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票在中国发行
彩票亦称奖券，是以抽签给奖方式进行筹款或敛财所发的凭证。15世纪在欧洲已经流行。作为一种舶来品，彩票在19世纪末已在中国开始出现。当时中国彩票市场长期为菲律宾彩票所独占，菲律宾时称吕宋，故菲律宾彩票又称吕宋票。它由西班牙殖民当局所发行，行销世界各地，而以中国为主要市场。1898年美西战争后，西班牙战败求和，割让菲律宾权益与美国，吕宋票也停止发行，中国彩票市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缺。暹罗大票、澳门彩票、华来赐票、先令彩票以及檀香山普闰堂彩票等先后在上海、广州、天津、烟台、温州各通商口岸销售。
中国人自办的彩票公司始于1899年4月23日，为上海广济公司发行的江南义赈票在张园开彩。这是中国第一家经清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正式彩票公司，标志着中国从销售外洋彩票到自办彩票的转折。本来，发行彩票是一种公开的带有赌博色彩的社会集资行为，清政府历来禁止赌博，但到19世纪末，中国社会政治日趋黑暗，吏治更加腐败，社会风气也渐趋没落，赌博之风便难以避免。尤其是发行彩票多以“义赈”、“善举”为名目，尤能博得社会的赞许。如广济公司的江南义赈票就是打着1898年江苏淮、徐、海三地发生灾荒，助赈官款不济的旗号，由广东商人庞乃鎏以报效巨款义赈灾区为名呈请设立广济公司发行的，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专利6年。广济公司的江南义赈票为20世纪中国大规模发行彩票开启了恶劣的先例。
至20世纪初由于华商广济公司的设立及彩票的热销，引起外国商人的忌羡，于是纷纷来华设立彩票公司。从1900年3月至1901年3月，外国商人经各国驻沪领事和租界当局的批准，在上海租界内设立了10家彩票公司。洋商凭借其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商业信誉，迅速开拓中国彩票市场，造成彩票在中国的泛滥。这些公司包括：
（1）广益公司。1900年3月4日经英美工部局批准开张，备有资本15万两，存放于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及上海钱庄。第一会于5月13日开彩，额设10000张，每张售价5元，头彩得奖10000元，二彩4000元，三彩2000元。因发行后销路甚旺，从第二会起增额至15000张。
（2）和济公司。为德国商人爱勒创办，系洋商在中国创立的第一家彩票公司，但开彩时间稍晚于广益公司。1899年禀请成立，1900年4月29日开始售票，5月16日开第一彩，额设10000张，每张售价5元，中彩率9．9％，头彩10000元。从1901年第11会起增额至12000张，中彩率提高到11．6％；头彩增至12000元。
（3）华洋合众彩票公司。由驻沪领事及公共租界工部局颁给执照开业，1900年4月初开始售票，第一会额设10000张，每张售价5元，中彩率12％，头彩10000元，二彩3000元，三彩1000元。5月16日首次开彩。
（4）瑞成公司。英美工部局批准开办，1900年4月29日开始售票，5月27日第一会开彩，其彩票称六围票，开彩方式与其他彩票不同：“用机器圆球两球，一球载一百二十姓字，一球载白弹一百零四个，红弹十六个；两球互相摇匀，此球所开出姓字与彼球所开出红弹相对，即为众字；若彼球所开出白弹相对，即不入众字，总以开完两球所载弹子为度。”其第一会中彩者的16个姓字为：范、彭、温、桂、雷、卫、史、张、李、董、鲍、虞、周、利、赖、易。可谓彩票中之别开生面者。
除上述几家公司外，还有太德山公司、普益公司、同利公司、大成公司、通利公司、广利公司等等。
洋商在华创办彩票公司，也仿广济公司所为，打出“善举”旗号，如广利公司创办广告称：“自北方拳匪肇事，商务顿衰。本公司抱广土众民之愿，有利人济物之心，爰议行销彩票，以冀市面流通。”同利公司称：“近来商务日坏，民生艰苦，本公司创议行销同利彩票，以资流转。”西方各国乘中国局势混乱之机，纵容洋商在租界滥发彩票，暴露了他们不顾廉耻掠夺中国人民财产的侵略本性，这也是西方殖民当局继鸦片贸易、苦力贸易后的又一丑恶行径。当时上海的《中外日报》即怒斥殖民当局：“将使市廛栉比之地，一变而为赌博竞争之场，将使人人冀非分之获而荒其本。”
至1901年3月，鉴于上海租界内洋商彩票公司麇集、影响恶劣，西方驻沪各国领事为顾全脸面，请租界当局禁止彩票。4月，租界工部局做出取缔洋商彩票公司的决定。禁令下达后，洋商各彩票公司从4月起停止发售，已售之票限期一个月内兑彩。5月，洋商在沪各彩票公司已全部解散。
上海租界当局取消了外商彩票后，给中国清理乃至取消彩票市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但庚子事变后，清政府无暇顾及地方事务，各地奸商纷纷以此为契机，以地方官府为靠山，用各种名义组织彩票公司，抢占上海彩票市场，迅速填补了洋商退出后留下的空缺，掀起了一场历时10年的滥发彩票狂潮。
