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朝的经济商业]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宋代的货币形式与种类太过丰富。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宋朝铜币和铁币并用，有些宋币含有合金成分。此外还有些银质钱币。宋代的钱币无论是种类、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造诣最多最好的钱币。宋币上铭刻的文字书法优美多为名家及皇帝手笔，篆隶真行草俱全，还古篆体、瘦金体。种种精美的货币使人爱不释手，宋钱币的艺术总类艺术性工艺最高。宋钱是当时周边各国最喜欢最坚挺的货币。宋钱成为南海诸国的镇国库之宝。虽然辽国、金国等国也仿制宋币造钱，但在金国流通最多最广的是宋钱。直到现在出土存世的宋钱还是最多的。在今天东到日本、西至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都有出土。足见宋的繁荣与强盛。为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后在四川地区民间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这种纸币只相当于担保的代币券。宋朝政府先后印刷发行的纸币种类有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几种类型形式。公元1023年（天圣元年）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公元1024年宋政府开始印刷发行“交子”，此种“交子”铜板彩印，上面印有鸟兽、花纹、图案或故事等，异常精美。此种票据有如公债，分界发行。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以铁钱为本，备有发行准备金，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本位货币的特征要素。其施用愈来愈广泛。票据的使用为商业繁荣提供了便利条件。北宋崇宁四年，在江北、华北地区发行了称为“钱引”的新式样的纸币，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为流通不畅不能顺利使用而停印。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四川交子改称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开始大量印刷纸钞发行，由于数量发行过大，引起了钱引的严重贬值。公元1110年（大观三年）限制发行量为天圣时的125万贯左右，对流通地区也限在铁钱行用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后又采取了受兑、停用旧钱引，增加准备金等多种方法，使钱引的价值得到恢复。南宋时期宋政府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专门管理印制“会子”。先后印造了一千文、两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种面值的会子。会子以三年为“界”，到期作废，逐旧造新换旧。从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发行了十八界会子。后来政府规定第十七、十八界会子可以永久流通。这是真正意义上由政府发行的纸制的纯粹钱币。纸币逐渐代替了铜钱做为主要交换媒介。商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了，宋时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那迈进了。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发展。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发达的交通为人类封建史之最。宋朝每十里设一邮亭，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各地的官道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宋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宜驿分明。”地经就是地图，宋朝的地图已经相当的精确。宋朝四京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样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在城市所有干道的塔上都挂有一个时针。每个钟都有一个人看守照料。他敲着铜罗报时，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会回荡着这种声音，随后他用文字把时刻展示给人们看。北宋富强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汴梁城不仅旱路畅通发达，水运也十分发达。“舳舻岁岁衔清汴”，“联翩漕舸入神州”。“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朝的汴梁城已经用煤（西方称之会燃烧的石头）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活作饭取暖。中国1949年解放后的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里是灿烂的光明之城。因为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一到夜里，宋人就自己的房间里、在家门口、庭院门口都点上了灯，因而到处都有灯光。在夜晚赶路游玩的人们都拿这各种各样的灯笼。因此在夜晚整个城市都在闪烁。在夜晚城市里灯火通明，叫卖声到天明。在“瓦子”、“勾栏”等固定娱乐场所百戏伎艺竞演，市民集中观看。夜间饮食店铺生意兴隆，直到太阳从新升起街上一样挤满了人。“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不止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等少数的宋人而是城里的广大的市民、大多数的宋人。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宋朝没有“路有冻死骨”的贫穷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观绝望。只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的乐观、繁华。
