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年鉴之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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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5月(4)

涞水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教冲突发生在1899年2月。那年年底,涞水县高洛村(位于涞水县东,为涞水、定兴两县交界处)乡民举行除夕迎神赛会,高洛村教堂教民依恃教会权势,借机寻衅,撕毁神像,闯入村民阎老福等家中行凶。事后,洋教士反诬告群众毁坏教堂,乘机敲诈勒索,不但要求“索赔万金修教堂”,还要求被害群众“跪门筵酒陪礼”。法国驻京大主教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Favier)出面要挟,地方官吏不敢得罪洋人,不问是非,每日发函牍数次,严催涞水县令速速结案。最后,涞水县令秉承洋教士旨意,强令受害人“赔银二百五十两,设席二十余筵”,并威逼受害人亲赴安家庄教堂“叩头赔礼”。地方官吏如此袒教抑民,激起当地村民的极大义愤,民教矛盾更趋激化。

1900年4月,在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中,高洛村群众请来师傅设坛授拳,并在阎老福等人领导下,建立义和团组织,“意在借习拳以压教,图雪其耻”。盘踞在高洛村教堂里的教士也不断添置枪炮,扩大反动武装,准备屠杀义和团,并连连要挟清政府派兵前来镇压当地义和团。高洛村义和团和乡民怒火万丈,决意与教会决一死战。

从5月初开始,高洛村义和团就积极准备战斗,并飞帖邀请涞水、定兴、新城、涿州、易县等地义和团前来助战。5月11日晚,各地义和团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络绎不绝,纷纷汇集高洛村。

5月12日晨,高洛村已聚集义和团民千余人。午后,义和团开始围攻高洛村教堂。义和团民冲人教堂,向四处投掷火,把,一举把教堂焚毁。随后,义和团又烧毁部分教徒的住宅。涞水县令祝芾闻讯急忙赶来,劝导弹压,被乡民打跑。义和团在涞水初战得胜,揭开了涞水大捷的序幕。

附近州县义和团继续向涞水集结,涞水义和团声势更盛。5月13日,祝芾急忙致电直隶总督裕禄,请求速速派兵镇压。裕禄接电,立即派遣道员张莲芬、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各率马队120余人,前来涞水镇压义和团。5月14日,官军闯入高洛村,逮捕了义和团首领蔡培、杨大柱及义和团民40余人。15、16两日,官军又连续逮捕了义和团民李勤等20余人。面对清军的野蛮镇压,高洛村义和团毫不畏惧,整军经武,准备反击清军。

5月17日春,张莲芬、杨福同会同祝芾率大队清兵驰往高洛村,准备对义和团民进行更大规模的逮捕、屠杀。高洛村义和团全部投入战斗,外村义和团数百前来助战。义和团把队伍分成两路,一路埋伏在邻村史各庄南的路旁沟内,一路埋伏在高洛村西北路旁,准备伏击敌人。不久,两路先后与敌人接火。两路官军均以排枪猛轰,义和团伤亡很大,被迫撤离战场。

这次战斗失利后,为了能够争取有利形势,高洛村义和团主动撤离高洛村,向涞水城北30里,与涿州、房山二县接壤的石亭镇转移。石亭镇义和团首领伊老善早在高洛村义和团英勇抗击官军镇压时,就飞帖邀请附近州县义和团速来汇集,准备与官军大战一场。新城、容城、涿州、易州和房山等地义和团应帖而往,迅速汇集石亭镇。到5月下旬,聚集石亭镇的各地义和团已达万余人,高洛村义和团转移到石亭镇,使此地义和团声势更壮。

5月21月,杨福同率军前来镇压,义和团奋起抗击。但初战不利,被捕二人。经各地义和团首领聚议,决定再次实行伏击战。于是,义和团部署两三千人,在石亭镇附近的两狼沟设下埋伏圈,准备诱敌深入,进行伏击。

第二天,杨福同率清兵马队30人、步兵40人再次到石亭镇挑衅。义和团列队挑战,与官军交锋不久,就且战且退,把清军诱引到两狼沟伏击圈内,事先埋伏好的义和团众突然从四面跃起,持械猛扑,将清军紧紧包围。杨福同见势大惊,急忙下令开枪扫射,纵骑突围。但清兵马队在山沟内无法驰骋,义和团冒死冲锋,冲进清军队伍中,双方展开贴身肉搏战。清军人少势孤,被义和团打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杨福同被刺得“体无完肤”,最后伤重坠马,被一团民纵身上前,持枪刺中咽喉,当场毙命。其随从二人,也被一并击毙。此役,义和团以优势兵力,采取伏击战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一举歼灭清军杨福同部马、步兵70余人,给野蛮镇压义和团的清军以极大威慑。

涞水大捷后,义和团又将进军目标指向涿州城。涿州位于北京城西南140里,距涞水县约35里,是畿南咽喉要地,也是京城通往保定及南方的必经之地。1900年初,涿州就有义和团活动,荣起、慈二庆等人在城内设坛,建立了义和团组织。5月,涿州附近义和团得知高洛村和石亭镇团众起事消息后大受鼓舞,纷纷响应。5月25日,涿州、房山等地义和团数千人在密熹和尚率领下“亮队操演”,积极准备向涿州城大规模进军。27日,各地义和团万余人齐集涿州城下,声称“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一举占据该城,在城门竖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把守城门,缉拿清军,控制了整个城池。

此后,附近义和团民相继涌来,总数达两三万人,成为畿南地区反帝运动的重要力量,并为义和团进入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敦煌发现藏经洞和中国痛失国宝

