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3年4月，克伦威尔召开军官会议，要求解散议会。第二天，议会准备了一个新的选举法，公开对抗克伦威尔。克伦威尔非常恼火，决定摊牌。他带着一支军队冲进议会。他对议员们说：
“议员先生们！你们整天只会空谈，上帝已经抛弃了你们，要选择更好的人来执掌政权！以上帝的名义——滚吧！”
“你怎么敢污辱议会！”议员们愤怒地指责克伦威尔。
“够了！够了，你们这群废物，我不承认你们这个议会，我取缔你们！”
克伦威尔怒吼道。他穿了一件黑色便装和灰色的毛线袜，不像个将军，也不像个士兵，而是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取下帽子向议会发表讲话，指责议员们的不义行为、谋取私利及其他错误。他越说越激动，对着一个议员又一个议员，严厉地斥责他们中谁生活腐败堕落，谁是骗子，谁是不公正的法官……
最后他一挥手，二三十个带枪的士兵冲了进来，负隅顽抗的议员们全被拖了出去。“把选举法草案拿来！”克伦威尔走到议会秘书面前，伸手把文件抢了过来，脱下自己的帽子，轻蔑地把文件塞了进去，又重新戴在头上。“把门锁上！”克伦威尔离开议会大厅时命令士兵。
当可怜议员们派人向克伦威尔要求应得的“自由”时，克伦威尔带着讥讽的声调说：“他们有呼吸的自由！”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议会曾经是国王难以对付的敌人，但如今在手握重兵、大权独揽的克伦威尔先生面前却形同待宰的羔羊，无计可施，只好遵命解散。
作为“护国公”的克伦威尔把国家的立法、行政、军事、外交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成为没戴王冠的国王。护国主制度的实质就是军事独裁。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国务委员会的41名委员全部是他的亲信，为保持稳定，克伦威尔干脆把全国划分为11个军管区，各由一位少将担任行政长官。
在消灭了国王的英吉利共和国里，憎恨国王****暴政的英国人民突然发现，他们转身又生活在一个****独裁的清教徒掌权的国家里。
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从前大不一样了，许多事情都变了。克伦威尔希望每一个人都像清教徒一样生活。他关闭了所有的酒吧和剧院，处罚酿酒行为，禁止所有的体育运动。还将全国各地的流浪汉，包括小酒店中“从事音乐活动”的小提琴手和流浪诗人宣布为“无赖和流氓”，但最坏的事情是他禁止人们欢庆圣诞节，他甚至派兵去老百姓家里搜走所有的圣诞礼物和圣诞食品。清教徒统治的英格兰的生活变得非常单调乏味。
然而，再强悍的独裁者也敌不过时间这个对手。
1658年，令人胆寒的克伦威尔因患疟疾在伦敦去世了。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可惜，克伦威尔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和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幻想着“护国公”制度能绵延万代，临死之前，克伦威尔仍不忘临终托孤，遗命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继承了父位。但事与愿违，克伦威尔刚一咽气，他创立的英吉利共和国就出现了乱象。
克伦威尔的儿子虽然坐上了父亲的“护国公”二世宝座，但是他寸功未建，也实在不是一个治国之才。这个成天沉溺于打猎娱乐、只想当个乡绅的理查，就如同一只孱弱的羔羊无法带领一群怒吼的雄狮。桀骜不驯的军中将领没人买他的账，国家政权落到了你争我斗的高级军官手中。于是，失去了强人统治的英吉利共和国很快陷入混乱之中。
神像坍塌，礼崩乐坏。一位目击者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了克伦威尔纷乱如麻的葬礼：
“目睹了护国公隆重的出殡葬礼……但是，它是我曾见到过的最欢乐的出殡队伍，因为除了狗叫之外，没有一个人哭泣；兵士们发出野蛮的怪叫声离去，他们一边在街上走一边还喝酒抽烟”。
当年克伦威尔一手铸造的“铁骑军”的铁血雄风已随风而逝，部队军纪松弛，混乱不堪。英国大兵们显然没有中国人“白帝托孤”的光荣传统，军人们对大小护国公的不敬，由此可见一斑。
“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还是在床上”。军队和议会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想起了流亡在法国的查理一世的儿子。看来，英国人还是象过去那样需要一位象征秩序的国王。而这位聪明的查理也抓住英国久乱思治的人心，很快发布了《布列达宣言》，宣布除了“弑君犯”之外，其他乱党一概不予追究，声明：“赦免参加过革命的人；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承认革命时期变动的土地产品”。并允诺恢复议会的传统权力，给英国带来秩序和稳定。这样重新赢得了国内的支持。
于是，议会通过议案，宣布查理·斯图亚特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最强有力的和不容置疑的国王”。在举国一致的拥护下，查理于1660年重登大宝，这就是查理二世，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
