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3年9月底，即在米勒锁公司与杰克逊兄弟合作以后，梅奥返回了大陆米尔斯公司。他发现，那套间歇休息制度也在其他几个部门采用了。虽然从总体而言效果不错，不过他观察到分拣女工的休息方法不好。有一次，她们按照他的指示躺下来，使她们的脚得到适当的支撑，休息之后，她们的精力恢复了，工作质量提高了。她们不工作时会坐下来和他谈话。梅奥从她们口中得知，他的想法于两个月以前在纺纱部门得到落实，效果不错：产量提高了，员工的福利改善了，工人的流动率下降了。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梅奥更关心的是工人对工作的非理性想法和迷信想法，而不是调整休息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疲乏的工人对他们的心脏、双脚、手臂和膝盖产生了焦虑性幻想；许多工人找庸医求治。在管理人员中，疲劳也导致非生产性的和不经济的幻想。首席工程师是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平常深受人们的喜爱，但有一次他由于对自己的健康和家庭问题产生了幻想，竟然大发雷霆。年轻有为的总经理对自己的健康胡思乱想，以至于他能够说出五年前小病小灾的细节。连高级合伙人科纳尔·布朗（ColonelBrown）也认为工会谋划破坏工厂。工人们，尤其是从事单调机器作业的中年工人，担心身体受伤，而且这一点被工会组织者利用了。
1923年圣诞节前不久，梅奥获悉，纺纱部门有些工人放弃了休息的间歇，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两名监工头干预了这套休息制度。在他们自作主张的管理期间，工人变得疲劳、悲观和效率降低，缺勤率上升了。科纳尔·布朗重申了休息时段，在纺纱车间也安放了轻便小床。他对随之而来的工人流动率下降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印象深刻，所以他允许梅奥随意在整个公司对工作中的工人开展透彻的研究。
然而，不管梅奥现在受到怎样的优待，不久以后他就认识到，大陆米尔斯公司的管理层还完全没有动力向工人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关心。1925年夏，不稳定的市场使订单缩减，同时存货攀升，工人被解雇，工作时间被削减。在清淡时期，公司大多数员工蜂拥来到工厂诊所，提到他们应该被保留在薪水名册上的理由。然而，大陆米尔斯公司的诊所属于人事部门，人们不希望以这种方式引起公司高级职员们的注意。不过，诊疗所辨别出了诸多患有肺结核、十二指肠溃疡、坏疽病等症的病人，需要对他们作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在研究工人的总体情况的工程中，梅奥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常常具有家庭根源和令人奇怪的文化根源，例如，一名意大利裔员工有一个美国籍在职妻子，后者拒绝怀孕，因为她担心在怀孕期间会被解雇——这种做法并不罕见。丈夫变得脾气很坏，不舒服，逐渐形成了一种疝病。由于症状非同一般，他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神经病。梅奥经过进一步的询问之后发现，这个男人担心年老时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因为将来没有孩子来赡养他们，而其他大多数意大利裔工人就不会这样。此外，梅奥还查明，总体而言，对工人的性教育很糟糕，工人对性的态度荒唐愚蠢，他们对男女****怀有罪恶感。这种无知再加上对死亡、婚姻、出生和坏运气的迷信想法，向梅奥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图景：工作受到人的因素的影响。这让他回忆起早年的一件事。1917年，澳大利亚铁路工人大罢工，当资方说出“泰勒制”这些字眼并有效地制止工会成员罢工的时候，铁路工人惊恐万分。
