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对于张先生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一直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那就是张先生认为：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生产工具、技术与文明产生以前的生产工具、技术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13]，所以，在中国文明产生的过程中，“在考古学上所表现出来的财富的集中并不是借生产技术和贸易的革新之类，而几乎完全是靠生产劳动力的增加而造成的，即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14]。或者说，“财富的集中是借政治的程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措技术或商业的程序（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造成的”[15]。如果张先生仅仅是说青铜器在三代的农业生产中都不是直接的生产工具，所以三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在本质上没有改变，那么这是一个谁都不能否定的事实。但我认为绝不能从考古学上直接的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发生变化出发，得出三代的生产“技术”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的结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龙山时代的农业生产会和中晚商时代的农业生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样的事实，尽管我确切地知道这两个时代的生产工具都是以加工水平基本相同的石器为主。
这实际上涉及到对“农业生产技术”一词的理解。既然这里谈的是“农业生产技术”，我们不妨就从农业生产的结构人手。当然，张先生似乎并没有否认管理水平的提高，因为他特别谈到“财富的绝对积累和相对集中”，虽然他把中国文明中发生的财富和绝对积累与相对集中完全归结为政治的因素，归结为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归结为政治国家的作用，一句话，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可以相信，张先生会同意中国古代的生产管理技术有或多或少的进步，因为国家政治组织本质上就是一种人对人的管理。所以生产管理水平形式上似乎也可以归结为张先生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政治的程序”。
让我们只从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自然因素，亦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自然因素，其一是品种。农业生产的品种是在长期采集农业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品种的改良一直到现代农业生产出现之前都基本上没有可能。三代的品种肯定不会有明显的改变。其二是土壤。可以相信，三代的劳动者也不可能有什么改良土壤的举措。因为甚至处理与土壤直接相关的农业生产问题的生产工具在本质上都没有改变，三代的主要生产工具都是石器，石器时代的本质主要就是解决与土壤有关的农业生产问题；其三是大自然的阳光、温度和降水，亦即气候。虽然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三代的气候大致上没有变化，即使有一点变化，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我无能如何也不能相信，三代的劳动者对于大自然的气候季节变化的认识和知识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变化。我相信张先生一定也会同意我的这个推测。之所以仅仅说这是一个推测，是因为考古学过去没有着意从这方面为我们提供这种知识进化的直接而连续的证据，或者说，我们过去对考古学的许多材料没有从这方面去进行分析和考察。这种对于气候季节变化的认识最具体地表现为历法，如果三代对于历法的认识和知识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就不能说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谁也不能否定历法对于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一群掌握了自然季节变化规律的农民的生产与一群对自然的天道变化茫然无知，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播种的农民的生产本质上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同样的生产，他们生产收获的稳定性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他们使用的生产工具都只是磨制工艺相当的石头。他们之间生产的这种巨大差别就像一个古董鉴赏家和一个古董门外汉对于一件青铜器所能产生的认识的巨大差别一样，虽然那个门外汉也像古董家一样装模作样地拿着完全同样的放大镜一类的鉴赏工具。
实际上，传世文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直接的证据。《尧典》是不是真正唐虞时代的文献当然是很可疑的，但它其中包含了若干可信的古代史料则是大家所公认的，其中最有趣的是据说它记载了上古时代确曾发生的若干天象，但天文史方面的知识我是纯粹的外行，所以只好存而不论。不过，《尧典》之最令人信服的的确是它传自上古，我个人认为是由于它一开篇就表现出来的对于天文历法的关怀，这一点恐怕是后世战国时代的作伪者无论如何也“作”不出来的。因为到战国时代，由于历法已经基本稳定，人们对于历法的兴趣和关怀也就随之大大下降，历法早已不是帝王和上层统治者的首要关怀了，而只是少数技术专家的例行职事。但上古时代的情形肯定不是这样，在成型的历法出现之前，人们对天道四时的季候变化感到茫然无序，这时要进行农业生产，最首要的就是确定农事周期的开始，或者直接地说，对于播种季节的确定。播种对农业收获的重要性对于上古先民的生产来说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因为中国文化生长和发源的地区处于北温带。季候变化特别明显，因此对于历法的要求也尤其渴望和迫切。[16]
正因为如此，《尧典》开宗明义就大谈历法：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毡。
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夷；鸟兽氄毛。”
这里首先提到的最重要职官是主管历法的“羲和”，并明确地说是为了“敬授民时”，羲和一职由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掌，他们观象的方法是天文和地理物候相结合，与上古民智的水平不离。当然这种春夏秋冬的说法应该是后起的，因为甲骨文中还只有春、秋二字，不见夏、冬。不过它对于历法表现出来的首要关怀无疑是上古时代精神的反映。《尧典》的这一段记载是现在人们最相信和研究最多的一段，这绝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生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而早期的工具，尤其是石器，尽管在形式上具有属于自然的性质，但它实际上主要是人的四肢的延长。因此，工具，尤其是早期的工具，只能当作人的无机身体，尤其是人的四肢来理解。实际上，先民的生产在石器农具组合稳定之后，最迫切的问题就在于对自然力的无知、困惑和畏惧。农业在现代以前一直是一种完全在自然中进行的产业。大自然的因素，尤其是大自然的土壤、阳光、降水等一直是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收获的主要因素。品种是在长期的采集过程中确定下来的，品种一旦确定下来之后，与生产关联最密切的大自然的因素就不外乎土壤、温度和降水。土壤是相对来说静止不变的因素，与土壤最密切相关的是直接的农业生产工具。在中原地带。黄土的性质使得磨制石器和木制工具就能完成翻土和整地的任务，与土壤问题密切相关的农业工具发展成为北方的磨制、穿孔的石器实际上也经过了漫长的历程。由于土壤的稳定性，也由于土壤对于生产的直接性，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先民似乎就以石器和木器等组合优先地阶段性地解决了与之有关的生产问题。
