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国会军时，克伦威尔已经是43岁的中年人了。这位“半路出家”的乡下地主既没有读过军校，，也末曾受过专门军事训练，人到中年的他似乎也不适合再戎马征战，然而正是出于对资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狂热追求，才激励他义无反顾地走向硝烟弥漫的战场。他的平民思想以及进步主张，使他深信，英国应当在反对封建王权****统治的前提下，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社会。克伦威尔的政治信念使其无所畏惧，勇往直前。1643年10月，克伦威尔在取得温斯此战役胜利后，十分兴奋地说：
“我开始从事一项不寻常的事业，而且将它进行到底，我仿佛感到有一种奇异力量吸引着我，伟大事业昼夜不停地在我心中奔流。”
正是怀着对“伟大事业”的追求，使他潜在的军事才能迸发出来，而革命战争又为他潜在军事才干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最关键的时刻挽救了议会军。1643年10月，“东部联盟”面临王党进攻的直接威胁，情况十分紧急。其他国会军畏缩不前，唯有克伦威尔毅然率领孤军攻入林肯郡，在温斯比附近进攻王党主力。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独立作战，克伦威尔一马当先，视死如归。他的战马在战斗中被打死，并把他压在身下，他用尽全身力气，终于艰难地爬起来，又腾身跨上另一匹奔马，继续指挥作战，直到取得辉煌的胜利。
而在马斯顿荒原和敌人面对面的肉搏中，克伦威尔的颈部被枪弹射伤，子弹从眼睛近旁擦过，他差点没有当场昏厥过去，但在处于半失明的状态下，他仍然拒绝离开战场，继续指挥战斗。正是这场战斗结束后，他的敌人鲁伯特亲王也不得不心服口服，充满敬意地称呼他的部队为冲不跨、砸不烂的“铁骑军”。
内战初期的议会军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不断失败，所有人笼罩在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之中，革命形势岌岌可危。克伦威尔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议会军士兵质量低劣，军队中许多人是兵痞和酒鬼，这些人无组织无纪律。因此，他提出从信仰清教的自耕农、手工业者挑选士兵，因为这些人有政治信仰，并且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具有反封建的坚定决心，把他们的事业看成是上帝的旨意、神圣的使命。
1642年8月，和国王的内战刚一开始，克伦威尔就自掏腰包，亲自出马，招募了一批清教徒农民，组成一支60人的骑兵队。克伦威尔先生自任队长，开始了军事冒险的生涯。革命的狂潮把他推向浪尖，踏上了伟大的历史舞台。
从1943年起，根据议会军的特点，克伦威尔开始着手建立一支更有战斗力的军队。为此，他不断向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建立一支有信仰、有追求、品质高尚、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他反对只有贵族出身的人才能当军官的封建门第观念，主张不分出身而是从有作战经验的人中选拨军官。当时，有人对克伦威尔的用人原则提出指责，他回答说：
“我宁愿要一个穿着粗布上衣的下级军官，只要他懂得为正义而战并热爱他了解的东西，而不要一个你们称之为‘绅士’，而其他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人。”
这样，一些出身低下的优秀指挥官脱颖而出，如普莱德上校曾是马车夫，休逊上校干过鞋匠，福克斯上校过去是锅炉工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自由租地农或者他们的子弟，具有为理想战斗的信念与牺牲精神，军官和士兵为了共同的神圣目标团结在一起，这是过去的议会军以及王党军队所没有的。
最终，经过克伦威尔的身体力行，“新模范军”一步步建立起来。这支新的军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装备良好。克伦威尔要求士兵们每天都要照料、梳理好他们的马匹，必要时还必须和自己的战马睡在一起，武器也要随时擦得光亮整洁，保持战斗状态。
一支有着坚定信仰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他们不是了为金钱利益，而是把公共的幸福当作奋斗目标。士兵们在战场上能够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不去抢夺战利品，因而使克伦威尔在发动大规模进攻后能够及时地将部队重新集结起来，再次发动进攻，而这一点是其他指挥官难以做到的。
1648年2月，南威尔士的王党分子举行暴动，又挑起了第二次内战。王党分子联合苏格兰的军队共同行动，占领了许多城市，形势再度严峻起来。为了反击王党分子的反扑，克伦威尔率军进抵南威尔士，将暴动镇压下去之后，又马不停蹄地挥师北上，去对付入侵的苏格兰人。长途跋涉使克伦威尔手下的步兵疲惫不堪，步履艰难，衣衫褴褛，有的连鞋子也没有穿，还数月没有领到军饷，王党分子断言“要是这个魔鬼（指克伦威尔）再逼迫士兵前进一步，这些圣洁的人就会起来造反。”