宋朝开发了南方，实际是开发了领土。为南方人更像中国人做出了历代都难以比拟的贡献。虽然古之时有所开拓，但南方相对中原北方大部分仍是蛮荒之地。这种开发不是战争的开发是文化经济的渗透侵略。宋朝的强盛使南方人也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南方各少数民族也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宋以后中国在再没有南北分裂，中国各地的中原人北方人南方人在富强繁荣的大宋王朝已逐渐捏合成一个整体。北宋真宗、仁宗时就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传统。临江人王饮若、苏州人丁渭担任宰相。开宝九年在曾是三苗之地的湖南长沙兴建四大学之首的岳麓书院，宋真宗亲笔赐书正门“岳麓书院”四个大字，留存至今。宋朝的文人朱熹等文学思想大家来此授学讲课，传授儒家经典、立国齐天下和民贵君轻等民主思想。公元1024年秋——公元1028年春范仲淹在泰洲亲率民工四万余人修建完成了一百五十余里的捍海堤工程。从此盐场、农田有了保障，使往年受灾外迁的数千户人从返家园。人们为纪念范仲淹的功劳，这条海堰被称为“范公堤”。范仲淹被贬苏州时经过一年多与广大民工的劳作修建完成了苏州水利工程。使相对贫瘠的苏州成为旱涝保收的大粮仓。公元1085年苏东坡被贬到杭州，那时杭州还是相对较落后地区，苏东坡修建六井解决了全城用水。并全面整治西湖，挖出大量湖底葑泥用之修建一条沟通南北的柳堤。人们为了纪念苏东坡取名“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是西湖胜景之一。苏东坡一生先后转徒知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扬州、英州、惠州等地，最远最南到达海南岛，可以说一路上督劝耕稼、兴修水利替百姓排忧解难。宋朝犯错误或因政见不合被贬的官员一般都是被流放到南方落后地区。从而使他们有机会报效国家、证明自己、造福那里的人民。
两宋时期是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苏州在雍熙（公元984年－公元987年）前后的耕地数至多不超过1，400，000亩，在景佑年间（公元1034－公元1037）苏州出税之田3，400，000亩。50年间耕田数增加近1。5倍。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苏州总耕地数越在12，000，000亩左右，为景佑耕地数的3。5倍，雍熙耕地数的8。5倍。宋政府高度重视疏浚工程和堰闸工程，时常大规模开展水利工程，大力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广袤农田去水涝之害而得沾溉之利。如公元1055年（至和二年），调发民夫15。6万，疏浚诸泾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无洿潴，民不病涉”，两岸膏腴之地数百万顷都蒙其利。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赵霖役工278万余，历时19个月，浚治1江、1港、4浦、58渎，使平江府“二十年间并无水患”。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江阴浚治横河、市墩河、东新河和代洪港以后，使附近“十乡之田，频苦旱涝，尽除其患”，得益农田达6，573顷。公元1167年（乾道二年），开浚顾会浦河道，“故水所败田数万亩还为膏腴”。开通疏导河湖港浦，不仅保证了太湖水系能循环畅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当地农田能够有力抗御水旱灾害。在各种水利工程的综合效应下，太湖流域的农田建设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国水利田最密集的区域。有人对北宋熙宁年间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总耕地数作过统计，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为2，294处，水利田为10，484，842亩，占总耕地数的28。8％。南宋淳熙前后，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浙西路水利工程为2，100余处，接近熙宁时期两浙之和。《宋史·食货志》说：浙西“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太湖水利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经过治理的太湖流域“畎浍脉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间，灌以机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则泻卤硗确，变为膏泽之野；萍藻葭苇，垦为秔稻之陆”，成为宋代集约化农业的首善之区。
宋朝南渡定都杭州后，大量北方、中原人民迁移到南方。全国精英云集杭州。使南方更是繁荣起来。迁徙的人们怕后代们不知道自己祖先的来处，发展形成了宗祠的文化。公元1102年杭州人口仅二十万户，公元1274年人口达到一百二十四万户。杭州人口大部分都是外迁人口。宋朝在南方的开拓与经营，奠定了南方的富裕。从此以后历代南方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二、[宋的科技技术]
宋瓷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标志。宋时的五大名窑是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可以说人类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工业是宋朝的瓷器工业。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宋瓷神韵文明与大众文化巧妙的融合与统一。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宋瓷的各种窑类造法制造出来的瓷器品种层出不穷。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名窑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宋时中国的大众丝绸工艺从实用化走向细腻化精密化。宋朝的丝绸，超乎寻常的先进。非常尖端的织机，包含1800个活动的构件。各种绣法让中国的丝绸更艺术化、更美学化。外国富人穿的是粗布麻衣，中国平民穿的是柔丝绸缎。有的农民也穿上了丝绸。“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对天文、历法、医药、数学等都有研究。沈括写《梦溪笔谈》记载了大量科技成果与科学发现，如地磁角的发现、摩擦起电现象的记录及讨论了光学问题等等。沈括还提出了冲击成陆的观点，此观点西方十九世纪以后才出现。《梦溪笔谈》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科技百科全书。宋代随着农、林、牧、副、渔各项事业的发展，宋的农业生态系统物资循环观点与今天人类正建设的现代化生态大农业的观点，在原则上达到了完全一致。宋的医学规模及水平较唐代有了大幅度提高，宋代还创造了法医学，《洗冤集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同类专著早了三百多年。宋朝对石油、煤炭、天然气各种能源广泛运用。宋代用焦炭冶铁，早于西方五百多年。
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是宋。把指南针用一军队的行军也是宋。北宋初年，政府对制造火药武器非常重视。宋军在功灭南唐，夺取金陵的战争中就使用了火炮、火药箭。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唐福呈献火箭、火球等新式火药武器，受到宋政府嘉奖。从此，火药成为宋军必备装备。后来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编著军事著作《武经总要》里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及多种火药武器，并配有插图。公元1161年宋朝军队里出现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公元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
