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传记的基础调研是在哈佛商学院利用梅奥的书信集展开的，时间是1975年、1981～1982年间。劳伦斯·基普（LaureneeJ．Kipp）和玛丽·查特菲尔德（MaryV．Chatfield）允许我自由地使用这些文件，而且，罗伯特·洛维特（RobertLovett）、弗洛伦斯·巴托舍斯基（FlorenceBartoshesky）和马里奥利·基尔斯特德（MaIjorieKierstead）就如何使用这些文件给予了合理的忠告。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ArchivesCenter），威廉·赫斯（J．WilliamHess）及中心全体员工给我出示了与梅奥从事过的研究有关的文件。迈克尔-瑞安（MichaelRyan）帮助我查阅了保留在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里根斯坦图书馆（JosephRegensteinLibrary）特别收藏室（SpecialCollection）中有关梅奥工作的往来书信。我还要感谢英国图书馆（BritishLibraly）的艾伦（P．Alen）所给予的帮助，以及伦敦工人大学大卫·马斯普拉特（DavidMuspratt）所给予的大量指导。
在南澳大利亚州的阿德莱德市（Adelaide），我使用了州立图书馆（StateL5brary）收藏的梅奥书信集，在洛夫（J．H．IJove）的帮助下，我得到允许，查阅了梅奥极为了解的人们的私人书信集。我还要感谢阿德莱德大学、墨尔本大学和昆士兰大学等大学的教务主任及其职员，他们帮我找到了与梅奥在澳大利亚的学术活动有关的文献。拉筹伯大学（LaTrobeUniversity）图书馆的员工帮我收集了梅奥已经出版的作品的副本。
1974年，帕特丽夏（Patricia）和露丝·埃尔顿·梅奥（RuthEhonMayo）向我出示了她们所珍藏的埃尔顿·梅奥同妻子和女儿之间的私人信件。她们允许我使用这些信件，这使我得以更好地了解梅奥的生活。为此，我对她们万分感激。这些信件用微缩胶卷拍成后保存在贝克图书馆，但使用这些信件仍是受到限制的。我还要感谢奥莉芙·梅奥（OliverMayo）所给予的帮助，她友好地允许我查阅埃尔顿的弟弟、已故赫伯特·梅奥的私人日记，而查阅这些卷宗也是受限的。
本传记的调研工作始自1974年1月。在卢森堡，帕特丽夏·埃尔顿·梅奥向我出示了她父亲的信函；在哈佛商学院，弗里茨-罗特利斯伯格和乔治·隆巴德（GeorgeF．F．Lombard）就如何调研给我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和建议。
1975年及198l～1982年间，乔治·隆巴德对我的帮助甚大，他帮我查找有关梅奥的资料，引导我与他曾经密切合作过的人会面，对于我提出的任何问题总是欣然给予充分的回答。他阅读了我撰写的文稿，关于我对梅奥所下的结论，他总是给出友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修改了文稿中的错漏之处，使我受益匪浅。若非这种亲密和乐于合作的工作关系，已付梓的传记是不会这么准确和全面的。本次调研之所以成功，与他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情义让我感激万分。此外，澳大利亚的朱莉·马歇尔（JulieMarshall）所给予的帮助令人满意，她不仅寻找有关梅奥的资料，而且还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出了尖锐、中肯的批评意见。
1975年，本研究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此前后的若干年间，也得到了位于墨尔本的拉筹伯大学的资助。我对这两个机构的慷慨资助表示感谢。1981年，澳大利亚研究资助委员会（AustralianResearchGrantsCommission）给予了资金支持，使本研究得以完成。哈佛商学院研究室和贝克图书馆也给予了帮助，不仅提供了工作所需的办公场所，而且还授予了哈佛大学员工的特权。
除了以上诸位，我还有幸与以下人士进行过交谈，他们或者非常了解梅奥，或者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他们与梅奥共同度过的时光。澳大利亚人士：希尔达·阿克森（HildaAxon）女士、琼斯（E．M．Jones）、凯尔（s．A．Kyle）夫人、凯瑟琳·麦格雷戈（KatherineE．McGregor）、马修森（T.H.RMatthewson）医生及夫人、皮尔斯（A．E．Pearse）、帕特森（F．w．Paterson）、埃利克·帕特里奇（EricPartridge）、林得尔·厄威克（LyndallIJrwick）；美国人士：阿莉·博克（AdieV．Bock）、约瑟夫·贝利（JosephC．Bailey）、埃利奥特·查普尔（EliotD．Chapple）、希尔达·卡特一弗莱彻（。HildaCarter—Fletcher）、唐·奇普曼（DonA．Chipman）、约翰·芬德利（JohnH．Findley）、霍肯伯里（w．R．Hockenberry）、乔治·霍曼斯（GeorgeHomans）、霍尔姆斯（A．G．Holmes）、弗朗西斯·乔丹（FrancesR．Jordan）和乔丹（W．K．Jordan）、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D．Iasswell）、奥斯古德·洛夫金（OsgoodS．Lovekin）、埃德蒙·勒尼德（EdmundP．I．earned）、亨利·默里（HenryA．Murray）、露丝·诺顿（Ruth。Norton）、大卫·里斯曼（DavidRies-mall）、特斯曼（E．C．Tessman）、安德鲁·托尔（AndrewTowl）、米尔德雷德·沃纳（MildredWarner）；英国人士：蒙塞尔爵士（L0rdMonsell）。