1900年5月,长期居住莫高窟的道士王元篆,偶然发现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朝代,长达千余年,是我国现存的开凿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它举世无双,有“人类文化珍藏”、“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之称。

唐代是开凿莫高窟的顶峰时期,也是莫高窟最繁荣的时期。到了宋代,由于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西北少数民族逐渐内侵,敦煌地区重新成为战火纷飞的硝烟之地,由繁荣逐渐转向荒凉。

大约在北宋仁宗皇祐年间,即1049年至1054年,西北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向东方推进。北宋兵薄势弱,无力阻挡西夏铁骑的冲击,战火很快燃烧到敦煌地区。莫高窟的和尚赶紧把历代宝藏、经卷、织绣、杂书和画在绢上的佛像等,都放进一座洞窟的暗室中,暗室外面筑起一道泥墙,将暗室封闭起来,泥墙上面又画上菩萨像。掩藏好之后,和尚们四散逃亡。随后,西夏国完全占据了敦煌地区,并长期统治。逃亡的和尚们都没能再回到敦煌,这个密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几百年之后,到了清末,即1900年5月25日,这个秘密被发现了。

道士王元篆,湖北人,长期居住莫高窟。他看到敦煌千佛洞无人重视,大多被流沙掩没,就募集人力清理泥沙,挖开洞窟。在清理一个被流沙和坠下来的石块堵塞的洞窟时,发现洞窟甬道边的一堵壁画墙有裂缝,挖开裂缝,又发现这是一个用泥封住的小门。打开小门,原来里面是一间3米见方的暗室。暗室里堆满了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和画着佛像的绢幡、印花织物,还有各种图书(拓本、写本、印本)、儒家经典、地理志、通俗诗歌词曲、契约、信札、账单、铜像等。这就是著名的敦煌“藏经洞”。上面所说的东西,是千百年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关宗教、历史、文学、艺术、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是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据估计,“藏经洞”中有各种物品4万件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物宝藏。

王元篆虽然发现了这个宝藏,但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稀世珍宝。他随便拿出几卷送给敦煌县令汪宗翰。汪宗翰十分重视,又向王元篆要了一些经卷和画像,送给甘肃学台(负责管教育的官员)叶昌炽。叶昌炽是个著名的金石学家,他马上向甘肃藩台(即布政使,负责一省的财赋和人事的官员)建议,把藏经洞中全部文物运到甘肃省城兰州保管。甘肃省当局对此事并不十分重视,没有拨出运费,致使这些珍贵文物仍然留在石室之中。1904年,甘肃省衙门下令,让敦煌县衙门清点这批文物,并责成王元篆就地封存,暂为保管。

经过4年的传扬,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看到清政府并不重视这些稀世珍宝,就纷纷伸出黑手,前来巧取豪夺。

首先向藏经洞伸出黑手的是沙俄帝国主义分子。1905年,沙俄的勃奥鲁切夫听说敦煌发现了古代写本经卷,立即率领一只“地质考察队”,于10月赶到敦煌,以少量的沙俄产品作为交换,从王元篆手里骗去了一大批珍贵文书经卷。1914年,另一个名叫鄂登堡的沙俄帝国主义分子也来到敦煌,同样采取欺诈手段,掠走了大批文物,并肆无忌惮地剥去了一批壁画和彩塑。

1906年5月,一支英国“考古探险队”接受英国政府的命令,在首领斯坦因率领下,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垂涎已久的敦煌。斯坦因以极低的代价,花言巧语地买通了王元篆。随后,斯坦因花了7天7夜的时间,挑选了保存良好、完整无缺的经卷3000多卷,各种残篇6000多卷,装成24个大箱子,此外还有5箱子满装的精美丝绸织绣和画有佛像的绢幡、绘画等,满载而归大英帝国。16个月后,这些珍宝全部运到伦敦,收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为了表彰斯坦因,英国政府特地颁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

1908年7月,法国帝国主义分子伯希也到了敦煌,采取同样的欺诈手段,掠夺了6000多卷典籍和画卷,装满10大车运往巴黎。同时,他还把带不走的塑像和壁画拍了照片,印出了6大本的《敦煌千佛洞壁画集》。

帝国主义的掠夺引起了爱国学者的极大愤慨,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抢救这批祖国的瑰宝。1909年,清政府下令并拨出款项,把藏经洞中最珍贵的古写本文物运到北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运输途中又被一层层盗窃、撕裂,到京后只剩下8697卷,经整理存到了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前身)。

但是,可恶的王元篆并没有把东西完全上交,他卑鄙地侵吞国家财产,秘密保存了若干卷古写本经卷和数以千卷的写本经卷,以及其他珍贵文物。1911年10月,王元篆无耻地出卖国家珍宝,以无知的极低价格,将300多卷写本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唐代塑像,卖给了两个日本人。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王元篆又以无知的价格(仅仅500两银子),把600多卷佛经秘密卖给了斯坦因。

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也慕名来到敦煌。他看到绢画、经卷等已被掠夺净尽,就在精美的壁画上打主意。他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剥走了最精美的壁画26方和几尊唐代彩塑,运到美国后,收藏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博物馆里。

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敦煌文物的数量是惊人的。光是各种经卷就有2万多卷,内容包括佛经、道经、摩尼经、诗赋词曲、小说、地方志、信札、户籍簿、账簿、契约文书、历书、医书等,还有绘画、织绣等工艺美术晶1000多件。这些文物的流失,是中华星族的极大损失,是令人非常痛心的。

自敦煌藏经洞文物典籍流传于世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学者们从各种专门学科的角度,对这些文物典籍进行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世界闻名的一门学科——敦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