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格的短篇小说集有《傻瓜吉姆佩尔及其他故事》（1957）、《市场街的斯宾诺莎》（1961）等七部，共收辑一百几十个故事，它们按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写生活在波兰和美国社会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一类写魍魉世界。前一类的优秀作品有《傻瓜吉姆佩尔》、《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皮包》、《掘墓人》等，作者自称在这些故事里刻画了“独特环境中的独特性格”，小说主人公有的是屠夫、鞋匠、面包师，有的是作家、画家、学者，他们一般都心地单纯，秉性善良，却不见容于世俗社会，受到命运的无情拨弄。在另一类写魍魉世界的故事里，作者对上帝、撤旦、精灵、闹鬼的房子、天堂、地狱等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这一类的代表作有《黑色婚礼》、《镜子》、《血》、《羽毛冠》等。辛格有时还借鬼怪、巫术等渲染气氛，突出形象，使故事更加曲折离奇，例如《巫女》、《泰伯尔和她的魔鬼》等。
辛格用一种快要死亡的语言创作传奇和寓言故事，不仅拯救了一种古老文化，而且借它丰富了今天的文学。他尊重文学传统，推崇托尔斯泰、狄更斯、果戈里、巴尔扎克、爱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霍夫曼等古典作家，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重，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二者的结合。他的艺术特点是故事生动，文笔幽默，文字精炼而口语化，风格朴素简洁，算得上是独具一格的文体家。
聂鲁达（巴勃罗·）
智利当代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原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NeftaliBieardo Reyes），出生在一个铁路职工家庭里。1917年6月，他还不满十三岁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第二年，他的诗作也开始陆续问世。1920年11月，他在特穆哥城的赛诗会上获得头奖，被选为该城学生文学协会的主席。1921年，他赴首都圣地亚哥，在师范学院攻读法文。1924年，他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发表，引起智利文学界的注意。从此，聂鲁达便登上智利诗坛。
大学毕业之后，他先后被派往亚洲、拉美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任领事。从1936年开始在马德里任职期间，他曾与西班牙一些著名诗人交往甚密，例如吉卜赛谣曲的作者加尔西亚·洛尔加、拉法埃尔·阿尔贝蒂和冈萨莱斯·杜农等等。这些人的创作风格对聂鲁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西班牙内战爆发不久，洛尔加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聂鲁达为好友的去世非常悲愤，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深表同情。也由于这个原因，智利政府免去了聂鲁达的职务，令其回国。后来，由于智利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聂鲁达于1939年重返欧洲，在巴黎任驻西班牙流亡政府的领事。在任期间，他与法国政府百般交涉，从达拉第所设的集中营内营救出几千名西班牙流亡者，送到智利。1945年，他在国内被选为参议员。同年获全国文学奖金。七月加入智利共产党。后由于智利政局发生变化，于1949年2月逃亡国外。不久，被选进世界和平理事会，曾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953年，聂鲁达回到智利。
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后，任命他为驻法大使。1972年聂鲁达因病回国，次年9月病死于寓所。
巴勃罗·聂鲁达出生的年代正值拉美诗歌中断期。尼加拉瓜诗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鲁本·达里奥于1916年去世，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正趋于没落。拉美的一些诗人还沉浸在那些被现代派诗人已经用滥了的“侯爵”、“仙女”、“天鹅”和“七弦琴”等陈腐词藻里难以自拔。聂鲁达最初的诗作在结构、情调、词藻等方面也都带有现代主义的色彩。尽管如此，年轻的聂鲁达一直努力摆脱这种影响，寻求新的表现形式，从本国和外国的各种诗歌流派中去吸取养分。
聂鲁达的文学渊源比较复杂，他既继承了西班牙民族诗歌的一些传统，也受到波特莱尔、韩波等法国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他不仅吸收了智利民族诗歌的特色，特别是谣曲之父赫苏斯·勃列多的行吟风格，而且从《草叶集》作者惠特曼身上看到了自己创作的出路。惠特曼的自由诗成为聂鲁达平生追求的表现形式。
1924年，当聂鲁达出版第二本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时，人们发现他正在摆脱着现代主义的种种束缚，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色：诗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形象的新鲜感、比喻的生动性以及丰满的声调。在内容上也反映出新的面貌，再不是什么“天鹅”和不着边际的幻觉，而是圣地亚哥的自然风光、河流、街道和高等学府。
