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整个上午都非常痛苦地想骂人，因为我完全不能用笔表达自己的意思。重大时刻我能够极好地谈论和演讲，但是我一拿起笔写文章（或者教科书）时，我就变成了再呆板不过的书呆子了。我正在写一篇文章，二十行左右的文字至少花了我一个半小时，现在这糟糕的东西读起来就像是一个被扼住脖子的学者的垂死之声。这本关于心理学的文章是地道的废话，我真想打自己一拳。我像个野蛮人那样发狂似地大喊大叫，行文这么不流畅，自己真是个废物。此时此刻，如果我能够把我知道的东西落实在纸面上，那我就能够让自己挺起来，逃离这个摧毁灵魂的大学。昨天夜里和今天清晨，我把四名财政及政治领导人贬低为几团难看的正在颤抖的原生质，我用他们的心理动机——支持工人阶级进行社会革命——予以解释。
当我对付了他们之后，这些“吹手们”正处于一种恳求状态，声泪俱下而邪恶。然而，当我准备下笔的时候，却写不出来。我怎么才能消除那些束缚我表达的因素呢？来马其顿帮帮我们吧！
梅奥出现困难的原因也许可以在文章标题、撰写文章时所处的环境、较早期的经历中找到。这篇文章有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指出，心理因素对于解释社会弊病是重要的；如果人们控制不了他们的种族意识，未能驾驭精神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么非理性的社会行为就可能跟着发生。第二个要点通过一个情绪易变、顽固的政治鼓吹者的例子来说明第一个要点。这个人憎恨权威并与之斗争，这要归因于他受到酗酒父亲的虐待。第三个要点认为，这样的鼓吹者当中有许多人有智慧且急切地想要医治社会弊病，这是澳大利亚工党的负担；他们的行为归因于遭受的虐待和迫害，也归因于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有碍于年轻人的培养，把他们束缚在某一个职业或专业上，因而压制了天性，导致了神经病。其结果是，这些神经过敏的鼓吹者把个人的不幸归咎于社会并努力消灭它，这与想自杀的忧郁症患者是不一样的。第四个要点扩展了第三个要点，它宣称，这种教育制度限制年轻人之甚，以至于使他们视智力研究和社会服务不如自私、懒惰和破坏行为；现代心理学认为，发散的非理性思维和幻想有助于对不幸作出补偿，而集中的理性思维则有助于思考那些解决社会困难和个人困难的方法，这二者在健全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身上自觉地被整合起来。如果人们理解到这一点，那么现代心理学将有助于改变这种态度。政治鼓吹者却缺乏这种整合，而且在努力实现他们的补偿性幻想过程中，他们推行行会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证明******的破坏性行动是正当的。
在梅奥看来，这些想法具有智力上的价值，他在《民主与自由》一书中提到过它们，并在公共演讲和大学讲义上使用过它们。它们还为他在美国的讲话和讨论提供了例证，而且在他的晚年，它们还出现在《关于皮埃尔·让内的心理学的若干笔记》（SomeNotesonthePsyc"hologyofPierreJanet）一书中。
在他奋力把这些想法落实在纸面的时候，它们的情感价值逐渐清晰起来。有一次，登革热发作——十七年前在西部非洲患上的疾病，他写信告诉多萝西娅：“我马上变得疯狂起来，我的焦虑全都往外冒。整个晚上，我梦到了社会革命和陷于困境的三个亲人……”这个梦只不过表达了这样的担心：所有的好事有可能走到了尽头，而他最亲爱的女人——这个女人为他所关心也是自尊的可靠源泉——遇到了危险。
当他做这个梦呼唤多萝西娅“来马其顿帮帮我”的时候，梅奥知道，父亲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乔治患有肺结核病，是在年轻时乘船前往英国的路途中患上，他母亲即死于这种疾病。
梅奥回家看望了垂死的父亲，努力遵照这位老人的意愿，即女人在男人的一生中是重要的。后来，当他思考为安布罗斯·普拉特撰写第五篇文章“革命”之时，梅奥开始改变自己对于女性——他的生命中“最亲爱的人”——的看法：