克伦威尔那可怜的孱弱儿子——“护国公二世”理查德此时连自己都护不过来，焉能护国？他见势不妙，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溜到法国，当他的寓公去了。仅仅存活了11年的英吉利共和国就这样走进了历史。
王室复辟后，接下来的英格兰历史有拍恐怖片的感觉。现实版本的轮回报应开始应验了。
1660年5月29日，查理二世带领2万名骑兵和步兵，在伦敦举行了隆重的凯旋仪式。士兵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欢呼雀跃；道路两旁撒满鲜花，钟声齐鸣，街上挂满锦绣，喷泉喷出美酒。英国的一切又回复到内战开始以前，克伦威尔在长期议会时制定的所有法律统统作废。
查理二世对克伦威尔当年的杀父之仇咬牙切齿，一登上王位就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克伦威尔先生和前议长布雷德肖先生被宣布为“弑君犯”，查理二世下令把护国公克伦威尔已经腐烂了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墓地里掘出来，并命人拖着它穿过伦敦城。然后，遗体被送到了日常处决普通犯人的泰伯恩行刑场，在那里被吊在绞刑架上，与其他两具尸体一同悬吊示众一整天。克伦威尔遗体的头颅被整个砍了下来，挑在长矛尖上游街示众，而尸身则被扔进了坑里草草掩埋。伟大的护国公从此和前国王查理一世一样身首分离，再难团聚。当克伦威尔的头颅被钉在长矛上四处巡展时，复辟的君王查理二世用它来恐吓百姓：瞧，这就是弑君者的下场！
卷土重来的王党分子们折腾够了，最后把克伦威尔的脑袋用一根长钉子钉在了审判查理一世的威斯敏斯特厅里示众。它在上面一待就是25年。后来一场风暴把它刮了下来，这时它已经完全干燥，胡子仍然长在下颔上。后来不知怎么流落民间，竟成了私人收藏品，并且一度如泥牛沉海，被颇懂生意经的英国人拿去作了古董辗转贩卖。
18世纪后期，一个叫罗塞尔的人在家里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并且把克伦威尔的头颅当成了“镇馆之宝”。1814年，一个名叫约西亚·亨利·威尔金森的人花了230英镑买下了这颗头颅，并开始抱着它到处炫耀。当时看过这个人头的玛利亚·艾吉沃斯写道：
“威尔金森先生是这个人头现在的持有人，他一直以此为荣。那是个极可怕的人头，头上面盖着干透的黄皮，就跟别的木乃伊一样，上面还有栗色的头发，眉毛和胡须都保存得很好，那颗头依然插在一个铁杆上。”
艾吉沃斯还描述说，客人们排着队，轮番到窗边抱一抱那个东西。她还说，人们可以在脑后看到笨手笨脚的刽子手留下的“斧砍的痕迹”，“有一只耳朵已经按要求砍掉了，他头颅左眼上面还有克伦威尔的独特标志——一个硕大肉疣的痕迹。”直到三百年后的1960年，克伦威尔的头颅才离开了聚会上的巡回展览，由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的锡德尼·苏萨克斯学院收得，埋葬在牛津地区的一座小教堂之旁，一个流浪的灵魂总算有了一片栖身之地。该教堂中有一块非同一般的匾，上书：
“英国、苏格兰及北爱尔兰之贵族保护者，本校1616—1617年校友，奥列弗·克伦威尔之头，1960年3月25日埋葬于此左近之处。”
二鲜花与粪土同在
他们都是令人敬仰的“道德模范”
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命运最终皆以悲剧收场。
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且不断否定过去的过程。尤其在扬弃与超越旧时代的时刻，历史前进中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悲剧性常常是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制度的信号。
然而，尽管历史进程中的悲剧人物数不胜数，但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悲剧命运却令人心情无法平静，让我在一声叹息之余，凭添一份痛惜之意。通过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人生历程，人们会发现，再伟大崇高的人物也避免不了个人的私欲和野心，再高尚无私的行为也夹杂着心机和手段。他们的传奇命运既是时势造英雄的必然，也蕴藏中英两国命运转折的拐点。
李自成和克伦威尔，虽然生活环境不同，文化土壤各异，但他们确实都私德无亏、一身正气，具备许多共同的道德优点，值得尊敬。
在生活中，李自成和克伦威尔都简朴随意，从不贪图个人享受。从今天的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李自成本人不好色，不饮酒，不贪图财利，在农民起义领袖中非常少见。即使对李自成恨之入骨的《明史·流贼传》，尽管极尽污蔑“自成为人高颧深顄，鸱目曷鼻，声如豺。性猜忍，日杀人斮足剖心为戏”，但说到李自成的个人操守，还是不得不承认“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