早在澳大利亚，梅奥就很关心工会成员及其教育，如今在费城，他还保持了这种兴趣。从1923年后期至1925年，他为费城劳动大学（Philadelphia．LaborCollege）讲课。他的想法受到欢迎和接纳，许多学生向他谈起了他们的私人生活和商业事务。他从中了解到，由于对劳工组织发展的非理性担心，雇主是如何限制劳工组织的。他能够断定的是，工会既没有发展到资方所想像的地步，也没有阴谋作为一个整体对工业加以控制。工会似乎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资方的普遍反对；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者对劳工****这个特殊而不合理的要求。一般来说，工会成员指望雇主来发展职业之路。许多工会成员拥有一份不错的薪水，拖家带口，少数人还拥有了小汽车。人们不可能预期他们像其雇主所怀疑的那样会追随好战分子。
但是，资方并没有考虑到工会的期望；相反，不论工会开始做什么，他们都想方设法暗中破坏。例如，梅奥发现，科纳尔·布朗付钱给某些员工，授意他们加入工会，打探哪些员工参加工会会议。在后一类员工中，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工人就被解雇了，这给纺纱车间造成了损失。在梅奥看来，这样一种基于非理性的恐惧而非证据的政策，到头来会重蹈英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覆辙，导致阶级斗争，长期以来，这种阶级斗争支配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劳资关系。工会在工业中最终将变得强大有力，成为一支扭曲经济目的的政治力量。梅奥建议，应该明智巧妙地处理这种情况而不是试图通过雇主加以控制。对智力、职业技能或职业兴趣进行测试，也会恶化劳资关系，正如为了系统地界定车间作业而引进泰罗制一样。梅奥相信，首先需要对工作中的个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进行科学的研究，然后由此获得的知识可以用于对工作进行管理，让工作既人道又高效。工业领袖应该注意格雷汉姆·沃拉斯（GrahamWallas）的《伟大的社会》（TheGreatSociety）和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Adams）的《社会革命论》（TheoryofSocialRewolutions）两书，倾听工会成员的肺腑之言，留意人事经理和社会学家的建议。
在接下来的十五个月，梅奥按照“精神病学家在心理诊所开展总体情境的调查”这样一种定位，在费城扩大了他的工业研究的范围。他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大多数心理学家把自己局限于选择和职业指导的技能上，总想把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人排除出工作场所之外，梅奥则不然。他的意图并不是把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人排除出工作场所之外，而是发现他们过去的经历、家庭生活和工作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他们的强迫性幻想，进而最终造成员工的流动、对社会持有激进观点、工作不胜任及情绪上的疾病。以前，他的首要问题是管理层的问题，如今，他希望研究工人，但是在这方面他处于不利地位。对工人来说，他是一个陌生人，没有工作所需的办公室或房间，没有助手，而且有时候，他对某些工人进行研究的尝试妨碍了其他工人的生产性工作。
在米勒锁公司的时候，梅奥已经看到在研究工人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多少问题。公司雇用了一名注册护士和一名医生，但是医生对员工生活中的非医学方面并不怎么关心，他在心脏病上的特殊兴趣致使他不恰当地着重于各种心脏疾病。在另一家公司中，医生把工业医学当做一项研究事业，但是他并没有把研究成果应用于随手可得的工人。梅奥还发现，通常诊疗所的记录保存在人事部门的档案中，因而其他办公室的职员可以看到这些资料。此外，梅奥认为，工业护士在心理学方面的能力差强人意。梅奥相信，应该由一名具有资格并聪明伶俐的护士来倾听前来求医的员工，并作出深思熟虑的反应。
梅奥必须稳固自己的受聘状况。在米勒锁公司，梅奥发现该公司没有充分使用那位注册护士的技能，所以他设法把她调到一个与大陆米尔斯公司中相似的岗位。他还需要一名执业医生提供常规服务，因为进行精神病理学的调查之前，需要对精神神经病人作医学检查。梅奥还需要房间，因为有些与他面谈的人想要咨询私人问题，而他为劳动大学讲课的地点在机械师会所（Machinist"s‘Femple），这里太吵闹了。1924年，他获得了多项经费，一是可以用来在费城奥蒂斯大厦（OtisBuildings）租房子，二是差旅，三是雇用秘书性的助手和研究助手。
