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梅奥有机会扩大他在昆士兰大学同事中的影响，但是，当他奋力前进的时候，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遭遇到了挫折。他的想法对保守者来说太激进了，而对于希望社会和政治秩序发生极大变化的人而言，又太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以及太具有妥协性了。他的建议被商人低估，社会主义者也如此，政治评论员对他的政治策略意见分歧很大，且政治家不听从他的忠告和建议。在梅奥看来，政治学是不合理的和荒谬的，于是他转而求助于心理学的新理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撰写了一本小册子，之后开始研究从战场上归来的人们的神经过敏问题。
欧洲的冲突致使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知识分子对大不列颠与所属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加以检讨。在英国人当中，莱昂内尔·柯蒂斯（120nelCurtis）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布尔战争以后曾帮助创建了南非联盟（UnionofSouthAfrica），并创办了《圆桌会议》（RoundTable）杂志，这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杂志，发表有关大英帝国问题的讨论文章。1914年，在一战爆发以前，为了组建圆桌会议团体和扩大大英帝国（BritishEmpire）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柯蒂斯访问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梅奥出席了在布里斯班举办的一个小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柯蒂斯揭示了圆桌会议组织的宗旨：依据大英帝国的自由主义观建立一套国家理论，各成员国将在大英帝国政策的框架内履行义务、把握机会和应对挑战。当时，圆桌会议成员赞同一套授权政策及这样一种意见：应该把大英帝国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政治体，其成员国应该在世界事务中行动一致，发出一种声音。它主张帝国事务应该由一个帝国代表会议来管理；虽然各主权国应该管理各自的国内事务，但最终是由英国为其国民负责的。有些人反对圆桌会议群体，他们把这些政策谴责为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并对以下观点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大英帝国应该是一个全能的、塑造其国民道德人格的政体。梅奥相信，政府应该是公民的仆人而不是傲慢专横的主人。他指出，圆桌会议政策“愚蠢无比，绝对不符合澳大利亚当前的现实情况”，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置于了柯蒂斯的反对者之列。他的同事认为梅奥的政治主张太激进了，因而他受到了公开指责，而且自那时起，他“几乎完全不允许对自己国家的事务说三道四”。
不过，在大学事务中，梅奥还是享有有效的发言权的，而且，当学校战争委员会于1915年成立时，他被推举为委员会成员。对于梅奥最初的提议，学生们加以嘲讽，称之为晦涩不明、离题万里和抽象深奥，他们还宣称梅奥的合作者是跳梁小丑。可是在后来，梅奥的帮助却是无价之宝。他主编战争委员会的早期发行物，同时，他的许多同事奔赴澳大利亚各城镇作巡回演讲，敦促和指导人们如何为昆士兰做出贡献以结束战争。梅奥不能作巡回演讲，这是因为虽然佩西·西摩暂时接替了他的职位，但是多萝西娅却即将要生孩子了。
1915年7月，战争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到场的主流公民聆听了昆士兰州新任总督汉密尔顿·约翰·古尔德一亚当斯（HamiltonJohnGoold-Adams）爵士请求公民的支持。这次会议散发了委员会的第一份文件，文件号召人们服兵役、生产军需品并维持必要的工业活动。
第二份文件涉及战争军需品生产的组织问题。为了确保生产能力，它建议对所有的劳动力和机器设备进行全面的普查，以便为军需品的生产安排资源：并指出要避免英国制造系统的收缩，因为这会导致哄抬物价等投机活动；利润应该限制在投资的8％以内；工会应该放宽其管制，允许工人从事更多的班次工作，允许雇用非工会会员和不需要机器技能的工人。第三份小册子概述了国家在战时的正常损失和真实损失以及限制这些损失的办法。竞争性市场服从供需规律，而战争成本是正常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两到三倍，因此很少有人将从中获得极大的好处。所以，“依靠与私人企业的合同生产军需品来提供”战时必需品“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正确的行动应该是支持联邦政府对军需品工厂的控制，这将防止对劳动和原材料的竞争性需求抬高生产成本，并抵消可能发生的工业混乱。