从1925年到西班牙内战的爆发，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在这个时期，聂鲁达又钻进了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死胡同。他追求的是晦涩的语言、令人费解的联想、难以捉摸的句法和神秘的隐喻，用这些技巧来表达悲哀、失望、痛苦与死亡。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研究‘死’的辞典”。
聂鲁达在驻马德里期间，因受洛尔加的影响，他的诗歌开始从神秘主义中逐步摆脱出来。这是他的创作的第三阶段的开始。这个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多产和全盛的年代，也是他在政治上表现较好的几个年头。1937年，出于对西班牙人民的同情，发表了诗歌《西班牙在我心中》，不久，这个作品就被译成欧洲和美洲的各种语言广泛流传。在西班牙反法西斯的前线，许多战士随身携带，借以鼓舞斗志。这个时期，他还发表了诗作《伐木者醒来吧》和诗集《葡萄园和风》，标志着这位智利诗人的思想和艺术高峰。《伐木者醒来吧》写于1948年，作者以奔放豪迈的笔调赞美了受压迫受奴役民族和人民的反抗精神，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奴役压迫黑人的罪行。这是一首无韵的长诗。作者成功地模仿了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常用一些排比的句法，并把讽刺与抒情的段落交插对列，以激起读者感情上的起伏。这首诗后来被收集在1950年出版的《诗歌总集》中。在这个时期，聂鲁达还写了关于中国的诗歌，其中一首《向中国致敬》收在1954年出版的《葡萄园和风》里。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每况愈下。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回忆录《我的生活经历》在他死后于1974年出版。由于很少谈及自己政治思想的实质问题，在拉美也未引起多大的反响。
197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契诃夫
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的创作占有光荣的一席。他是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也是优秀的剧作家。
契诃夫生在塔干罗格。祖父是赎身的农奴。父亲开一家小食品杂货铺。契诃夫弟兄几个从小就得站柜台，学会应付顾客和要买卖上的小骗术，还要无休止地在教堂唱诗、做祷告。而契诃夫所上的中学则是一所制造奴才的工厂，气氛比家里更加窒息。1876年，契诃失的父亲破产，全家迁往莫斯科。契诃夫一人单独留下继续上学，以兼当家庭教师为生。他从小生活在贫困、屈辱、虚伪、庸俗的小市民习气的包围中，这就把他锻炼成为一个最善于揭示日常生活的悲剧的作家。1879年，契诃夫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一八八四年毕业后兼当医生和作家。
从大学一年级至逝世的二十四年间，契诃夫写了大量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十几个剧本。他的作品是十九世纪末及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夕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脱离当时革命斗争的作者本人不懈地追求明确的世界观的痛苦探索过程。
为了糊口，契诃夫早期大量的幽默小说难免粗糙。但从一开始他的许多幽默短篇如《勋章》、《外科手术》（1884）、《马姓》（1885）、《错》（1886）等即以其反映社会风尚的内容及清新活泼的风格而高于流行的逗笑故事。而《胜利者的胜利》、《一个官员的死》、《胖子和瘦子》（1883）、《变色龙》、《假面》（1884）则已由幽默转为讽刺，是对统治者的骄横跋扈和对被统治者的奴颜婢膝痛加针砭的作品。其中《变色龙》中趋炎附势、见风转舵的奴才的典型形象塑造得尤为出色。《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里横蛮愚昧的中士则是扼杀一切有生气的事物的沙皇****军警制度的象征。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契诃夫的社会责任感日益增强，创作的题材和主题也日益广泛、严肃，民主倾向也更为明确。《哀伤》（1885）和《苦恼》（1886）表达了劳动人民的伤痛。《万卡》（1886）和《渴睡》（1888）揭露了资本对幼弱无助的儿童的残酷压榨。在《风波》、《安纽黛》、《恶梦》、《歌女》（1886）中，契诃夫在对“小人物”寄予同情的同时，用对照的手法，对自认品德高尚、有教养的老爷、太太、少爷的粗暴、自私、虚伪和道德堕落，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幸福》（1887）和《草原》（1888）则表现了祖国巨大的潜在力量和人民对幸福的渴求。但如何求得幸福，契诃夫自己也不知道。在1889年写成的《没意思的故事》中，作者通过毕生献身科学的老教授晚年发现不知生活目的何在的悲剧谴责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缺乏明确的世界观。这也反映了作者探索真理而不得的苦恼。
1890年他到流放犯人的库页岛进行了调查。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浪潮的新高涨也带动了他，使他对社会活动感兴趣并对一些政治事件表示自己明确的态度：参加救济饥民（1891）和防止霍乱流行（1892）的工作；在德雷孚斯案件中主持正义（1898）；为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了自己的名誉院士称号（1902）。这些行动说明他的思想渐趋成熟，使他的创作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这首先表现在他与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有害理论划清了界限。《第六病室》（1892）把整个沙皇俄国隐喻为一座暗五天日的大监狱，其野蛮、残忍和混乱惊心动魄。年青的列宁读完小说后感到自己也被关进了“第六病室”。这部作品和同年写的《在流放中》都是对麻木不仁和消极无为的理论的揭露和批判。《匿名的故事》（1893）揭露了民粹派恐怖分子的精神堕落。《带阁楼的房子》（1896）则是讽刺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无补于事。