第一名助手是吉尔伯特（L．H．Gilbeit）夫人，后来于1924年秋由埃米莉·佩森·奥斯本（EmilyPaysenOsborne）接替。奥斯本小姐是一名注册护士，协助梅奥直至1937年6月。奥斯本小姐在大陆米尔斯公司的诊疗所工作，记录前来就诊的工人的个人态度、家庭生活及对工作的适应性等资料。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她建立了一百多个病例的秘密档案。这些资料的用途是鉴别某些部门中的早期疲劳症状，预期并帮助防止疲劳的广泛传播。梅奥没有发表工作中的这部分内容，因为他相信，他的工作还不成熟，有可能被不当地使用，也有可能被人们错误地使用，从而招致员工的敌意。
梅奥的想法和做法引起了费城越来越多实业家的兴趣。有时候，他和手下受邀研究工厂纪律的各个方面问题。在阿贝福尔纺织公司（AberfoyleTex-tileCompany）的切斯特（Chester）工厂，一个古怪的问题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该公司为员工提供了多种福利设施——乡村俱乐部、手足病医生、牙科医生、医疗救治、社会福利服务等，公司尤以民主管理自豪。然而，人事主管斯特恩斯夫人（Mrs．Stealms）却异常繁忙，工作过度，她尝试处理人事问题却无功而返。工作的民主化引起了梅奥的极大兴趣，但它恰恰是斯特恩斯夫人的困难所在。她在一个工人委员会任职，委员会的任务是对工厂工作方式的变化提供建议并对乡村俱乐部施行某种控制。由于没有相应的管理委员会，所以该委员直接向所涉及的执行官提供建议并提出理由，而不考虑执行官在权力链中的位置。这样授予权力是不切实际的，从而造成斯特恩斯的工作异常繁忙，并显示出该公司根本不是一个民主性的组织，而是“山头林立”。其福利设施其实掩饰了一种对真正改变工作方式的保守态度，它对变化的抵制被工厂奉行的文化而保留下来。不为斯特恩斯夫人所知的是，员工和管理人员往往彼此相知，关系亲密，且时间长久，不论她提出什么提高效率的建议，随后都会遇到阻碍，推测起来不外乎因友谊引起的行动阻碍。而且，人们使用乡村俱乐部，尤其是公司中的年轻女性，是为了不定期串联结交。梅奥认为，工厂里精神病学问题的发生频率之所以如此之高，部分地应归咎于这一点。
在工厂内部，梅奥有趣地观察到，对于疲劳造成的心理问题，员工作出了社会性的控制。在络纱车间，在机器之间的每条通道上，看管工人由两名增加到三名。虽然产量提高了，但由于计件工资制没有改变，每名工人赚到的钱反而略有减少，但是没有人反对。因为收入只是略有下降，而工作起来却很紧张，而增加一名工人可以减轻工作量。此外，在络纱过程中，作过丝光处理的纱线不常断开，因此不需要密切关注。于是，为了克服工作的单调，许多年轻妇女习惯性地聚集在洗手间，在墙上乱涂乱画、闲谈聊天、看杂志。
卷线车间的做法相似。在这里，每个工人看管一台脚踏机器，一台机器在同一时间把三百七十八支纱缠绕在线轴上。当纱线质量下降时，纱线总是断开的，这让工人们很绝望；而且，要赶上机器的速度，就会导致足部疾病。于是，他们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俯卧在脚踏板上休息，或是到另一家工厂去。
梅奥推断，当合适的休息间歇不被允许的时候，工人们自作主张休息，这经常造成浪费和管理混乱。他发现，在过去，当员工一周工作四十八小时而不是五十小时的时候，效率是最高的，于是，他开始在公司另外一家类似的工厂做试验，引进系统的休息间歇。后来，梅奥的助手雷克斯福德·何塞（RexrdB．Hersey）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梅奥在费城开展的这些早期研究中，只有在大陆米尔斯公司的研究表明了系统性的休息间歇对生产率和士气有价值。然而，最终导致这些戏剧性成果的不是梅奥对研究的系统性的控制和观察，而是两名机器监工头的任性和固执。梅奥为马斯兰公司、纺织工人、柯蒂斯和杰克逊兄弟所做的工作一事无成，而且是由何塞撰写阿贝福尔公司的研究报告的。这些早期工业研究证明，梅奥的兴趣在工人的行为及工作之外的生活方面，而不是在管理人员的技能问题方面。不过，尽管如此，到1925年夏，他已经在工业心理学上确立了很高的地位，以至于引起了哈佛大学新成立的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的注意。梅奥的地位得到了交往频密的朋友和熟人的帮助，这一关系网遍及工业、教育、金融和精神病学等诸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