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雕印全部的《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印行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费时十二个春秋。做如此浩大的工程印制书籍世界第一。中国最早的小说总集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3年）的《太平广记》，共有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我国的类书之冠是宋太宗时的《太平御览》，共一千卷，分为五十五门。我国现存最早的剧本是南宋的《东海黄公》。北宋熙宁以后私刻、坊刻蔚然成风。有的私刻书铺有刻工几十人之多。宋朝雕版印刷进入鼎盛时期。宋政府推广印刷术大众化，传播技术手册，诸如农业手册和医药书籍。大量的私人出版社的产生，改变了世界文字的发展，传播了知识。宋哲宗时期商人徐戬，刻印《夹注华严经》等书，运往朝鲜等地贩卖，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庆历年间，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遗憾的是活字印刷并未得到大规模的运用，但其意义巨大。系统可分解为要素，要素集结起来构成主体。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应用系统思维的具体实例，是应用系统思维、改进工艺、提高效率的典范。宋版书讲究质量，雕版细致，字体工整，刀法圆润，纸坚色白，墨色香淡。北京图书馆所存的宋版书，至今还有一股清香味。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有装置指南磁针的四种方法：水浮、指爪、碗唇、缕悬。北宋时期，人们创造了适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把航海事业推向了新的时代。那时中国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宋的商船是当时人们能够想像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六层桅杆，四层甲板，十二张大帆，可以装载一千多人的巨型船只。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的航线图，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指南针的人。通过指南针，在茫茫的大海中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宋朝是当时最重要的海上的贸易大国，泉洲、明洲都是当时最大海上贸易港口。海上贸易的税收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占到了一半的财政收入。北宋时中国就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正是由于宋朝的高度繁荣和发展与开放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东西方技术和物资交流。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等先进高超的技术迅速传遍西方，中国大宋创造出的灿烂文明让正处在野蛮时期的西方人第一次较完整的体验拥有了文明。中国文明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西方，给西方后来的文艺复兴与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繁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颠峰。宋朝涌现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出现了大批有份量的数学著作。宋代最抽象的数学成就极高，在希腊文明与西方之间的空白地带鹤立鸡群。宋的代数学充分发挥了绝对化的方法，把汉代方程解法的组合变换式发展到了一个奇妙的境界，不但在解法上解决了很多问题，也提出了高次方程、虚根等问题。西方的方程学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宋的方程学是一个发达的数学学科。沈括的“燎积术”是中国第一个高阶级等差级数。沈括的会圆术是一个几何问题，把勾股定理用于从弓行的弦、和矢求弧长。宋朝著名数学家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增乘开方法”用于求解高次方程，是在求得一位商后即以之乘高次未知数的系数加入新方程一次项系数。在作法上把商、常数项、新方程一次项系数和高次未知数系数分别排列，再用上法对这个组合进行变换。七百年后西方人才发明了同样的方法（1819年才由英国人霍纳发现）。贾宪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与17世纪欧洲出现的“巴斯加三角”是类似的。南宋杰出的数学家秦九韶，公元1247年在《数书九章》中将“增乘开方法”加以推广，论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且例举20多个取材于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另外，秦九韶还对一次同余式理论进行过研究。秦九韶还推广了孙子定理，他的“大衍求一术”将孙子定理的方法从较小的数和较少的同余式个数推广到一般解法。秦九韶还得出了与希腊海伦公式等价的从三角形三边求面积的公式。刘益的“益积术”、“减从术”也是对系数组合进行变换的技术。数学家李冶公元1248年发表《测圆海镜》，该书是首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数学家杨辉公元1261年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给出了几种高阶级数的求法。公元1274年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此外杨辉还发展了九宫图，他作了圆、直线交叉的组合。使宋在组合数学上也有进步。杨辉在数学组合上指出4乘4数学方阵上交换对角结果，可惜他以后没有进一步发展。数学在宋代已经开始得到重视，数学的研究成果在宋朝已开始有应用的环境了。数学家秦九韶认为数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经世务，悉万物”，“窃尝设为问答以拟于用的”。数学家李冶公开批判轻视科学实践活动，将数学贬为“贱技”、“玩物”等长期存在的士风谬论。他说“术虽居六艺之末，而施人之事，则要实惠得多。”中国的数学在宋代领先西方几个世纪。遗憾的是宋以后中国的数学开始衰落，虽然在元朝中国古代数学还有零星发展，但中国数学整体的已没有继续、发展运用的大环境了。中国宋代是数学是世界的奇迹，但也是中国科学的一个悲剧..