梅奥在战争委员会上的积极工作于1915年11月结束。在一次会议上，委员们大费周折地批评昆士兰工党政府，对梅奥的激进思想吹毛求疵。“我对他们大加鞭挞，讽刺他们是政客在前爱国者在后”。梅奥火冒三丈——过度工作导致火上浇油。虽然这次会议后来通过了一项表决动议，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而他也对自己的不佳表现道了歉，但他后来还是写信给委员会的高级委员，包括布里斯班大主教，表示他将退出该委员会。
为了在“政治高度紧张”、“战争造成了广泛的政治变化”的时候提供“权威的和不偏不倚的指导”，梅奥相信，澳大利亚需要一份期刊来发表详尽的和不偏不倚的政治和理论讨论。最初，由于订户不足，此类期刊的尝试失败了。不过，墨尔本大学神经病学家贝里（Berry）教授思考了这件事，他提议在每个州都设立一个编辑委员会。梅奥提出他可以在昆士兰州提供帮助。他希望这是一份类似于《希伯特期刊》（HibbertJournal）的“澳大利亚评论”。大多数订户将来自两个群体。梅奥写信告诉贝里，“我经常在昆士兰俱乐部听到畜牧场主——号称坚定支持所谓的自由主义事业的人——发表大量令人惊骇的（政治异端和）邪说”，并向他保证，这些人会订阅一份“欢迎开诚布公”的评论性刊物的。还有，“澳大利亚工党的普通党员也将渴望阅读任何把他们的困境和无能纳入考虑范围的纯正澳大利亚刊物”。然而，梅奥的热情并未获得报偿，因为刊物无疾而终。
1916年4月，梅奥的努力稍有显现。阿德莱德市的一个朋友安娜·布思（AnnaBooth）夫人曾钦佩他对人类经验的理解，并受益于他关于儿童问题的建议。如今，她邀请梅奥与她一起为《高尔韦夫人之比利时作品》（LadyGal-wayBelgiumBook）一书撰稿。该书是由红十字会和比利时救济基金会资的，由南澳大利亚总督的妻子玛丽·高尔韦（MarieGalway）夫人编撰。这本书汇集了比利时短篇故事、诗歌和场景剧，并涉及不同主题的绘画和文章。安娜·布思和梅奥提供了一个短篇故事，这也是一个四场景短剧。故事发生于一个高级旅游胜地的一家旅馆里。情节是这样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过度劳累的年轻律师彼得·福西特（PeterFawcett）正在旅馆里休息。这时，有人警告福西特，旅客艾迪生（Addison）夫人是一个妖怪。她在两个星期里一直引诱福西特去吻她。然而，让她大为惊讶的是，福西特却拒绝屈从于她的影响。但三天后，他却改变主意了，提议他们一起私奔，这令她大为惊讶；他坚持己见，而她则拒绝不从。让她迷惑不解的是他开怀大笑，于是他道出了她的本来面目：她不能爱男人，真正想要的是收集男人。情节虽然微不足道，但它对于安娜和梅奥来说可能较读者更有意义。故事中的人物及其名字影射了安娜在阿德莱德的熟人。故事中****和虚幻的对话让人想起萧伯纳。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是安娜和梅奥最为喜爱的。
梅奥关于战时公民政治问题的见解出现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这是他在工会会所（TradesHall）向社会主义者发表的一篇演讲。正如他所编撰的小册子那样，该演讲抨击了战时的投机倒把行为和不民主的政府。首先，他对大发战争横财的家伙进行了抨击，概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从科学的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对利润的批判“仍可能是正确的”；现代经济学学者错误地假定：由于企业家拥有出众的智力而合法地赚取了利润。梅奥表示，马克思“非常清楚大量的利润通常归结于劣等的而不是出众的头脑，（以及）人们素养的缺乏和对私利的真正迷恋，（所以）警告是用以约束（企业家的）贪婪的唯一要素”。在战时，社会必需品变得紧俏起来，肆无忌惮的资本家能够轻而易举地从真正的或令人担忧的短缺中大获其利，例如，1915年6月号《圆桌会议》杂志中所列举的奶酪和面粉商。因此，首先，社会主义者和“每一个诚实的公民”有责任防止他人“对社会进行这样的巧取豪夺”。其次，梅奥宣称，战争的结束将改变和塑造世界政治格局。他认为，这场战争是民主政治和军事独裁政治之间的一场较量，因此，除了英国及其同盟国的胜利之外，其他的可能性都是令人担忧的。最后，他问道：“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是什么呢？”当梅奥度完1915～1916年度的暑假之后，同事们告诉他，他在工会会所大受欢迎，因为听众们判定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朋友”。
对于工会会所里听众的反应，梅奥既开心又烦恼。他并不反对由于所做的工作出色而出名，他喜欢演讲以及演讲中的讨论，但是他厌恶在政治上出名，讨厌党派政治活动。他不支持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观的基础之上的；同样，他也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为贪婪而愚蠢的商人提供了避难所。然而，不论他多么严厉地批评这两个政治阵营，但他还是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帮助双方理解并承认各自的短处，促使这两个阵营联合起来，致力于为社会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工业组织。