以下人士向我提供了资料和建议，这对于寻找有关梅奥及其生活环境的证物大有助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士：大卫·安德森（DavidAnderson）、里奥·贝姆（LeoBehm）、阿尔弗雷德·克拉克（AlfredW．Clark）、阿兰·库本（H．AlanCubbon）、邓肯（W．G．K．Duncan）、弗兰克·戴维森（FrankDa-vidson）、哈特（G．J．Hart）、海沃德（J．W．Hayward）、玛格丽特·霍兰（MargaretB．Horan）、杰克逊（A．H_Jackson）、基尔尼（D．A．Kearney）、麦克唐纳（D．C．McDonald）、麦基尔韦恩（D．W．McIlwain）、乔治·梅奥（GeorgeM．Mayo）、格温·梅奥（GwenMayo）女士、埃里克·梅奥（EricMayo）夫人、米勒（J．S．Miller）、马克·米切尔（MarkL．Mitchell）爵士、雷·马罗伊（RayB．Malloy）、查尔斯·麦康奈尔（CharlesMcConnel）、伊丽莎白·莫里森（ElizabethMorrison）、玛格丽特·奥基夫（MargaretOKeefe）、安德鲁·奥斯本（AndrewD．Osborne）、琼·佩顿（JoanPaton）、霍利斯·彼得（HollisW．Peter）、罗伯逊（C．Robertson）、雷纳（s．A．Raynor）、鲁思（S．Routh）、里德（G．S．Reid）、斯特里顿（C．Streton）、斯塔宾斯（LG．Stubbings）、伊丽莎白·辛普森（ElizabethR．Simpson）、史密斯（H．E．W．Smith）、约翰·萨蒙德（JohnA．Salmond）、乔安娜·汤姆森（Joan-naThomson）、汤普森（G．E．Thompson）、克劳迪奥·维里兹（ClaudioVeliz）、韦伯（L．P．Weber）、贝蒂·威格（Bettywigg）、韦尔（J．LWeir）；英国人士：巴雷特（Y．D．Barrett）、达斯坦·柯蒂斯（DustanCurtis）、菲奥纳·皮肯（FionaM．Picken）、尼尔-罗伯逊（NeilRobertson）、约翰·史密斯（JohnH．Smith）、马里恩·怀特（MarionWhite）、多萝西·沃德尔（DorothyWar-dle）；加拿大和美国人士：布鲁斯·比德尔（BruceJ．Biddle）、昌西·贝尔纳普（ChaunceyBelknap）、拜伦·巴恩斯（ByronBarnes）、马里安·张伯伦（MariamChamberlain）、弗朗西斯·达莱特（FrancisJ．Dallett）、亨利·艾伦伯格（HenriF．Ellenberger）、威廉·戈姆布利（WilliamGormbley）、马克斯·霍尔（MaxHall）、皮尔逊·亨特（PearsonHunt）、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C．Hughes）、威廉·赫斯（J．WilliamHess）、希尔达·霍尔顿（HildaHol—ton）、乔治·约翰逊（GeorgeE．Johnson）、索伦·金布尔（SolonT．Kimball）、弗雷德·基夫（FredKeefe）、杰克·考夫曼（JackKaufmann）、洛什（J．Lorsch）、保罗·劳伦斯（PaulJ．Lawrence）、查尔斯·麦克阿瑟（CharlesM．McArthur）、理查德·罗森布卢姆（RichardRosenbloom）、迈克尔·瑞安（MichaelT．Ryan）、弗雷德·斯丁特（FredA．Stint）、杰夫·桑伦菲尔德（JeftSonnenfeld）、海伦·施罗耶（ItelenQ．Schroyer）、勒纳托·塔奎里（RenatoTagiuri）、理查德·沃尔顿（RichardE．Walton）、哈里特·怀特海（HmrietE．Whitehead）、亚伯拉罕·扎莱兹尼克（AbrahamZaleznik）。
许多同事阅读过本书手稿的多个章节，并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朱莉·马歇尔和阿尔弗雷德·克拉克位列其中。我还要感谢马克斯·霍尔（MaxHall）在编辑方面所提出的意见和给予的帮助，尤其是写作传记的早期阶段。
手稿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字迹潦草，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社会学学院（School0fSocialScience）的诺玛·卡恩（NormaCann）和朱莉·斯泰纳（JulieStayner）却欣然接受了手稿的打字和辨认工作。终稿是由澳大利亚的罗宾·里帕（RobynRipper）和波士顿的韦·克劳（VyCrowe）用打字机敲打出来的。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亲密朋友。我深信，他们给予的支持为传记作家所需要和期望，但却可能永远不为读者所充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