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的家庭问题影响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事业规划。他尝试影响和改变美国的电影业，改组英国国家工业心理研究院（theNationalInstituteofindustrialPsychology，简称NIIP）。在这段时期，他发展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包括国际关系、国家的中央集权、人格在政治领导才能中的角色，以及集权统治形式和民主统治形式的区别。
在与家人相隔两地的五年时间里，梅奥只是在夏季与家人住在一起，而且他和多萝西娅时常考虑，他也许可以从哈佛大学退休，在英国生活和工作。他对自己在哈佛商学院的工作感到厌倦；他也对以下事情感到厌烦：就他的研究反复地演讲和谈话，以及只作为一道“微不足道的阳光（维持）团队的运转”。
退休的决定是难以一时作出的。多萝西娅管理不了家用开支，梅奥始终感到他应该赚取一份很高的收入以应付她的“急用”——这是他的用语。在英国，学术性薪水较低，而其他收入来源大多是他无法接受的。他曾考虑牛津大学的一份工作，可是年薪只有1000英镑，不敷家庭开支所用；他也不想与英国一流的管理咨询大师之一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Urwick）共事；他认为不值得花力气对境况不佳的国家工业心理研究院进行改组；而且，虽然他喜欢对英国形形色色的管理协会和团体的合并工作加以指导，但是他知道，英国的实业家想要的是一名英国人，而不是一个拥有美国经历的澳大利亚人。
此外，他的美国同事似乎很需要他，如果理由不足，哈佛是不会允许他早早退休的。他必须在年轻同事的事业上帮他们一把；在众多的争论中，唐翰和亨德森也需要梅奥的指点和帮助。通常，每个争吵都是关于公共和商业管理在哈佛的角色以及各社会科学的整合等琐事。而且，随着他的兴趣回归到临床心理学和政治学，梅奥充分领会到“一动不如一静”。
梅奥的活动集中于四大主题：电影与社会；政治学、心理学、权力和宣传；工业的一般理论和社会中的心理健康；家庭和临床心理学。1938年，他就自己的事业向比尔兹利·拉姆尔征求意见，拉姆尔建议，他应该保持既有的教授职务，放弃工业研究，更多地转向临床心理学，而且从这一观点出发，把《工业文明中的人的问题》（TheHumanProblemsofanIndustrialCivilization）的最后几章扩展成为一套关于研究政府和管理的心理一政治一社会问题的理论。拉姆尔的忠告是值得赞许的，因为它反映了自1934年以来梅奥的思想和成果，并在两个方面指引了他：其一，他回顾了自1904年以来的工作，并考虑向英国殖民大臣提议开展国际关系的研究；其二，当1939年英国邀请他对NIIP改组的时候，他热切盼望促成此事。这件事本来会等到他有机会在英国居住和生活的时候开始实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件事中途停顿。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多萝西娅来美国与他团聚，露丝结婚并滞留在欧洲，帕特丽夏则开始在英国追随父亲的工作。
1939年，梅奥有机会向电影业中的制片人提供建议。1940年，梅奥有可能为NIIP工作，这些都是他在必须退出学术生涯之后最后的真正的机会。每件事情都证明他有能力把自己的想法制定为切实可用的计划。
梅奥经常看电影。他认识到，电影能够拓宽和丰富人们的生活，让生活不那么粗俗和讨厌。有些电影让他陶醉和享受，但是许多电影让他不快。他认定，在好莱坞，存在一股系统摧毁社会秩序的力量。
于是，梅奥开始撰写文章，以期改变电影对人们的影响，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琐碎和厌倦的大学生活中转移开去，并增加收人。大学同事乔治斯·多利奥（GeorgesF．Doriot）采用了梅奥的方法，他能够预计哪些电影在票房收入上将会成功，哪些电影不会成功。
根据所看过的电影、在纽约与山姆·戈德文（SamGoldwyn）的讨论、在伦敦与亚历山大·柯达（AlexanderKorda）的交谈，梅奥得出结论，电影制作人没有从经历中学到经验教训。一直以来，电影业只不过效仿了“一击必中”的成功，直至电影开始显露出演技才智的匮乏和想像力的枯竭。编剧们不尽心尽责：他们在没有遵循显而易见的经过审慎检验的程序的情况下，把畅销小说搬到荧幕上。当科学家和医生取代小说家成为社会实实在在的重要的思想家的时候，小说家却沉迷于犯罪、革命、精神神经病及吸引较少观众的主题。因此，为了学到应该拍什么样的电影，电影业付出了高昂的学费。梅奥列举了发生于1934年夏季的一件事。当时，社会上发起了一次联合抵制好莱坞电影的事件，迫使好莱坞把涉及犯罪、性和英雄式触犯法律的情节从电影中排除出去，并迫使费城关闭了多家电影院。所以梅奥写道，“一击必中”的主题事与愿违了，他劝告好莱坞在选择故事前要三思而后行。