李自成不但洁身自好，对于其他将领象罗汝才等人骄奢淫逸的行止，也嗤之以鼻。直到胜利进京时他仍“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在京殿上也“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入住北京皇城后，他对宫中一切华贵器物，一概不用。每天早起，吃点米粥就开始处理公务。牛金星筹备登极大典时内监进献新制的皇冠，每次试戴，他都觉得麻烦，总是不耐烦地说：“看射箭去！”他更愿意和将士们一起练习骑射，而不是躲进深宫独自享受。
明朝降官张国绅归顺李自成后受到重用，张国绅为进一步邀宠取信于李自成，将已故太仆寺少卿文翔凤之妻邓氏献于李自成。邓氏乃江南大族出身，通经史，善诗文，张以为必被宠幸。谁知可李自成大怒斥责道：“太仆有重名，汝不能庇其家，而反来行媚！”喝令推出斩首，并送邓氏归家，从此军威大振。
克伦威尔同样洁身自好，生活极为简朴。在重大的护国公就职典礼上，克伦威尔也只穿了一件普通的黑大衣。在周围人的一再劝说之下，在行使护国公职权时，克伦威尔仅在服饰上稍稍进行了改进。1642年到1648年发生在英国的内战，不仅是宗教、政治的战争，也是一场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清教徒与穿绸绅士之战。克伦威尔代表的清教徒崇尚服饰朴素、节俭，他们讽刺地管贵族叫“穿绸的绅士”，因为他们的服装充斥着花边、缎带，帽子上还插着羽毛。因为看不惯查理一世和保皇党把头发梳成波浪或卷筒形状，清教徒们往往剪短发，如覆盖在头顶上的碗状发型，又被称作“圆颅党”。一本讲述英国史的书中这样写道：
“查理一世是骑士党的头儿，他的脑袋小而尖，戴一顶扁扁的大帽子，留着民长的卷发，穿华丽的衣服。而圆颅党的那些人呢，总是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戴高高的尖顶帽子，系白领带，穿深色外套。两派穿衣的品味都相差如此之大，所以内战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了。”
有一位保王党人的政治家曾经记录他所见到的克伦威尔：
“早上我来到议会……看见一个我素不相识的绅士正在发言。他衣着简朴，穿一身粗呢衣服，一望可知是整脚的乡村裁缝缝制的。”
令他想像不到的是，正是不修边幅的克伦威尔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为了支持他的“新模范军”，那些女缝工捐献出银顶针、厨工捐献了银汤匙，还有一位寡妇省吃俭用捐出了一支火枪和二十先令，一切都是为了清教事业的胜利。正是这个穿粗呢衣服的清教徒，把那个喜欢奇装异服的国王赶下了台。
然而，历史的荒谬正在于，伟大的动机不一定会产生伟大的效果，完美的品行也不一定成就完美的事业。按道理讲，李自成和克伦威尔这样两位严于律己、奋不顾身的英雄，理应得到人们共同的尊重。然而事与愿违，他们定格在历史上的身影，却是那么模糊复杂，毁誉难分。
是野心家，还是大英雄？
李自成还在世时，对他的非议之声就已经开始了。汤若望是给古老中国带来先进西方科技的传教士。他历经大明、大顺、大清三个朝代。但这位给整个带中国带来光明火种的西方人，显然对李自成和农民军并无好感。他认为李自成的军事才能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无法理解李自成对大明王朝的“不忠不义”，而且认定支配着李自成内心的主要成分，绝大多数是为了贪图尊荣富贵，和不见高尚的个人动机。因此，汤若望对李自成的“叛逆”行为进行恶毒诅咒。他对别人这样丑化描述李自成：他每次要登上御坐时，就感到头痛与四肢沉重，而不得不从宝座上滑到地下，象猴子似的蹲踞在大殿下——对于这样一个土皇帝，如此的一个地下“宝座”才是最合适的。
而对于李自成最著名的评价，莫过于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说法：
“在过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
郭沫若认为李自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进京后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导致失败。
作为另一位农民出身的“齐天大圣”，******对李自成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前夕，******警告夺取了江山的共产党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自此，李自成作为骄傲自满、盛极而衰的一面镜子固定在历史的映象之中。
可怜李自成英雄一世，最终还是以反面教材而告终。他留给历史最后一个瞬间是那么惨烈，留给后人的更是绵绵无尽的叹惋悲情。
无独有偶，克伦威尔如果九泉有知，一定会和李自成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翻开世界人物宝典，很少有人像克伦威尔这样拥有戏剧化的人生。从清教徒乡绅到叱咤风云的军事天才，从受穷苦士兵爱戴的统帅到爱尔兰战场上的杀人魔王，从封建君主****的坚定反对者到实行独裁统治的无冕之王，他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留下了太多鲜明复杂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