宋朝的政坛并非一滩死水，宋有民主的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公元1042年范仲淹、欧阳修变法实行“庆历新政”。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欧阳修也反对，苏轼也反对。但反对和反对的观点也不同。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发对对新法全都抛弃。司马光与王安石彼此相互尊重，只是政见不同。两派人士虽然观点立场不同，都不是为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人民为重。宋的党派之争是民主政治的典范。
宋人把中国系统哲学推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宋学深入到现象世界的背后，探索了宇宙系统的本体和深层内在联系，并把宇宙的发生学和横向结构融为一体。宋人宇宙生成演化的系统思想、天人合一思想，是社会系统与天地系统的和谐统一。
五[宋朝的军事武功]
宋军初期其实并不弱。到979年，高丽女真皆贡于宋。宋朝的开创者赵框胤出身贵族，是一个高级将领。他本身并不注重抽象的理论而是非常注重实际技术、重视科技。他称帝后，很少与文臣探讨儒家典籍，而是经常亲自出题科考或亲临造船务、监督水战、整饬军政等。赵光胤本身很重视军事武力建设的……他经过了一番沥血奋战，灭后蜀、南唐，初步完成了统一。他不给武将太多权利是因为怕军阀割据、国家不安定……他死后传位于其弟。宋太宗赵光义又灭了吴越、北汉等国。根据赵光胤的遗愿收回燕云十六州发动两次侵辽战争。宋军主动进攻辽军，可见宋军的实力并不亚于辽军。由于轻易冒进、前线指挥失物等等原因使宋军没有取得成功，但也没有溃败。宋军停止了对辽战争是因为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后建国不久，宋需要调整。
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御驾亲征渡过黄河，宋军与屡犯边境的辽军大战十多天，辽军统帅萧挞览中箭身亡，辽兵多有逃散。最后辽军抵挡不住，请盟议和。虽然寇准不同意议和主张乘胜追击。但宋真宗却渴望和平，不喜战争，不想再继续劳民伤财、不愿意生灵涂炭。大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大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使两国成为兄弟之邦。同时宋朝同意每年给辽国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相当于30万贯）。公元1021年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总数为15000万贯。北宋时期宋政府的平均年财政收入应在有10000万贯以上。一两白银兑等于一贯铜钱。30万贯对宋朝每年的巨大的财政收入来说不值一提。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只是陕西一地，战争军费比和平时期军费高1300万贯。最重要的是“澶渊之盟”使宋朝依然侵占辽国“关南”之地瀛、莫二州。澶渊之盟是赏赐失败者财物的盟约决不是失败者进贡赔款的盟约。“岁币”对宋政府及人民根本不构成丝毫压力。“澶渊之盟”使宋辽两国进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时期，使中国的北方恢复安定，促进了汉、契丹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契丹人的汉化。到耶律洪基时，契丹人与汉人已没什么区别了，甚至连契丹语都不会说了。当宋仁宗去世的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从此以后宋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建设为国策，使那时的中国就远离了原始的武力扩张、掠夺财务的野蛮阶段。北宋拿点小钱换来了长期的安定和平、稳定的发展。使宋的商业、经济、科技、技术等等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致使北宋国事强盛、海内升平、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瑞气。也使人们长期处在一种富足闲暇状态。长期的和平也使宋、辽两国逐渐退化了的野蛮战斗的能力。也使宋朝远离了原始、落后的世界。公元1040年范仲淹挂帅到陕北多次打退西夏军，从此西夏不敢冒犯。范仲淹本着安定边疆的百年大计，主动引见亲近羌族首领加强睦邻友好。人民歌颂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据史书记载当他死去的噩耗传至边地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北宋政府向西开疆三千余里，归附中国的藏族有二十万众。并实行屯田，分给归附藏族田地耕种。王安石:“今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被招募安置的藏族称为熟户。宋没有倾尽全国之兵、全民之财反动对辽、对西夏的进攻是因为吸取了隋扬帝、汉武帝的教训。战争侵略得到的远远比不过自己创造的。开明的政策使宋朝的人们长期没有战争、兵役、苛税这三大“灾害”之苦。使宋朝人民长期生活富强安逸。如果说秦亡于苛政，汉亡于战乱，隋亡于兵役，唐亡于割据。那么宋就亡于安逸。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以前、以后，中国一直到现在还实行的是强制性征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国家不强制你当兵，你当不当兵靠自愿。当然你当兵国家是给你钱的。宋朝的士兵都是招募的雇佣兵，而这些雇佣兵都有非常厚重的薪金，国家为此所付的军费是惊人的。政府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国家收入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缗，支出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缗，财政赤字为四百二十万缗。此举被现代一些学者讽刺的称为“冗兵”、“积贫”。“冗兵”、“积贫”是宋朝内定的民主开明的国策结果，不是外敌的压力造成的。过于民主的政策和长期的和平富足的生活也是使宋军战斗力弱的原因。
