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与另一个女儿露丝的关系就不像与帕特丽夏那样深厚而亲密了。在露丝十几岁的时候，她对过度操劳的老师们感到厌烦和压抑，因而给多萝西娅带来了问题。梅奥向妻子保证，露丝的问题源自她那不安分的空想，他相信，这种空想需要一个有技能的老师来找准，并让它发挥作用。他希望由于他不在多萝西娅身边，帕特丽夏可以对妹妹予以指导。但露丝自有主见，她不想上牛津大学，这让梅奥很失望。因为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什么都不做意味着堕落……自由是要人去争取的……（露丝）是唯一的能够选择道路的人……不成熟带来的恶果啊！……不论别人说什么，他们都解读为一个逼迫举动——直到他们认识到任何人都不能逼迫他们，除非他们自己把别人的话解读为逼迫（虽然并非如此）”。
1939年夏，露丝嫁给了塞夫洛德·格布洛博斯基（VsevelodGebrobosky）。1940年，他们失陷于德占区，当时，露丝正住院生孩子。梅奥经由怀特海、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及犹太人地下组织给他们送钱，资助他们逃离德占区，借道葡萄牙和南美回到波士顿。这些钱严重地侵蚀了梅奥的存款，而且在塞夫洛德失业期间，露丝一家的窘境常使梅奥的收入“像肥皂泡一样消失”，并极大地减少了正常情况下可以使用的金钱。梅奥爱她，喜欢她的性格，但相信她在金钱的使用上与她的母亲一样，是一个糟糕的当家人。四年后，露丝与丈夫离婚，并再次结婚。
20世纪30年代，梅奥对妻女的关心凸显了他的两个兴趣：家庭生活以及家庭对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与此同时，对于人们彼此合作时的问题，他再次兴致盎然地探讨其心理学根源。这种向临床心理学的回归，开始于他在波士顿市立医院与约瑟夫·普拉特医生的谈话。
梅奥使用让内的理论来教导同事们留意管理中的人的问题，普拉特对此发生了兴趣。有些工人前来向普拉特的年轻同事求医，普拉特请梅奥在这些患者身上演示一下让内的技术。梅奥为三十名左右的医生——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人——举办了两次研讨会。他描述了让内的理论和做法，讲述了这些做法与强迫观念性神经病的关系，尤其是与这样一个病例的关系：一位母亲在女儿的身上投入了太多的感情。虽然普拉特对让内的方法兴致盎然，但他需要在病人身上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病人太多而助手又太少，他没法做这项工作。
当梅奥在欧洲度完暑假返回后，他定期回到普拉特的诊疗所。格雷厄姆·艾利斯一蒙塞尔患有深度忧郁症，饱受折磨，致使他一心希望了解自己的病情，于是他向梅奥求助，梅奥把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带到诊所。在这里，他看到普拉特如何使用自助技术教导病人控制没有任何器官性原因的疼痛，看到梅奥如何对付冥顽不化的强迫症。
在与亨德森讨论了普拉特的诊所之后，梅奥同意让亨德森的儿子也即刚毕业的法律系大学生拉里加入诊所，向梅奥学习如何更好地治疗带着问题前来求助的人们。这促使梅奥想出了一个计划，以该诊所为观察站，带领五名左右来自不同学科的大学生来了解人们所共有的问题。
第一个患者是一个精神紧张和过度活跃的妇女。这个妇女37岁，一直对因难产造成她两个孩子的死亡耿耿于怀。梅奥确定病症起源于难产十年后而非难产当日。第二个病人是玛拉特斯塔（Malatesta）女士，长期以来，对于是否治疗她的忧虑和头疼，她一直持抵制态度；然而，突然之间，在梅奥的询问之下，她说出了清楚的可以治疗的焦虑性神经官能病症状。第三个令人迷惑的病例表面看来属于中度青春期痴呆症。一个星期以后，玛拉特斯塔女士被送交艾利斯一蒙塞尔施治。此时，拉里·亨德森也记录了一个已经克服了其痛苦的妇女的病历。在与梅奥交谈后，那个貌似患有青春期痴呆症的病人似乎有所好转，梅奥觉得很好笑，因为他既没有诊断她的病情，也没有开始任何治疗。
当普拉特和梅奥的同事委托他带领这个稍大一些的小组进入诊所时，梅奥心想这次“又回到战场上了”。他把自己的治疗称为“魔力语言”。有一个病人叫康妮·菲尔特拉（ConnieFaletra），25岁，由于接连不断地看到让她惊恐的光线，致使她放弃工厂的工作已六个年头了。她不善言辞，既缺乏教育又没有领悟力，她可以被催眠，然而按照癔病治疗显然是不当的；她也没有明显的痴呆症或者强迫观念性神经病的迹象，她只是产生让她恐惧的光线的幻觉。梅奥当着五名观察者的面教这个患者放松身体，指导她留意自己的成见。不到十天，康妮说光线消失了，她决定重新工作。在艾利斯一蒙塞尔的照料下，玛拉特斯塔女士大有好转，在感恩节那天离开医院，回家后还做了晚饭。经过梅奥的治疗，一个一度吃不下饭的男人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美食。这些病例让梅奥欣喜，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诊断病症，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所有进步的。他们全都例证了他的以下观点：精神疗法的核心在于“魔力语言”，这意味着只需花时间获得患者的详细情况，并根据访谈规则治疗就可以了。