老乔治把忠贞看做是亲爱的女人如此高尚的一个品质，我开始理解老乔治说这话的意思了（我随时随地都会想起这个可怜的老家伙的忠告）。我非常高兴在这个亲爱的老家伙临死之前我告诉过他我所做过的事情。亲爱的，如果地下有灵，他将会知道，找你来帮助纠正我的过错我是多么幸运……我认识到，你是怎样支持我、帮助我、让我内心平和以及怎样给我信心。也许，对于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的精神品质和你那令人愉悦的本性，有朝一日我将能够予以回报。
乔治的去世唤醒了梅奥心中沉睡已久的爱、恨、恐惧和希望——这是1921年当他孤身一人在外工作极为勤奋时出现的。对于儿子来说，父亲的去世是一个信号，即自己的生命也会终结，凡人在死神面前无能为力。更为特别的是，死亡提醒梅奥，医生——那些常常用超然冷淡和傲慢自大伤害他的人，对于死亡却一筹莫展；对疾病的无知让他们惊惶失措，例如在西部非洲；错误的诊治应该使他们受到责备，例如对于妹妹奥莉芙的悲惨早逝。梅奥的愤怒虽由乔治去世所引起，但却转移到他自己身上。对于未能进入医学专业他有负罪感，而让家人失望使他感到羞愧。尽管父亲的去世使他有机会说出他会如何弥补过去的失望，但是积习已久的罪孽感和实实在在的卑微感还是让他不安，他变得悲伤沮丧。
乔治的去世也表明，旧秩序之下的生活将一去不复返。乔治把原本属于老梅奥的金表传给了他。对于他来说，这一举动的意义再清晰不过了：他的责任是维持家庭的传统，而他必须在履行这一责任方面对祖辈有所交代。于是，在支持旧方式的责任与推进新工作的迫切要求之间，梅奥的内心充满了矛盾。
梅奥的失落感、卑微感及内心冲突，致使过去的种种经历涌向心头：他是如何受害于令人尊敬的权威的，如何受到心胸狭隘的教育学家的抑制的；他勤奋地学习别人为他选择而不是自己选择的专业，但却被人们驱逐到爱丁堡以改邪归正。部分地出于补偿的原因，他转向了心理学，找到了它在医学中的位置，鼓吹用它来征服社会疾病，用它来对早期的叛逆和没有遵循传统的遗憾作出补偿。
当他创作关于社会疾病及其心理学根源的文章的时候，这样的想法和感受也许构成了梅奥的内心冲突。写作过程中的困难与父亲去世的关联从他写给多萝西娅的上述信中清晰地表现出来，这封信把他的挣扎的创作比做“一个被扼住脖子的学者的垂死之声”。此外，心理学价值与其应该享有的权利之间的内在冲突也出现在这封信的想像之中。一方面，心理学是“地道的废话”，另一方面，它威力无穷，致使强有力的领导人手脚颤抖，使“吹手们”声泪俱下。他和鼓动家们及乌合之众打成一片，这一点可以从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幻想虚幻之物的异教徒中看出。题为“为什么异教徒发怒？”的文章后来更名为“乌合之众假说”，它出现在《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TheSocialProblemsofanIndustrialCiuilization）一书中。最后，心理上的紧张被以下强烈渴望加剧了：他想要离开昆士兰，以稍稍挽回因两次没有找到工作而丧失的自尊。
把想法落实在纸面上原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这种冲突致使它成为了一项艰巨的工作。而且，当始终蔑视勤奋努力的乔治赞美海蒂的忠贞美德的时候，让梅奥想起了母亲如此忠实地在自己身上培养的东西：在公众场合出色表达的能力。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这种冲突过去了，他实现了一直寻求的心智健全，并把非理性思考同专注的有目的的想法融合在一起。他写道：：
我正缓慢地发展关于“革命”的想法。我认为这一系列文章的确不错。我预计将来我重新阅读它们的时候，有可能有某些段落会让人失望和不满。但我又相当满意于对它们不作任何修改。事实上，我希望它们将确凿无疑地引起社会科学家的注意。我相信它们具有某种“必然性”，也许会让搬弄是非者“发挥全部能力…’。我已经对它们大改特改了，而且目前“革命”正在经历相同的历程。
“革命”和“人民的意志”是这五篇文章中的最后两篇。这两篇文章大量引用了《民主与政治》一书中的某些观点，并对前三篇文章进行了总结。