但是，克伦威尔的士兵们并未停止前进，他们克服常人能以想像的困难，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在连续行军之后，克伦威尔的部队又不顾鞍马劳顿，紧接着就投入了战斗，在普列斯顿向苏格兰军队发动了猛攻。在战斗中，从克伦威尔的士兵们身上完全看不到连日辛劳的痕迹，用克伦威尔的话说，他们的“勇猛和决心令人难以置信……总是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
在战场上的奋力拼杀之后，接下来又是连续两天两夜的追击战。当时天上下着雨，士兵们拖着疲倦的身体，深一脚浅一脚艰难而又顽强地行进，穷追不舍。苏格兰人被追赶得走投无路，被迫停下来与克伦威尔决以死战。双方拼杀了几个小时。这场战斗是对处于极度疲劳状态下的克伦威尔的士兵们的意志的考验。最终，还是克伦威尔的部队占了上风，取得了这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王党方面的主力，拯救了革命。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克伦威尔的士兵由南向北，又由北向南，翻山越岭，经历了长时间的艰苦的跋，体力消耗到了极点，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能表现得如此出色，不能不令人赞叹。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连克伦威尔自己写给朋友的信中也说：“真是幸运，在供应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们能使我们的士兵团结一致；步兵们的绝大部分是靠面包和水来维持生活。”
黄金收买的革命最不可靠
李自成和他的农民军则具有深深的小农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象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具备先进的指导思想，从坚定的革命信仰中汲取奋勇前进的动力。
克伦威尔的母亲于94岁那年去世。虽然这位老母亲并不希望儿子出将入相，还成天为他的安全提心吊胆，但对他的生活目标却表示出充分的理解。临终前她还握住儿子的手，含笑为他祝福：
“上帝作用他的光辉照耀着你，在处于逆境时抚慰你，使你能为了最崇高的上帝的光荣进行伟大的事业，拯救他的人民。我亲爱的儿子，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晚安。”
克伦威尔虽然是一个狂热而坚定的宗教信徒，但他的信仰却是建立在深邃理性基础之上。在当时英国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人们如何去判断什么才是上帝真正的“旨意”呢？某些清教徒声称上帝的旨意能直接展示在他们的面前，并往往将他们个人的看法假说成是“天意”。克伦威尔从不搞这一套。他在一次意在获得上帝旨意的祈祷会上说：“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得到了可以代表上帝讲话的东西。”他相信有些人可能是“按上帝的精神讲话的”，但是当“神的意志和神的发现”被用作为政治活动的依据时，为了防止自我欺骗出现，人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说：“我们，几乎我们所有的人很容易把某些东西称为信仰，而这可能仅仅是世俗的幻想而已。”
至于克伦威尔自己，他更多地相信“天命”，而不是“神示”。既然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上帝的旨意决定的，那么政治家们的任务就是去发现隐藏在事物内部的真正意图。因此每当遇到复杂的政治危机时，他总是宁愿多花点时间冷静地观察再作处理。这种迟缓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慎重的思考和判断。一旦他下了决心，他就立即如同策马扬鞭驰向战场一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而反观李自成的信仰，却显得那么虚无飘渺。
牛金星依附李自成之后，举荐了一个叫宋献策的卜卦人。宋献策身高不满三尺，精通河洛之术，见了李自成之后，就陈上谶记，上面有“十八子主神器”六个字，意思是将来的天下必定姓“李”。李自成大喜，封他为军师。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李自成在函谷关被官军围住，损失惨重，就连妻子女儿也都是散失，身边只剩下刘宗敏、李过、高一功等18人。
李自成的手下刘宗敏骁勇善战，本来是蓝田县的锻工，后来一直跟随李自成。他看到贼匪的势力越来越小，也想归降官兵。李自成察觉出来后，就私下里对他说：“有人说我能当天子，不料竟然一败至此。现有神明在上，我们就来卜上一卦。如若不吉利，你就砍了我的脑袋，去投奔官兵。”刘宗敏听了这话，就与李自成一同卜卦，谁知三卜三吉。刘宗敏于是痛下决心，回营杀掉两个妻子，表示跟随李自成到底，至死不变。其他人也被他煽动，一多半人杀死了妻妾。李自成把所有的军资全部烧毁，轻装上阵，成功突围。