他曾严肃地考虑从哈佛退休，但是在普拉特诊所的快速成功有助于阻止这一点。他再一次感到人们需要他，他的工作——训练年轻人帮助处于困境的人们——是值得做的。而且，他喜欢医学界人士给予他的赞美。例如，有一个卧床不起、容易生气和聪明伶俐的四十岁男人，诊所全体员工都未能从这个男人那里探查到病史。梅奥接过了手，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病人的兴趣所在——用苍蝇钓鱼。这也是梅奥的假期爱好之一。不到一个小时，这个男人就说出了他的病史，并同意以后还会过来向梅奥求治。这个病例向正在观察梅奥施治的医生表明，临床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患者的兴趣而非医生想要了解的东西。梅奥的技巧正在于追踪病人的兴趣，撇开病人不感兴趣的领域，防止让病人对他们的状况形成令人焦虑的判断。他认为，治疗者的目标应该是观察患者生活中的戏剧性事件，然后引人注目的事件，即情节，就会浮现出来。
梅奥的成功广受瞩目，所以，1938年1月，人们邀请他在哈佛医学院发表题为“病人的照料”的年度讲话。梅奥指出，病人既是一个疾病患者，同时也是一个人，需要有人对他的疾病给予医疗方面的关心，而同时病人本人也需要自信，而不是热心、傲慢自大或者信条。对于病人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诊断：第一个方面是出于机体的需要，第二个方面是为了满足自信的需要。为了例证这一点，梅奥列举了一名昆士兰医生的经历。这名医生学到了如何重新让忧心忡忡的病人或者“受到惊吓的人”恢复信心。
人们在三种情况下求医：第一种情况是在一个小型社区中，由于医生的工作属于大家公认的社会惯例的一部分，受惊吓的病人是很少的。第二种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医生和患者彼此不熟悉，他们没有共同的背景，从他们的社会纽带中是不可能对满足自信的需要产生任何有益之处的。于是出现了三个问题：一是当患者的疾病与他对疾病的过度焦虑直接相关之时。二是当疾病掩盖了一个显然无关的个人困境之时。三是当疾病反映了患者与另一个人（没有来看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时，有两点很重要，即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信心必须给予作为个体的患者，且必须与患者的社会环境（诊所之外）相关。此外，在一个较为和谐的社会中，有组织的家庭能够在医生给予患者信心的过程中给医生以支持。然而，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内部社会关系是脆弱的，这样一种家庭只会强化病人的担忧，使病情恶化。第三种情况是，相对而言，患者的机体失调是次要的，而如果他的恐惧加重了，那么就需要从社会系统中提升他的信心，然而这个社会系统似乎协力让人们产生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梅奥描述了处于失范状态的病人，也即被社会排斥的人，他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对于他们的失调医生也无能为力。于是，神经质式的忧虑和正常的忧虑接踵而至，表现为因医生不能给予患者信心而作出过激反应。
对于此类寻求信心的问题，精神病医生不能承担很多，因为这常常预示着患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此外，社会已经从紧密的聚集体改变为一个巨大的松散混合体了，它造成了社会混乱，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由于这种变化，对自信的需要增加了，但却没有有效的经济或政治“灵丹妙药”自动出现。医生必须理解并承认这一点。
最后，医生必须看到，虽然他有可能为患者的身体疾病进行有效彻底的治疗，但患者的健康却不会恢复，除非在治疗过程中伴之以对患者的个人和社会交往史进行小心和可靠的研究。
这篇讲话在梅奥看来是成功的。几个月以后，他在波士顿社会工作者的一次会议上重复了这篇讲话，并在12个月以后予以发表。哈佛商学院制定了计划，让医生向艾利斯一蒙塞尔学习如何沿着梅奥的方针引导病人的谈话。梅奥在这所医院的地位大为提高。医院单独为他设立门诊，他每周的星期三上午开两个小时的门诊，并有一位秘书和一位社会工作者来帮忙，接受训练的医生也有机会观察他给病人看病。他给每个病人建立病历。为了指导年轻医生，他指出面谈对于患者的意义。然后，他增加了最后一项内容，即对于病人和医生刚刚看到的显露出来的社会结构，他向他们展示其确凿无误的社会涵义。
一年以后，“受惊吓的人”发表了，梅奥应邀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发表了十五次讲话。这些讲话计划介绍有关精神卫生及其对医学和政治学的后果所产生的影响，描述昆士兰州激进的“破坏者”。关于这些“破坏者”，他有所论述并著述。他希望从1922年的波士顿演讲（关于心理健康领域自布雷德至让内的理论和实践史）开始，概述有关癔病的发现，陈述催眠术和临床方法对科学的价值。然后，他将简要阐述让内、弗洛伊德和皮亚杰等人的思想，特别关注造成社会失调的前因，根据这一点，以及法国社会学者和他的朋友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工作，强调社会因素相对于经济因素在决定社会控制方面的优越性。最后，他将把隐私社会学和形态心理学结合起来，展示临床面谈是怎样与社会研究工作相关联的。他之所以从事这项工作，是因为受到了1939年7月纪念大会的激励。当时他遇到了皮埃尔·让内，他称后者为“长期并肩作战的朋友和合作者……我以一名观察者的身份把对让内的重要性的（为时太晚的）理解带给这个国家”。但是，随着梅奥的思想的发展，他决定在让内的理论上增加均衡假说，“看着……他在这一假说之下挣扎”。梅奥在这项计划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于是有意把这些讲话编撰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