1901年4月，外国彩票公司刚刚停办，商人黄秉璋以“按票加抽一成，预交厘洋五万元，以助顺直赈需”的巨额报效，说动顺直善后筹赈局，在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后，在上海筹设普济公司，发行顺直义赈彩票。顺直地区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重灾区，普济公司为顺直善后筹款而远赴上海设立彩票公司，说明上海是当时唯一一个能够辐射全国的彩票发行市场。顺直义赈彩票第一会额设10000张，每张售价3元，头彩8000元，4月28日售票，6月1日开彩。
普济在沪设公司的消息一经传出，北方兵灾各省纷纷在沪设立公司。5月，郑雍明等商人在山西巡抚岑春煊的支持下，在沪创立广益公司，准备发行山西义赈彩票，专利6年；同月，安徽巡抚王之春联合晋、陕两省巡抚，批准成立皖省安济公司，发行“协助秦晋义赈彩票”，由具有候选同知衔的绅商萧颂卿亲自创办，集资30000元，每月报效秦晋赈款2400元。
由于租界当局已取缔外国彩票，也不准在租界内再设彩票公司，故上述三家公司均设于上海南市。但上海是广济公司的地盘，广济公司有两江总督的支持，更想独霸江南彩票市场，上述三家公司的设立对其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因而它一面斥责这三家公司设彩乃是借义赈为名牟利，一面请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上海道出面，强迫三家公司退出上海彩票市场。山西广益公司、安徽安济公司因后台不硬，未及在上海售票即被两省巡抚饬令停办。普济公司则依仗李鸿章势力，与广济力战，以保其在上海的合法地位。但不久李鸿章病重，无暇顾及普济，普济不得已退出上海，将公司改设烟台。其第二会彩票增额至15000张，头彩增至10000元，9月3日在烟台开彩。后又增额至20000张。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需赔款45000万两，由各省分摊。于是添设新彩票又成了各省应付赔款的手段之一。鉴于普济、广益、安济在上海的失败，此后彩票公司多设于本省。这其中以湖广的彩票最为典型。
庚子赔款数额确定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便把开办彩票与加派田捐、加抽厘金并列为筹款的三大手段。1901年11月，张之洞派人筹备湖北彩票公司，并在黄冈县先行试办，虽然购者寥寥，但仍于1902年1月强行在全省推广。湖北彩票仿日本富签票名称，称作签捐票，总局设汉口，第一会于4月3日开彩，额设20000张，每张售价6元，中彩率10％，头彩50000元。湖北签捐票开启了中国彩票实行官办的先声。
当时湖北彩票有两种，一为大彩票，设于汉口商务局，一为各州县彩票，在各地方销售。为了能将彩票尽行售出，张之洞还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向下摊派。大彩票多由众人自行购买，州县彩票则强行分摊，每州县派3000张，大县每张售钱2000文，中县1500文，小县1000文，并把推销彩票成果列为各级地方官的政绩考核标准之一。州县领到彩票后均交地方绅士代为推销，不管是否售出，必须交足钱款。因而这种彩票的发行弊病丛生，扰民日重。
在湖北开办彩票的前后，浙江、福建、河南、四川、奉天均在官方支持下开办大型彩票公司，至于小型彩票公司则几乎无省不有，彩票泛滥全国。
彩票所到之处，博彩之心竞起，甚至波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1903年春节北京一些人的拜年名片上也印有彩票公司的开彩广告。彩票的危害已渐为人所共知，社会上请禁彩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02年底，直隶总督袁世凯鉴于彩票承办商未能按规定如数报效，交足款额，亦感到彩票不是国家集资的正常手段，遂向清廷上奏，停办普济公司的顺直义赈彩票。2903年初，他又在直隶地区取缔一切私家彩票。这是中国发行彩票以来官方第一次在一个省区内对彩票采取严厉的禁售措施。
对于袁世凯之举，清廷并未积极倡导，抓住这一时机在全国禁赌，反而消极处之。这是因为清廷此时正在酝酿发行国家彩票，以开饷源。
国家彩票的议设共有两次。一是1901年夏，当时庚子赔款数额已定，清政府无力筹措，陈明达（或赫德）遂向清廷提议，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家彩票，在全国销售。对此赞成者有之，而反对者居多。清廷也难下决心破除历代沿袭的禁赌律例，故喧腾数月之后不了了之。二是1902年底御史徐靖奏请开设国家彩票，1903年初朝廷谕令督办政务处会同户部议复，其目的是解决国库空虚，具体方法是取消各省督抚手中控制的彩票公司，归国家统一办理。对此清廷有意批准，遂令各省复奏。这一方案除了遭到舆论的反对外，更受到督抚们的强力抵制，尤其是湖北、江苏两省，反对尤烈。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全国最大的湖北签捐和江南义赈彩票，所收之款乃地方行政之需，不愿轻易归人国家。对此清廷也无力恃强，这次国家彩票方案亦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