第二篇文章题为“故事的选择”。在该文中，梅奥对电影故事的选择提出了建议，为了增加权威，梅奥使用了帕累托理论。首先，故事必须与当代的社会环境关联起来。其次，决不应该考虑把智力与无智力相对照。这是因为，即使电影中情感诉求多于逻辑诉求，其情节也不应该太感情用事和没有意义，不应该放弃电影的社会职责。再次，情节决不应该居于某位明星之下，因为让电影成功的是人类的情感而不是个人的贡献。第四，故事不应该屈从于性——应该是爱情而不仅仅是性，因为性不可能让人们保持两个小时的兴趣。
应该用帕累托基质来指导故事的选择，即融入社会、集体和惯例的迫切要求；表达情绪的要求；自我的完整性；****。而且，尽管与戈德温和科尔达的主张格格不入，梅奥依然宣称，故事的内容——这是大众需要的——在电影制作以前就已经能够系统地被人们所了解。凯尔特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的民间传说是电影故事的最佳源泉，而知识分子、悲观主义者和精神神经病人则不是最佳素材来源。对梅奥而言，这一点解释了《着魔》（Possessed）、《红楼春怨》（TheBarrettsofWimpoleStreet）和《乱世春秋》（Cavalcade，又译为《骑兵队》等）等电影成功的原因。
最后，梅奥运用帕累托理论指出，编剧可以在民间传说中为电影故事找到清晰而永恒的主题。用城市生活和工业中发生的事情代替乡村和森林中所发生的事情，把古老的神话故事改编为现代传奇故事，编剧们的修养就足够高了，大部分素材也就不再需要到工业以外的地方去寻找了。
梅奥不让多里奥把第二篇文章交给电影界的一位政论记者，因为他怀疑这个人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见解，而且，大多数电影制作人更喜欢希伯来民间传说胜于任何其他传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他的提议作第二遍考虑。
梅奥的一个学生曾设法把他的思想引进电影业，并一度小有成就。他受雇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ColumbiaPicturesCotporation），被允之以高薪为它们写剧评。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在面谈时，这个学生运用梅奥的面谈规则，但是，梅奥关于戏剧一致性的思想和对帕累托理论的运用却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学生面临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适于选择电影故事的这项任务，倒不如说是与梅奥关于权力在工作中行使的思想更匹配。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总裁哈里·科恩（HarryCohn）是在处理危机过程中显露身手并担任领导职务的，他认为，下属应该直接向他汇报工作，下属之间决不应该相互沟通，唯有如此才能获得最高的效率。由于其工作必须经由科恩过目，因此这个学生被认为是科恩的主要批评对象，是员工不满的罪魁祸首。由于他在同事中逐渐不受欢迎，因此于1936年11月离开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1938年9月，梅奥参加了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国际科学管理大会（Inter-nationalCongressonScientificManagement），他与家人团聚的另一个机会出现了。他获悉，他的朋友、伦敦NIIP的理事查尔斯·迈尔斯博士失去了执行委员会的支持，执委会执行副主席宾（E．S．：Byng）提出，或许梅奥会喜欢这个主管职位的。梅奥虽然觉得这个建议有点唐突，但它的确使他有机会研究这个研究院并思考其宗旨。10月，梅奥退休；11月，宾向委员会提出由梅奥担任理事，这个提议被接受了。梅奥离开哈佛加入NIIP这件事情得到了亨德森和唐翰的支持。他很清楚，自己有这个兴趣，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包括这个领域中的英国的一些年轻学者、两大主要行业以及不再为梅奥做后盾的人们。
关于这项工作，梅奥的脑海里有两个想法：第一，他想要在英国谋得一个职位，而NIIP主管之职看来是合适的。第二，他这样写道：“我真正希望的是，NIIP也许有一两个真正有才智的年轻人——或多或少地不专属于某个学院。我的大致想法……是离开现在的工作，由新领导接手。”
当梅奥抵达伦敦时，他被告知迈尔斯遗留下来的问题。迈尔斯不允许员工研究劳资关系，鼓励人们使用被梅奥认为属于细枝末节的行业测验技术，让学术和科学研究不知不觉地远离工业心理学研究。迈尔斯对英国的工业复兴没有做出多少贡献，对解决失业问题更是毫无贡献；相反，该学院的工作受制于工业企业。迈尔斯之所以认可这一点，是因为为了生存，该学院需要工业企业的金钱资助。