宋代在军制上有进步之处，把军政机关与指挥系统分离，将动员系统与指挥系统分离，这些都是现代军事的特征。宋朝在缺乏长城防御设施依靠情况下坚持国富民强三百余年，不能说宋朝太弱，宋军太弱。宋不是没有能力进攻只是国策问题。宋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辽、金、蒙等国。但宋的机动兵力、在一线的兵力及却比不过它国。宋的战争成本比落后的国家要高很多。宋军兵分散。因为宋军有大片疆土、大量人民、大批财富要守。这些都是宋军的负担。而侵略军没有什么负担，想打哪就去哪。攻下了就有大批财富、美女。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长期的和平的国策使宋军丧失了进攻的能力。
在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你落后贫穷就有动力掠夺比你富裕的人。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钱绢。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纵观世界史，历史上文明的古国都是被比它落后、野蛮的民族消灭。齐被秦消灭，不是因为没有秦国富裕，而是没有秦国野蛮。楚被秦消灭，不是因为没有秦国有文化，而是没有秦国武力强盛。
一个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热爱生命。一个人越穷困，越不怕死。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会比吃饱了的人狠。一个为有饭吃、有衣穿而发愁的人会比衣食无忧的人做战勇猛。一个强盗会比一个书生厉害。宋人太文明了，过惯了安逸而富裕的生活。宋兵很弱。有宋诗云：“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宋人是为生产、创造、和平而生的。蒙古人生下来是骑马、掠夺、战斗的。宋人人性大多是善的，蒙古人性大多是恶的。怎么可能战得过原始凶猛在血雨腥风中奔出来的蒙古铁蹄？
蒙古人的可怕在于它不只拥有原始游牧民族野蛮的战斗力，而且还拥有文明民族先进高超的技术。蒙古人攻打下一座城市，唯一留下的一种人，不是年轻美丽的女人，也不是天真的孩子，还不是年迈的老人，而是这座城市的工匠艺人。在古代蒙古人就好比在现代，它不仅具有阿富汗塔利班人不怕死的精神、还拥有美国人的原子弹等高科技武装技术。
宋元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悬殊最大的民族战争。因为一个是正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顶期文明，一个是刚形成的民族正处在原始时期的文明。
一大批知识份子开始是坚决的抗战派，拥护政府进攻收复国土。但后来看到两国和平的局面。逐渐成为保守派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不希望两国在大动干戈，破坏两国人们的安定和平的生活。不进行战争并不是少数人“苟且偷安”，这是民心所向，是符合全民的利益。
一个国家及王朝的灭亡，不一定是因为它自身的腐朽及内政混乱、君主的昏庸、民不聊生。一个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国家有可能是面对外部野蛮的力量一时战略决策的失误、一次的战争失败就有可能导致。宋朝的皇帝极其统治者是相对于其他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比较开明的有功绩的。宋朝的灭亡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宋朝的灭亡有多方面的原因。宋朝也不是一个民族一个王朝之力一次打败的，而是多个民族与多个王朝一起之力多次打败的。蒙古是在灭了西辽、西夏、花刺子模等国，荡平中东、征服大半欧洲、统治大半世界、把宋朝的周边各国都归于其下之后才对世界上最繁华强大的宋国发动进攻的。宋人太文明，但使用先进的技术火药及战船把强大的蒙古联军钳制数十年之久。宋朝是在蒙古野蛮的铁蹄下坚持得最持久的国家。宋是文明的创造者，而蒙古是文明的掠夺者。宋人的失败是因为宋人太文明，宋朝的灭亡是因为宋朝发展得太快和当时野蛮的世界格格不入……
一个文明被消灭，并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希腊、罗马虽都被野蛮所消灭，但他们的文明依然是西方人的骄傲！世界人民依然景仰他们所开创的文明高度。在西方没有人会污蔑希腊、罗马，也没有人会崇敬突厥、土耳奇。一个没有文化粗鲁厉害的强盗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景仰。而我们现在的有些中国人却有些怪，我们对代表中华文明顶峰的王朝大加污蔑与抨击，而对屠杀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优秀先进高超文明的我们祖先的野蛮人而大加歌颂与美化。我们好象不知道谁是我们的祖先。很难想象现在的犹太人会崇拜希特勒，而辱骂贬低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先辈。