主导李自成和起义军的，正是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信仰。
封建时代，正统的儒家思想是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难以成为农民斗争的思想武器。而替天行道、天父下凡以及刀枪不入之类臆想中的传说，才为农民起义提供了精神力量的源泉。李自成唯一可以利用的仍然是民间信仰进行政治号召，他们的斗争因深信天命而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李自成深信“十八子，主神器”的卦辞，以建立李氏王朝为奋斗目标，他提出“三年免征”、“五年不征”、“均田免粮”的口号，看似触及到封建经济制度的根基，实则没有脱离封建王朝初建时的休养生息策略。他们的斗争方式也不外乎官逼民反、天逼人反的老套路，目的也只是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有田可耕，少交赋税。
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共同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应该是团结革命者的最强有力的精神纽带。
而在中国历史上，“大碗吃酒肉，论称分金银”，是历次农民起义的鲜明旗帜和有力号召。李自成和所有农民领袖一样，没有能力提出更明确清晰的政治纲领，就没有办法进行坚定有力的政治号召。他团结招纳部属的手段多是利益收买，和当年的梁山好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事业往往是最不可靠的，“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中说·礼乐》）
小生产者的极端自私性，是难以满足的。那么，李自成是如何继续巩固团结农民军将士的呢？大顺政权在西安创建起始，李自成就封刘宗敏等十一人为侯爵，刘体纯等七十二人为伯爵，三十九人为子爵，五十人为男爵。高官厚禄给他们带来了荣华富贵，也暂时成为凝聚大顺军人心士气的利益纽带。“贵贱均田”是李自成提出的起义口号，但起义军内部却贫富悬殊，甚至连马匹的分配也有严格等级区分。《平寇志》载：李自成起义军“以马为家，大头领有六七十骑，或百骑，小头领亦有二三十骑”连马都当作私有财产的，而且占有不平均，可见农民军敛财求富到了了何种程度。
在进攻北京之前，为激励官兵，他就象一个大掌柜一样和将士们提前“约分京师财物”：皇宫的内藏归他自己，皇亲国戚的财物归刘宗敏等等人，明朝文臣的财物归牛金星、宋献策，小家富户的财物归各路小兵小将。可是，李自成进京后，并未兑现封赏承诺，当见军心动摇时，才“先行大赏：将领人百两，兵卒人十两”。结果，让一心暴富的大顺军将士“皆大失望”。面对这种赏不慰贪的局面，李自成只好放纵其下，大肆淫掠，无一家得免。大顺军更借拷掠前明京官而大搞株连，甚至连僧房饭肆也搜括俱尽。
一时间，那些起义军战士们身上各怀财宝，斗志全无。他们认为起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掳括腰缠，多者千余金，最少者亦不下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临敌必至怯亡，平日渐将溃散”。而起义军内部则出现“上下争利、文武争权”的乱象。从上到下追名逐利，纸醉金迷，李自成软弱无力，难以驾驭。由于义军内部无法整肃，以致那些降将降兵闻风而动，出卖了旧主还想出卖新主，随时都准备着“弃暗投明”，百万义军几乎成为“乌合之众”。
历史也为此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大约过700余年前，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黄巢起义爆发了，正因为李自成的党项人祖先追杀黄巢有功，被唐僖宗赐名李继迁。想不到700年后，他的后代李自成以比黄巢还悲惨的结局退出了历史舞台。
李自成的悲剧又是不可避免的。李自成有帝王之志，但无帝王之才。何况那个时代没有给李自成提供让中国社会脱胎换骨的条件，也不注定不会产生一个让中国改天换地的李自成。不管李自成是否会坐稳江山，保住皇帝的宝座，最后都必将以悲剧的形式收尾。李自成即使坐稳了皇帝的位子，并且代代相传，但终有一天，这个政权还是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推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李自成的悲剧，实质上也是所有农民起义共同的悲剧。
两千多年治乱循环，不过就由这些悲喜剧连接而成。于是，以李自成和克伦威尔领导的两场群众运动为标志，17至18世纪末的东西方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向：东方继续沿着它原来的轨迹进行封建王朝的循环，而西方则发生了一个质变，开始了更高层次上的历史发展。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发展大势在那时已经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