梅奥决定在墨尔本进修并度假，然而未来的计划仍不明确。他希望同多萝西娅待几个星期，因为自结婚以来他们常常不在一起。他希望分别与安布罗斯·普拉特、英国的阿契鲍德-斯特朗（Archibaldstrong）副教授及墨尔本的其他同行进行探讨。他还希望当他为麦克米伦公司撰写“健全心理学”的手稿之时，某个工作会不期而至。当布里斯班的一个朋友问他是否想“回祖国英国”的时候，他说他负担不起路费，因为学校在他休假期间给他的薪水不够。他一度希望安布罗斯·普拉特将通过报业辛迪加在多家报刊上同时发表这五篇文章，从而增加他的收入，但是安布罗斯·普拉特发现报纸不愿意发表任何有可能冒犯读者的文章。而梅奥的文章在解释工业冲突的同时也指向了劳工党和保守党的心理弱点，不但没有赞扬这两党，反而抨击用以限制和解决工业冲突的仲裁制度。
在他离开昆士兰之前的三个星期，梅奥决定先在墨尔本稍作停留，然后前往英国。学校重新考虑了教授带薪休假的薪水问题。梅奥听到一个谣言，说他最低的薪水有可能将近500英镑。于是他开始推究自己为什么应该到伦敦去。以前，查尔斯·卢卡斯爵士于1905年拜访南澳大利亚总督之时，曾建议梅奥返回伦敦，运用其技能管理工人的集会。梅奥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自己走进工人大学，很快就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得到校长艾伯特·戴斯（A1．bertV．Dice）教授的接见，并被推举进入多个委员会。这时候，学校一名“头脑糊涂却正派庄重的”数学讲师肯尼思·斯旺威克（KennethSwanwick）找上门来，他说他认为梅奥在伦敦有可能大展拳脚，因为诸如霍布豪斯（L．T．Hobhouse）教授和科尔（G．V．H．Coole）之类的著名学者，都未能表现出在实践方面很好地把握英国的劳资关系问题。起初，梅奥倾向于认为“这是对伦敦的突袭。即便他将来返回昆士兰，伦敦的‘大人物们’仍有可取之处”。经过与“聪明的老英国犹太人”，也即昆士兰州总督马修·内森（MatthewNathan）爵士的讨论之后，他终于作出转向企业的决定。内森爵士也相信，梅奥在伦敦比在布里斯班可能更有益得多。这天晚些时候，认为梅奥对英国劳工问题深具个人影响并暗自为之激动不已的斯旺威克，交给梅奥一封给朋友们的介绍信。这封信热情洋溢，乃至这样表述，梅奥身负一项“拯救英国的特殊任务”。崇高的声望使斯旺威克推测梅奥不会返回昆士兰了，所以他建议梅奥放弃学术生涯，转而从事政治活动，其前途将不下于英国的众议员。斯旺威克相信梅奥将蜚声于澳大利亚各州主要首府，并得到保守党和工党媒体的尊重。他是“真正的澳大利亚人，拥有口才天赋”，“是为这个世界带来信息的人”。梅奥被斯旺威克的热情震惊了，感到精神振奋。骰子已经掷出，就是伦敦了。
为了进一步敲定这个伦敦决定，梅奥与大学评议会成员约翰·赫克萨姆（JohnHuxham）进行了交谈。赫克萨姆是一名商人，也是昆士兰州公共教育部长。赫克萨姆同样认为，在梅奥休假期间削减其薪水，学校对他太吝啬了，尤其因为在红十字会捐赠10000英镑设立医学心理学教授职位的事情上，梅奥起到了主要作用。赫克萨姆提议推举梅奥为昆士兰政府特别代表，到海外调查心理学应用于教育和工业上的情况。梅奥欢迎这个提议，因为它将把他带到高官圈子内，这有助于遇见有权势的政治家和实业家。与此同时，另一个同事建议梅奥不要在墨尔本浪费时间，而是以澳大利亚精神分析领域一流的倡导者直接到伦敦去。专题研究工作能够赚到不少钱，晚上他还可以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School0fEconomics）教社会学和经济学。
梅奥不想再与多萝西娅分别那么长的时间了。他认为她应该随他同行，额外费用也不会很大。他们可以在英国萨塞克斯（Sussex）郡租一套小房子，而且她可以经由他的工作结交芭芭拉·德雷克（BarbaraDrake，为妇女劳工运动工作的研究者）之类的人士及著名的社会学家比阿特丽斯·韦伯。种种可能性让梅奥觉得“岁月如梭，但如今我要再次转向英国了”。他想像着远在爱丁堡的一个亲戚会来接船，他们在一家豪华饭店举办一个庆祝宴会；而且在他找到住处以前，多萝西娅可以在波恩茅斯（Boumemouth）过冬。吉卜林的《长长的足迹》（TheLong。Trail）涌上心头，表达了他的强烈愿望：离开，新工作，与多萝西娅共同历险。
即使手段还不具备，目标仍是清晰的。梅奥不想回昆士兰。六年后，他这样描述了那天离开时的情景：“1921年，我乘火车离开昆士兰（终于启程了）。我坐在为总督阁下（昆士兰总督马修·内森爵士）保留的火车包厢里，辩论昆士兰是否愚蠢到家了——梅奥认为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