而在中国正是这样……我们习惯于把冷血的强盗屠杀我们先辈的屠夫美化成大英雄！我们习惯污蔑与褥骂在世界上给中国带来太多荣誉与骄傲的伟大的宋朝。这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热忠于谩骂自己的祖先，在西方你很难看到有西方人骂亚里士多德的。而在中国我们不只骂朱熹，还骂被我们祖先千百年来誉为圣人、在世界各国被尊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连孔子、朱熹都可以漫骂的人，那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他还是中国人吗？古希腊奥林匹克文明在世界、在中国依然继续发扬光大！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宋明理学却被中国人自己批得一无是处。现在的大部分中国人竟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好，优越与难得。我们被野蛮的屠杀斩断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连续性。我们还配称作我们是宋人的后代吗？
这里只说了宋的好，没有说宋的不好。因为宋的不好众人皆知，已被教育宣传夸大。而宋的好却被忽视或被看成不好。宋被灭了，宋的好也被看做不好、被看做灭亡的原因。我们现在的人对宋朝的评价不公，我们对宋人不公，我们对我们的祖先不公。即使藐视东方文明傲慢的西方人面对宋朝开创的文明高度都不由自主的赞叹。为什么我们却蔑视我们古代的社会最顶峰的文明？但能够接触研究宋朝文明的西方人毕竟只是些极少数的人。难道我们的文明要靠别人来发掘吗？如果我们都不为我们的祖先说话，那要靠极少数的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学者说公道话吗？我们应该为宋朝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而自豪。我们应该为我们是宋人的后代感到骄傲。
四[宋朝是文化艺术]
宋朝是个群星汇粹的年代，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沈括、岳飞、朱熹、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宋朝因为极其重视文教，学术文化的成就极高，中国文化至此更趋精深成熟，所以更方面的人才也就不断的涌现了。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理学家北宋二程：程颐、程颢。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拭、吕祖谦。南宋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重要的是宋朝许多名人文化大家，都是出身贫苦。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单身家庭出身，自幼贫寒。范仲淹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谢氏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朱姓的人家。范仲淹从小生活极其艰苦，喝粥度日苦读。欧阳修年少时家里买不起笔纸，他母亲用芦秆画地教他识字。最终两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文化大家，朝廷重臣，国之栋梁。范仲淹、欧阳修或许命运相近，两人成为真正的朋友。王安石、苏洵、苏轼、曾巩都是欧阳修培养扶植起来的文化大家。苏轼又培养了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陆游是曾巩的学生，陆游、辛弃疾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的交往聚会组成了文化沙龙、文学俱乐部。宋朝民间涌现了许多的文学社体，总之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
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宋代涌现许多著名画家主要有范宽、郭熙、赵佶、李唐、马远、夏圭、张择端等。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水平的就是宋代山水画的博大与意境！宋代山水画家人才辈出，各有专长和创造，北宋李成的塞林平远，范宽的崇山峻岭和雪景，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描绘四时朝暮、风雨明晦的细微变化，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李唐、马远、夏圭高度剪裁而富有诗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与刘松年共称南宋四家。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现在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宋是中国文明的第二次浪潮。不仅使神韵文明向绝对化发展，还使平民文化发展起来。戏艺，有滑稽剧、杂技、傀儡戏、皮影戏、说话、杂剧等等。其中杂技就有上百种。宋人小资情节严重，宋词中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抒发那种浅斟低唱的闲情逸趣。宋词体现了宋朝稳定的政治局势、繁荣丰富优越的社会生活。娼妓业的兴盛起源于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宋代的娱乐业则分得更明确，大致分为了“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宋代的“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妓”。大部分可以买艺不买身。她们大多数相当于现代的文艺工作者。她们一般都是才貌双全的，有的人对琴、棋、歌、诗、书、画、等有很深造诣的，有的可以称上是那个方面的艺术家了。“官妓”是最为人们仰慕。她们不只是相貌出众，还非常有才华的。她们品貌、学识、才智和艺术趣味都非常出众超群。现在的演员明星、或从事文艺工作的女人都难以比上她们，因为以前的红楼女子是从小培养、不断的熏陶出来的，而现在的一些演艺界女士，长得漂亮点只上两年学就有可能成为明星……可以说一个宋代的名妓，要比现代的女明星强不少。