在《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文学教师》（1894）、《醋栗》、《姚内奇》（1898）中契诃夫确实“善于在那乍一看来一切都好像很好、很舒服，甚至光辉灿烂的地方也能找出庸俗的霉菌”。他还指出，庸俗环境的腐蚀性是通过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与思想空虚而起作用的。
揭露资本主义是契诃夫后期许多重要作品的主题。《女人的王国》（1894）、《三年》（1895）、《出诊》（1898）描写城市的资本主义剥削。《出诊》通过工厂继承人的不幸指出资本主义关系的悲剧性实质，但作者指望一走了事以摆脱这一关系，这说明他尚未看到工人阶级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农民》（1897）和《在峡谷里》（1900）写的是资本主义给农村带来的灾难。前者再现了农民的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后者则描写资本在农村的更加原始和肆无忌惮的掠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罪恶。这些触目惊心的情景有力地驳斥了民粹派把农村生活理想化的谎言。
脍炙人口的《套中人》（1898）的意义在于契诃夫用讽刺手法塑造了一个反动、保守、扼杀一切新思想的“套中人”的典型形象。而周围的人能与这个统治阶级的奴才与帮凶和平共处则更加突出了社会生活的停滞与黑暗。契诃夫以“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啦！”的呼喊表达了他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愿望，又以“套中人”别里科夫喜剧性的死亡暗示反动势力的必将崩溃。
随着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革命气氛的加强，契诃夫的作品中出现了追求光明未来的调子。这在1903年的《新娘》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女主人公所奔向的新生活还只不过是朦胧的憧憬，但她走出庸俗的家庭，想“把生活翻一个身”的愿望却是激动人心的。
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也极为丰富。他早期的通俗喜剧如《蠢货》、《求婚》（1888）、《结婚》（1889）、《纪念日》（1891）等，风格与早期短篇近似。《伊凡诺夫》（1887）以及以后的剧本主要围绕着知识分子主题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探索。《伊凡诺夫》批判了自由主义者和民粹派的软弱无能。《海鸥》（1896）通过女主人公痛苦的生活道路说明，艺术家只有摈弃对个人荣誉的追求，把社会责任感放到首位才有可能在生活中取得胜利。《万尼亚舅舅》（1897）揭露了徒有虚名的伪学者的平庸、自私，同时怀着忧伤和惋惜的心情，谴责那些有才智、辛勤劳动、但却因缺乏明确理想而变得消沉的知识分子。《三姊妹》（1900）对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较前严厉一些。剧中出现了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预感和三姊妹对生活意义的痛苦探索和对幸福未来的追求。在最后一部作品《樱桃园》（1903）里，美丽的樱桃园是光明绚丽的祖国的象征。腐朽的地主贵族阶级无力保护它。新兴的资产阶级暂时占有了它，但其冷酷贪婪的本性必然要毁灭它。契诃夫预感到祖国美好的未来将属于另一些人，但由于阶级的局限，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认识到当时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是新生活的主人，也没有找到当时已开始传播的、指导人们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剧中的新生活也仍旧是模糊的。虽然契诃夫渴望写出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这部剧本并未完全达到这个要求。
契诃夫是伟大的创新者。在体裁、题材、艺术手法上他都独具一格。在俄国文学史上他第一个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体裁攀登到世界文学高峰。他以对生活挖掘的深刻，对典型形象概括的鲜明、集中，对语言运用的简洁、准确，发挥了短篇的最大潜力。他的小说和戏剧都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不靠曲折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而以善于揭示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取胜。在结构上，他的短篇突破了陈旧的公式，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戏剧里也看不到传统的冲突和高潮。他的作品含蓄隽永，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大量的潜流和潜台词促使读者细细琢磨作者没有说透的话，沟通着他们的思想感情，形成契诃夫独有的抒情性。
契诃夫的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对世界上的许多作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兹麦伊
约凡·约凡诺维奇·兹麦伊（1833～1904）是塞尔维亚著名爱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