、陶安、刘基等等这帮地主儒生长期潜移默化熏陶的结果。
这种明显残留着时代烙印的说辞和评价，对历史人物极不公允！纵观朱元璋这个人物，战争中他曾左右摇摆，胜利后又严刑苛法，，从客观上讲，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他朱某人的个人利益，而与其阶级立场无关，更不存在所谓的蜕变！
前面讲了，朱元璋投军造反的目的并不崇高，用他自己的说法不过是为了“苟全性命而已”，而不是因为不满天下农民的利益被统治者所盘剥，才揭竿而起。后来，当他渐渐掌握了一支造反队伍之后，他也没有成为农民阶级利益的捍卫者，也不可能对辖区农民给予任何特殊关照。相反，这支队伍要向农民征收粮赋，安排劳役，并拉壮丁补充兵员，另外，在初始阶段，朱元璋的权威不是太高，法律条规不够严密，广大将士流寇习气严重，军队检刮盘剥成习，将官霸女纳妾成风，士兵乱杀无辜成瘾……所有这一切铁定会大大损害农民的利益，彼时的朱元璋哪里称得上是农民利益的代表？
倒是朱元璋在称王称帝之后，位尊权重，法律制度也日趋完善，这个时期，他督导臣属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修水利、劝农桑、减税赋、抑豪强、赈贫穷等等的重农政策和惠农措施，使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因此，称王称帝之后的朱元璋，更加有益于农民，何来“蜕变”之说？
再来分析“成为地主阶级总代表”一说。本书后面将会为大家讲到，朱元璋在称帝之后，他亲手炮制了“胡惟庸党案”和“蓝玉党案”，每个大案被牵连诛杀者都达数万人，而这些被杀的达官显贵、缙绅豪强，从广义上讲都属于地主阶级。试问，天下有这样胳膊肘儿一个劲儿朝外拐的“总代表”么？
此外，把朱元璋的所谓“蜕变”归咎于儒生谋士集团，也实在于事实和情理不符。陶安、章溢、唐仲实等等，这些儒生们皆毫无例外地劝诫朱元璋要“安民”和“止杀”，称“唯不嗜杀人者方可定天下”。难道劝诫朱元璋少杀人就是让他蜕变么？难道只有被大肆杀戮才符合农民阶级的利益？某些学者们由于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观念作祟，动辄给历史人物乱贴标签，这种作法实在是荒谬不经！
笔者在这里公道地做个结论：儒生谋士集团对朱元璋所灌输和培育的主要是君临天下的帝王思想，而帝王角色的阶级属性乃是帝王身份的副产品，它与生俱来，毋须蜕变。朱元璋不是农民阶级的代表，同时，他也不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这其中从来都不存在“背叛”和“蜕变”的问题。作为一个世俗之人，朱元璋自始至终维护的都是他朱某人的一己之利；称王称帝之后，他维护的则是整个朱氏王朝的利益。朱元璋站在由农民阶层、地主阶层及皇室阶层所堆砌而成的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像一位平衡木大师那样，竭力掌控三者之间的平衡。
近世以来，受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在看待封建王朝时，总是习惯于把皇室阶层与地主阶层合二为一，当成一个阶级；同时又把农民阶层看成是与皇室阶层对立的一个阶级。这其实是一个认识误区，真正的道理是：皇室阶层高高在上，它依靠地主阶层去实现对国家的统治。打个形象的比方：皇室阶层是农场主，农民阶层是羊，而地主阶层则是牧羊犬。农场主对羊没有任何仇恨，他只希望能够长期吃羊肉、喝羊奶、穿羊毛。倒是牧羊犬与羊之间因为职责和利益的原因，时常发生冲突，这种时候，农场主多是扮演裁判调停者的角色。倘若是羊群的过错，他便与牧羊犬联手惩治羊群；倘若是牧羊犬的过错，比如无端偷吃羊啊什么的，那么，农场主又会毫不含糊地去惩治牧羊犬。皇室阶层、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三者之间就是这种相互关系：皇帝希望自己的江山绵延万世，希望皇族成员尽享自家江山“产业之花息”，那么，他就不能容忍自家江山之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的放任自流；同时，他也不能容忍人口虽少却是自己倚重对象的地主阶层的过于不守法度。一言以蔽之，谁影响了王朝的正常运转，皇帝就会出手惩治谁。朱元璋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读者诸君平心来论：朱元璋究竟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他代表的只是他自己！那顶被强扣在他的头上的“地主阶级总代表”的帽子，应该摘掉。
写到这里，朱元璋从“苟全性命”到“临御天下”的思想轨迹已经厘清，朱元璋的阶级属性也已辩论明白，笔者从公正的角度出发，替朱元璋摘下一顶原本就不应属于他的帽子。不过，丁是丁，卯是卯，在朱元璋的征伐履历中，有一个污点应当责备：即作为一支汉族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没有将兵锋指向腐朽的蒙元统治者，而是与其他起义军相互攻伐，从中逐利。期间，他甚至数次主动献媚和交好元将察罕帖木儿父子，这套脚踏两只船的做法，说是因局势所迫也好，辩解成斗争策略也罢，总之，它是一种缺乏民族大义和个人气节的行为，是必须予以谴责的。
§§§第二节 登上皇帝宝座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古往今来，凡起义造反者，无论他们的自我标榜是多么冠冕堂皇，其打天下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自己坐江山，享受荣华富贵，因此，一旦条件初具，便迫不及待地皇袍加身。在与朱元璋同时代造反起家的豪杰中，急匆匆称王称帝的先后有刘福通扶植的韩林儿、彭莹玉扶植的徐寿辉以及张士诚、彭大、赵君用、陈友谅、明玉珍等人，相比而言，朱元璋是最沉得住气的一位，也是硕果仅存的一位。
客观地说，在群雄相峙期间，朱元璋的实力还算不错，尤其是打败陈友谅之后，他一下子跃居为实力最强大的军阀，文武官员纷纷奉表劝进，请他登基称帝。十分难能可贵的是，朱元璋没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当下离扫灭群雄，推翻蒙元王朝尚有很远一段道路要走，如果此间急切称帝，势必会引起敌对势力的高度重视，招来他们的围攻和打击，便以“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难必，人心未定”为由，予以否决。文臣诸将们仍旧“固请不已”，朱元璋从疆域面积、政务琐事及人心向背等多个角度考虑，觉得“吴国公”的名号确实与当前的政治局面不相适应，便采取一个折中做法，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在应天自称吴王，设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权机构，算是为以后的登基称帝做了彩排。但是，尽管称王，他还是奉宋政权小明王的龙凤正朔，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对外发布命令，以此办法来转移敌对势力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