茶文化是在宋代时才达到艺术的境界。宋朝的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茶，而是茶饮料。有的要加糖，有的要加盐，要加各种作料的茶。这是有无数种喝法的茶饮料与茶文化，遗憾的是像宋朝大多数的工艺、文化一样没有遗留到现在。宋时已有各种花瓣茶流行叫卖。宋还有斗茶之风。蔡襄在《茶录》中介绍建安斗茶，特别推重当地所产的一种半发酵的白茶。宋人用各种漂亮的、精致的瓷碗的饮茶，其中兔毫盏、天目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茶具。民间根据兔毫盏色泽的微妙不同又分称“金兔毫”、“银兔毫”。宋代茶盏分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四种。“轻裘骏马CD花，冰瓯雪碗建溪茶。”“矮纸斜行闲做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鸡唱三声天欲明，安排饭碗与茶瓶”“道旁草屋两三家，见客擂麻旋点茶”。宋朝的诗歌里就时常渗透着茶文化。“七物甘香杂蕊茶，浮花泛绿乱于霞。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也写出这么悠闲具有小资情节品味的品茶诗。宋徽宗《大观茶论》二十篇文章介绍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雅俗共有的文化。
玉文化是在宋时开始流向民间的。由于宋徽宗对玉器的过分喜爱。导致玉器在宋代空前发展，世俗化倾向的玉雕空前发达。宋的玉器玩味大增，礼性大减。宋代出现了玉雕市场和专门贩卖玉器的商铺。市民成为玉器的玩赏者、拥有者。佩带玉器受到广大的市民阶层及文人墨客所追捧流行。除玉雕之外，宋的木雕、竹刻、漆器、铜器、金银器、牙角器、碑帖、印章、及笔墨纸砚等等都有极高的造诣。这些都表明宋的文化艺术的高超深厚。虽然宋代开始纸质明器、陶俑日渐衰落，但也有陶俑出土而且有的造型奇特美妙，有人首鱼身的“仪鱼”、人首鸟身“观凤鸟”蛇体双人首的“墓龙”，这表明宋的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用纸器祭祖之风一直留存至今……宋代的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深远的影响到渗透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使用广泛的宋体字就是宋朝创造出来的……
清朝学者辜鸿铭认为，如果唐朝人是正统的中国人的话，那今天日本人更是中国人，因为日本人更像唐朝人。从文化的角度讲，日本人更多继承的是中国唐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也就是说今天的日本人比今天的中国人更多、更好的继承了中国唐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严复说：“究人心政术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为揪心。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且不论，宋人所造什八九。”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中国学者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因为什么？因为宋朝是文化艺术的殿堂……
今人往往以为宋朝军事薄弱，其实不然，宋朝初年就是强敌环伺，辽、西夏以及后来更可怕的金，后来又来了更更可怕的蒙古人。蒙古是在灭辽、灭西夏、灭金，灭花模子等国，荡平中东，征服大半欧洲，统治大半世界，又灭大理，灭宋朝周边所有国家后才对世界上最繁华最文明的宋国发动进攻的。宋兵使用先进技术的火药及战船把野蛮强大的蒙古联军钳制数十年之久。有宋一代名将辈出，宋朝是在蒙古野蛮的铁蹄下坚持最久的国家，也是抵抗最为激烈的国家。
该说明朝了。
当年的朱元璋，
其实啊，所有搞历史的都知道，朱元璋从未滥杀功臣，“火烧庆功楼”是满清为丑化大明而编出来的故事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人民记住的却从来不是真实的历史，人民记住的是当朝政府编造的文艺，人民的眼睛从来都不是雪亮的，否则还需要我们讲什么真相，人民从来都是被当权者蒙蔽的，人民是需要呵护与发动的，而不是依赖。
还有凤阳歌，“凤阳真是好地方，赤龙升天金凤翔，数数天上多少星，点点凤阳多少将”，真正的凤阳歌是歌颂大明的，却被满清篡改后流传于民间成了现在这样子，
包括现在历史课本中朱元璋的画像都是被满清篡改以后的，经过满清近三百年的黑暗统治，中国两千年来上最伟大的朝代，大明的历史就这样被埋没在烟云里。
但是历史的真实总是不可能被彻底掩盖的，从残存的史料中我们还能看到当年明朝强盛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朱棣，也就是道教里的玄武大帝
永乐大帝
