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说几句两边都不喜欢的话吧。
陈宝成事件我关注的不多，宝成我大概是没见过本人（抱歉，酒局饭局太多，不可能一一记住），陈家被集体拘留后才真正看了看整个事件的过程，大致我描述如下，如有错漏应是我本人资料收集的问题，与提供资料的人无干。
平度政府打算招商引资，拆迁包括陈宝成家的村子，该项目并未获批之前就已经开始动迁，并且使用了非法的手段进行强拆。陈宝成以及全家对这种拆迁有意见，坚持了七年之久的抗争，当地政府用各种手法均不能使其屈服，最终规划（应该还是处在没有审批的非法过程中）让路、不拆陈宝成家的房子。但之前已经强拆的人家以陈宝成家为中心，历经分化瓦解还有几户保护已经成为废墟的家园。当所谓清理垃圾的挖掘机过来后，陈宝成与其他人扣押了挖掘机司机，并多次报案不成功之后，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抓。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肯定我的描述有简化的地方，应该整体脉络不会有大差错。标题上说明“左无良知”是有特指，并非指真正的左派阵营所有人，而是某些特定的人抓住某些细节大做文章，什么砍刀汽油、六套房子之类的，完全回避了最根本的问题：不谈其他强拆，就这次强拆而言，该项目并未合法立项。
任何为政府或者开发商辩护的人都不该躲避这个大前提，离开这个大前提讨论砍刀是不是凶器、汽油到底有没有，只能是没有良知的混蛋，或者欠缺智商的混蛋，概无其他。当公民保护自己的私产、抗拒非法行为时，有权在不法侵害发生时动用任何手段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就像有人胆敢上门抢劫，“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把他做成人肉叉烧包”——此处可以唱出来。
对于政府的某些应声虫不值得多说，无良知就可以形容了。顺便说一句，令人齿冷的是，这帮人居然还占着左派的名号不放。而真正的左派应该天然站在民众的一边，这帮人倒好，一出事四蹄蹬开、翻蹄亮掌地就跑到政府大院的厕所里去了，蹲成一排等着舔。这哪里是左派嘛，一般我们管这个叫“舔派”。但由于该兽类舌头往往有倒刺，舔破了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是题外话。
但所谓右派们的吃相也并不好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右派的领军人物与媒体有一种先天的倾向，就是把对抗政府者塑造成完美的个体。唐慧那事儿咱就不说了，陈宝成这事儿否认拘禁完全没有道理，暴力对抗的架势在网上秀了那么多日子了，不承认这个有意思吗？
我们习惯于塑造完美形象，对于抗争事件往往遵循着这样一条路径：抗争、曝光、只谈一面、升华意义、塑造烈士或者义士形象，但我们都不是孩子，谁都知道在一个看上去简单而是非分明的事件当中，往往没有那么单纯。我曾经从事新闻行业多年，说起现在所谓深度报道这种活儿，我干这个的时候，目前很多从事此种报道的人士大概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多年经验告诉我，所有复杂问题都有个简单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往往是错的。
如果右派们还是遵循这个路径，在这个信息传播更为便捷、多信源交织的时代，会失去越来越多的受众。说起这个不妨说两句李天一案件，居然有人会把夜店驻场的女孩也照着贞洁烈女的路子上说，你说你那脑袋是不是只为了戴帽子？你就明说她夜店驻场也不会改变强奸、轮奸的性质吧？
骂完所谓的左右派之后，我想说点儿正经的。
“中国式拆迁”具备着“中国式困境”的一切特征，不单单是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饥渴与民间利益的对抗，如果我们仔细寻觅，还能发现各种依附于其上的意义，比如说城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农民今后的生计安排、得到的钱不能有更好的投资渠道等，几乎就是中国式困境的缩影。
但这里最为根本的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产权问题无法明晰、一个是公共决策与公共利益如何与个人利益产生平衡，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问题是有交集的。
在中国，没有一寸土地是属于个人的，上面的建筑有可能在70年或者50年内属于某个人，但下面的土地不是你的，它可能属于国家，也可能属于集体——另外一种国家权力的构成形式。这就给政府在强拆方面设置了先天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由于产权不明晰、界定不清楚，使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无法达成一个平衡。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我们都能理解个人权利是保障我们不被任何人、任何机构抢夺的基础，但当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议价机制？
从道理上说，我们让渡一部分权利组成政府管理这个社会，政府本身就具备了征用个人财产的权利，这个权利的边界与约束才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但这个约束必然是需要有人或者组织来与政府进行讨论的，在我们这里则没有这样的机制与机构，甚至连民间组织都没有。
比如说陈宝成所在的村落要是一个合格的自治体，他们除了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给大政府之外，完全可以用同样的形式，形成一个小区内部的集体议价机构，为每户人争取应该得到的利益，价格砍完、签字画押，大家皆大欢喜。
当然，这种机制一开始不会很顺利，但没有一个人可以看书学会游泳，只有去实验这种利益相关人之间建立授权一致的机制，学习自治与议价。私有产权不能被集体投票剥夺、不能被政府抢夺，但它是可以在利益相关人之间授权的。
说白了，要想中国式强拆尽量少地发生，根本解决之道是必须改变产权的现状，然后鼓励公民自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