梅奥关于工业应该如何规划其组织的论述，虽然被商业利益群体漠然以对，但昆士兰政府却颇感兴趣。1915年5月，工党第一次赢得了昆士兰州的选举。爱德华·西奥多（EdwardG．Theodore）成为州财政部长，并在州总理缺席期间任代理总理。在工党执政后，西奥多被授予部长大权负责工业事务。
在梅奥看来，对于战时工业的组织问题，昆士兰内阁既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也不了解如何开展工作。他为大学的战争委员会撰写的小册子已经概述了实业家应该如何放弃直接利益，工会应该如何放松他们对工作的控制，以及双方为了社会利益应该如何合作。现在，他热切地希望把这些想法转变为政府用以在战时管理工业的计划。他向政府递交了关于其观点的一个简短描述，西奥多见信后邀请梅奥共同商讨这些观点。
梅奥的想法直接得自于他阅读的贝克的著作《英国自赫伯特·斯宾塞迄今为止的政治思想》（JF~oliticalThoughtinEnglandfromHerbertSpencertoToday）。该书最后一章区分了四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费边主义、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其中，该书关于工团主义的论述引起了梅奥的注意。工团主义是一个法国学派的政治思想，它鼓吹专业和职业应该拥有更多社会的和经济的自治，同时应该对国家权力施加严格的限制。该章还简要地回顾了沃拉斯的著作《伟大的社会》[（TheGreatSociety），该书对社会心理学进行了评估，并承诺要对人类行为，尤其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邪恶势力——对选举人施加催眠术的政客，以及为其雇主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投票者阶层进行诊断、预测并加以控制]，它指出，通过强调专业和职业内部的协作关系，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工团主义就可以清除这些邪恶。梅奥在给多萝西娅的信中写道，他与西奥多即将进行的讨论将包括两个命题：“社会主义的日子结束了，工团主义的日子到来了”，以及“国家的基石是意志而不是暴力”。后面这个命题得自巴克尔著作的第二章。这一章总结了自由主义空想家、《政治职责原理》（ThePrinciplesofPoliticalobligation）作者格林的思想。后来，梅奥抛弃了工团主义。然而，在梅奥的余生中，格林的基本原理依然居于梅奥的政治信仰的中心。
由于西奥多的工党政府致力于社会主义，因此梅奥相信自己的观点不会被欣然接受。为了准备一个强大而有说服力的论据，他勤奋地工作。在与西奥多会面之前的那个晚上，梅奥仔细检查了自己的方案，并把自己的论证预演了一遍。不过，心中的疑虑仍使他关于工团主义工业组织的前景蒙上了阴影。说服倡导社会主义的政府是一场“攻坚战，因为我这个温和的忠告有可能被曲解为对政府举措的批评”。而且，他依然对政府采纳自己的计划感到前途未卜。一方面，他认为该计划可能促进政治家们的政治生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如果保守派朋友听到他的影响后，自己的声誉很可能轻而易举地瓦解。他要求多萝西娅不要对这次会面泄露只言片语。此外，他还考虑到对这个计划经过马不停蹄地工作后自己身心疲惫，再加上担心西奥多会对这个计划草率置之，于是怀疑就会像往常那样，转变为无用感和意气消沉的状态。但是他错了。
与西奥多的会谈远谈不上失望。西奥多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梅奥，递上一支精美的雪茄，并给予了梅奥充裕的时间。“对我来说，（代）总理听我讲话真是一项新奇的体验……不论他的其他素养或缺点如何，他都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家伙”。西奥多准备了大量草稿，这向梅奥表明，他对政治家的判断拥有某种影响力。
虽然西奥多接受了梅奥的若干意见，但梅奥被告知，对于工党已公告的政策，他的方案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梅奥知道自己没有澄清该方案所需的政治安全措施。西奥多承认梅奥对工团主义在法国的一项失败计划提出的理性批评。但是不论什么方案，其核心问题都在于为工业重组筹措资金，而西奥多则希望把实业家完全排除在外。梅奥明白筹措资金之难，所以他希望把实业家纳入到一种有限形式的工团主义之中。西奥多相信可以在英国筹措资金，但梅奥提出了质疑，认为战争将对此类筹款产生不利影响。最后，西奥多的注意力被梅奥对现代民主政治和政治家行为的批评性意见所吸引，他简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让梅奥考虑。在结束这次会面前，他表示会很高兴回顾这次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