朱棣继位后，年号叫永乐，永乐年间，朱棣率百万雄师，六次亲征蒙古，汉唐对北方游牧民族从未取得如此压倒性的优势，皇明地图上，北部是无国境线的，全是大明的势力范围。朱元璋子孙占领了蒙古人黄金家族的老巢。
北征蒙古的同时，明朝八十万军队南平越南反叛势力；
南北同时开战的同时，
修筑南京城，
修筑北京城，
紫禁城，
每一个都是浩大的工程，
同时开通大运河，从北京到杭州；
与这些工程同时，重修万里长城，规模远大于秦朝；
同时还有最大的工程，庞大的武当山道教建筑群，
还有南京大报恩寺。
……
这些工程，随便哪一个拿出来放到前朝，都是会导致一个朝代灭亡，秦亡于修长城，隋灭于通运河，而这两大工程都在明朝永乐年间同时完成。
同时进行的还有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永乐大典》。
同时还有，派郑和七下大西洋，郑和的船队比现在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规模还要大两到三倍，比西方人更早的到达了美洲大陆……
你可以想象，明朝时期中国强大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这还是被满清焚毁众多史料的情况下，遗留下来的记录还有这么多。
满清虽然对大明的历史篡改了很多，明史上却也不得不评价说明朝是“远迈汉唐”。
大明一朝，不割地，不和亲，不赔款，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个真正伟大的朝代
大明是华夏历史上秦汉以来唯一持续近三百年的盛世
两千多年来，我们的民族，虽然被切断了与我们的神的联系，几乎整个的上古神学体系都被蜥蜴人嵌植，
但是，我们仍然取得了如此辉煌灿烂的成就。
可是，每一次遭受巨大的被入侵的苦难时，我们仍然呼唤，我们华夏的神啊，我们华夏的神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为什么别的民族都有他们的保护神，犹太人出埃及，遇到了危险，呼唤他们的神，耶和华就去保护他们。
而我们却……为什么我们被屠杀三亿子民的时候，我们的神不来保护我们？
我们的神到哪里去了？在这个茫茫宇宙中，我们到何方，才能寻觅到我们的神？
甚至，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的神究竟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我们的神，把我们孤单的放在这个地球上，他却走了，离开了我们，
我们自己独自在这黑暗森林里，无助，彷徨……
宋、明都遇到了鬼打墙……
都亡在了即将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前夜，都亡在了科技大突破的前夜，亡在了化蝶之前，每次都被打回原点，削尽功果……
明朝实际是亡于犹太邪灵安排的天灾。
一是极严寒气候造成的巨大旱灾。
中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从1580年开始），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证明，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我国的地震学家也证明，这个时期是华北大地震最多的时期。据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证明，这个时期太阳上很少有黑子活动，北欧气候非常寒冷。因此人们认为这个时期的寒冷和地震与太阳上少黑子有关。
寒冷的气候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当时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继了七十年之久！！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崇祯年间的农民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二是鼠疫。
在频繁的旱灾的同时，鼠疫也非常严重，特别是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
李自成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打入了北京？因为，当时全北京都在闹鼠疫，守军根本没有抵抗力，李自成出战山海关失败，退守北京后，为什么又主动弃城？鼠疫！
可是，为什么满清一入北京时，鼠疫消失了？
这场大鼠疫究竟跟满清是什么关系？是谁有意发动的？跟满清萨满教巫师什么关系？
大明崇祯和李自成政权都亡在这鼠疫上，这怎么回事？
满族萨满教生物战！！？？
我们看有关这次鼠疫的记载。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所以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场惨重的天灾，中国的历史是会改写的。
太阳黑子是太阳上的黑斑，黑子多少与地球关系密切。香港旅美宇航科学家翁玉林认为：1644年明朝灭亡，与太阳黑子消失关系密切。
翁玉林指出，黑子出现会改变紫外光和能量，黑子愈多紫外光愈多，黑子愈少地球天气愈寒冷。他发现，在明朝灭亡前后约70年，太阳黑子消失。那时候欧洲出现小冰河时期，中国则气候突变，天灾令农作物失收。“若非明朝末年天灾，农民不会因小事而造反。天灾同样在满州出现，迫使满州人四出讨伐，既为土地也为食物。”他相信，在复杂的政治氛围外，太阳黑子引发的气候巨变，是促使明朝政治巨变的幕后原因之一。他还发现。
他还说，地球在1。5万年前，摆脱冰河时期逐渐暖和，但1。1万年前突然变回冰天雪地，疑因北方冰块全数融掉，产生的水却无法下沉，中断海洋的冷热对流后，能量无法输送到北方，北方因而冰冻了1000年。“这过程没可能在一周内发生，除非地球与小恒星相撞，但这样人类也死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