实际上，与土壤有关的直接生产工具是一切先民生产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当龙山时代北方的先民采用石器和木耒等农具组合的时候，同时代的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南方先民也发展了石犁、破土器和耘田器。哺北农具的不同组合显然是根据土壤的不同性质和需要各自发展起来的，土壤由于自身的性质最早地被先民们以不同的农具组合实现了对它的稳定性阶段性的把握。这种阶段性把握的成果从文明社会开始以前一直延续到文明社会以后很久的铁器时代。
人类在文明的门槛之外阶段性地通过不同性质的石器组合达到对不同性质的土壤的适应之后，大自然的阳光和降水这两个可变因素就决定性地呈现在先民的生产过程中，并且其重要性和制约性也日益地呈现出来，成为先民必须认识和把握的主要因素。具体说来，阳光主要地表现为季节和温度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播种季节，降水直接表现为雨水，认识和把握大自然的季节、温度和降雨的变化及其规律就是青铜时代的本质。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由于人在自然面前主要地还表现为受动，或者说人的能动主要地表现为对自然的战战兢兢的猜测、真诚的祈求和敬畏。人还没有脱离大自然的引带和襁褓，人还只能俯伏在大自然的脚下顶礼膜拜，主要表现为礼器的青铜器就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严重不平等关系的条件下，人“屈辱”地呈现给大自然的奢侈的礼品。但无论是对自然的直接地猜测、祈求和敬畏——它通常表现为最初的图腾崇拜以及稍后的巫术与占卜，还是委婉地通过祖先来了解上帝的意志——它最终表现为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它们的共同本质首先都是对大自然的季节、温度和降雨的认识和把握，先民之所以崇拜神只是因为他们想认识神，而他们的神本质上无非是与生产有关的自然界，正是在这种猜测、祈求和崇拜的过程中。在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形式下，人们逐渐达到了对自然的农业规律性把握，主要表现为礼器的青铜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先民的历法关怀还可以从图腾崇拜中找到最直接的证据。先民的图腾崇拜起源于何时，只从文献来说是不可能确定的，但我们也许可以从考古材料中得到一些确实的消息。在距今大约六千年左右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诸文化遗址中，包括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零口、垣头等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刻划符号。[18]另外，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以及南方的良渚文化遗址等也发现了大量的刻划符号。这些陶刻符号一直被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当作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和先驱，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具体地考察它们的意义。
根据笔者对这些不同地区出土的刻符的对比和粗浅理解，我把它们按地区大致分为两大类，具体见附图。一类是中西部地区刻符，包括上述前期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区和后来的二里头文化陶刻，以及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明显的湖北大溪文化陶刻。另一类是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刻符，包括山东大汶口和南方良渚文化的陶刻和玉刻。第一大类刻符的一个明显共同点是，它们都以弯曲度不是很大的直线条为主，刻符大多呈枝丫状或线状，这类刻符的最后形式表现为二里头文化的陶刻符号。
二里头文化至少有一部分属于夏文化的遗存，这一点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而且夏文化是龙图腾的文化。龙崇拜的原初意义前文已经说明，但它后面形成了一部简单的历法，龙崇拜之作为一种原始的历法最直接地表现在《周易》古经的“乾”、“坤”两卦中，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有关历法的讨论中将要详细的论述。
因此，我认为上面的第一组刻符的主题就是原始龙崇拜的表现，那些众多的呈线状和枝丫状的符号可能都是对闪电的象形，它们首先定型为二里头文化的各种象形符号，并且在后世发展成为日益丰满的各种爬虫形的动物形象。
另外一组东部和东南部的刻划符号，则有一个更加明显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在这些不同地方出土的符号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关于这一组刻符，前辈的许多大师级学者，包括唐兰、于省吾和李学勤先生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释，[19]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但这些前辈学者的一个共同点，是把“火”作为这组刻符的主题，并且据此认为这些刻符是上古时代这些地方实行过“火历”或“大火历”的证据。虽然对这些前辈大师们渊博的学识一直都无限敬仰，但这一次我却要大胆地表示异议。我认为所有上述这些刻符中的中心图案都是“鸟”而不是“火”，这些刻符是这些地方的上古先民实行鸟图腾崇拜的遗物。所谓的“火历”或“大火历”其实应该是“鸟历”或“大鸟历”，“火”是“鸟”的形转。而图中的鸟其实就是燕子，这在良渚文化的玉器刻符中得到了最直接的表现。鸟崇拜反映的是东南地区的上古先民根据家燕的定期来到作为一年农业生产周期开始的早期历法。
所以，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图腾崇拜直接有关，其中最明显的是甲骨文中的“商”，这个字直接来源于东部地区的鸟图腾刻符，商之读音可能与鸟落土丘之上的“上”有关，正如夏之音读可能与禹（雨）即闪电之“敷下土方”之“下”有关一样，不过，这只是猜测。外，甲骨文中的“帝”字像鸟飞于禾上，也与殷人的图腾崇拜有关。表明殷人的帝起源于商部落的图腾崇拜而且主要是一个农业神。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有了详细说明，也不太多重复。
这些刻符最初都是刻在陶器或玉器上的，这些陶器和玉器也就是最初的礼器。这些礼器产生的时代，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总的来说都是在石器农具组合出现以后，而石器的本质无非是阶段性地解决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土壤问题。也就是说，问题解决之后，无论是从农业生产发展本身的逻辑上，还是从考古学或历史文献的材料上来看，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都是历法问题。因此，礼器的起源标志着农业生产的历法时代的开始。正是在礼器的发展中，青铜器取代了陶器而成为最主要的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