梅奥的印象是，该研究院的员工忙于从事的工作既得不到较好的收入，并且对他们的实际知识也没有什么益处。他们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一个群体涉及行业指导；另一个群体从事工业的现场工作。第一个群体对顾客进行测试。由于成员既没有工业经验，也没有多少心理学知识，因此，他们的工作是不成功的。第二个群体的成员在企业里孤军奋战，他们建议建立高效的工作实践和组织。在梅奥看来，他们沾沾自喜，对心理学了解不多，在专业上的表现就像是一些不负责任、不可救药的业余爱好者。他们的工作一旦没有成效就会勃然大怒，声称批评者持有偏见。
梅奥特别选出了一名女工作人员所使用的愚蠢的面谈法。在华盛顿会议上，她的论文适度得体地承认了梅奥的技巧，但接着却话锋一转，断言还有一套高超的做法，这套做法“在面谈后给出行动建议”。梅奥写道：“面谈表明，凡是负责任的人甚至不用理解。”当梅奥与她探讨这套做法时，他被她提出的过分主张激怒了。他只好自嘲地认为她太过平庸，对他所了解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茫然无知。在阅读她本人的报告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指出，她的方法存在一个关键缺陷。她怒发冲冠并立刻声称，根据她的方法，她能够给予工人的东西比霍桑员工受益的还要多。梅奥相信，虽然她被视为一个合作的心理学者，但她是不称职和不胜任的。
其他的年轻职工看起来比她略胜一筹，但他们在心理学和科学研究方面都不老练。在梅奥看来，他们正在寻求一副“灵丹妙药”，以期“毕其功于一役”，解答顾客的全部问题。在这一点上，工业企业在他们身上施加的压力，与梅奥在费城和麻省的早期工作所承受的压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梅奥的个人观点没有写进他的正式报告中。在对问题进行周到而全面的分析过程中，梅奥建议，新的领导应该帮助这两部分职员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和技巧，让他们彼此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政。他提议，在工业中，插曲式的面谈方式应该改为连续性的面谈方式，就像在霍桑工厂所做的那样。梅奥希望从年轻职员中挑选出两名随同他到波士顿学习他的方法和技巧。他希望以这种方式遏止他们对科学的严密性提出的不负责任的要求，逐渐养成严肃的目标感和职业态度，或许从而证明他是适合管理这个研究院的。他进一步指出大量捐赠的必要性，这样一来，研究院就可以避免在陷于麻烦中的公司的要求下从事漫无目的的研究，能够更好地培养调查人员，指导员工在工业中开展长期的实证研究，并学习如何在现场进行合作。除了接受这些建议外别无良策，只好把NIIP除名算了。
（战争终止了梅奥与该研究院的关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退休期间，他于1947年与该研究院短暂地合作了一段时间。当时，他为研究院的冬季项目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并保证给予全面支持。这是一个大失误。英国管理协会（BritishInstituteofManagement，BIM）不像NIIP，它在战后获得了政府的支持，梅奥盼望BIM会邀请他加盟，这样的话，他就不必与NIIP合作了。BIM雇用了梅奥的女儿帕特丽夏，让她开展她父亲在美国所从事的研究工作。11月份的最后一周，NIIP收回了聘请梅奥的提议，梅奥却信守诺言，代表它在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地发表演讲。连续三个晚上在三所大学的公开演讲让他疲劳过度，12月19日，梅奥中风并造成半身瘫痪，从此结束了他的工作生涯。）
唐翰院长请他为可能实行的第三学年学生设计一门课程，包括政治管理和工商管理的问题，这时，组织中权力的行使吸引了梅奥的注意力。梅奥同意了，因为他从来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中的人员分开来训练。他还同意对行政管理的一般问题进行评论，因为它们出现于民主政体中。他的思想已经发表在《民主与自由》一书中了；为了在20世纪30年代证明这些思想，他特别提到欧洲政治问题的讨论，并成为对外政策协会的活跃分子。该协会是为了唤醒美国人对欧洲政治运动的兴趣而创建的。
当梅奥听到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G．McDonald）的题为“欧洲的危局”的演讲时，他和该协会的第一次接触到来了。麦克唐纳提议，德国应该在国际贸易政策上追随美英两国的做法，国际联盟（League0fNations）或许应该被抛弃。梅奥不接受这一提议，因为他始终相信，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保持其民族特色，唯有经由一个类似于国际联盟这样的组织，国际合作才有可能发展。从此以后，他开始积极地关注商业领域和国际政治领域的管理者的培训工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