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安东尼曾于1866年9月12日说过：“我们越早驱逐出这些殖民者，对英国越有利。我们为了和平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这也是我们所有的政治家们的共同利益。就拿德比勋爵（Lord Derby）来说吧。他在爱尔兰和兰开夏（Lancashire）的土地上兴办工厂和工业城镇，这让他有了十二万英镑的收入。他有可能支持军国主义的政策吗？他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用得着关心德国、奥地利或是比利时的事情吗？何况那些事早就过时了。”
战争给奥地利带去了惨重的后果，因为这场战争让奥地利彻底地被驱逐出了德国，这大大损害了拿破仑皇帝的威望。法国上下都感觉到拿破仑已然错失了攻打那些很有威胁的国家的最佳机会。这种看法在法国的各个阶层广为传播，并且在法国的金融界有所体现——法国的金融状况日益恶化。
两大金融集团的关键
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拥有的大量奥地利有价债券不断暴跌，而且科氏家族还在奥地利有其他投资项目，这些项目有些甚至已经超过了科氏家族的实力，就算有拿破仑和政府的袒护，科氏家族也无法再掩藏其恶化的财政状况。他们为了付给股东们红利而不得不透支，这必然会对那些广受股票交易所和大众好评的公司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现在看来这些还只是纯粹的猜测。到了1866年12月，股价已跌至660；到1867年4月，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不得不宣布他们在1866年度损失达800万法郎，而此时他们公司的股价已经跌到了350。有人恳求拿破仑不要再继续支持科氏家族的皮埃尔兄弟，因为政府正在冒险卷入科氏家族的没落，此时已经是人人都能看得出这个家族的衰颓之势了。
两大犹太金融集团皮埃尔和罗斯柴尔德兄弟之间的公开较量此时看来，显然是后者更具优势。就如斯切夫（Scheffer）所说的那样，他们一直就把科氏家族看作是非本土集团，既然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运行，而是要当他们的敌手，那么他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毁灭。而现在他们已然付诸行动了。詹姆斯到了晚年，大家才发现当初他是对的。他所有的警告都一一实现。敌人被打败了，仓皇逃跑。皮埃尔兄弟的公司股价在1867年10月跌到了140法郎，公司最终破产了，谁也不知道这样的结果让拿破仑个人蒙了羞，而皮埃尔兄弟退出商界，过着低调的日子。拿破仑的财政顾问阿希尔·福尔德（Achille Fould）要对此担负很大的责任；他于1867年1月辞职 ，而谁也没想到，他在这年的10月就意外去世。
最后一位“罗氏五虎”的去世
奥地利在和普鲁士的战争中失利，随后她在外交高官任命上做了一些改动，把外交大权交给了撒克逊人博伊斯特（Beust）男爵。此人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往甚久，交情甚笃；他利用这层关系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了解到他的政府急切地需要一笔贷款，而之前他已经试图向其他金融企业家们请求帮助，但是没人愿意帮他。
奥地利当时正试图减少她社会债务的利息来减轻她的财政负担。而这样的提议引起了许多国外债券拥有人的不满，尤其是在法国，法国人在经历了1866年的战争后，已经由于国内债券的贬值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甚至有人提议，奥地利债券不得再在股票交易所内报价发售。于是，博伊斯特决定直接向老詹姆斯求助，请求他从中斡旋。
这位大臣写道：“我已经指示维兹萨姆与您探讨我们的财政状况，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来阻止股票交易所不再报价发售奥地利的债券。我希望您能利用您的影响力给我们一些帮助。倘若巴黎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这样的请求，那么就有可能使我们的政府提出的办法不被苛刻地判断……我非常希望法国能在深思熟虑之后能与我们达成共识，如果您能协助我们达到这样的目的，那您真是帮了大忙了。”
后来患上胆结石的詹姆斯从这封请求信中看出，维也纳也意识到了他在巴黎的地位，由于击败了他的对手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而更加巩固了。他让奥地利大使相信，他将会竭尽全力地保障奥地利的债券仍然可以在交易所内报价出售；另外他还建议奥地利应该通过特别调整在巴黎和伦敦筹集贷款。
这个建议以及对于维护奥地利债券发行的行动是詹姆斯有生之年的最后贡献之一。1868年，他患上了重病。除了要忍受胆结石带来的痛苦外，他还同时患上了肝脏疾病和黄疸。他于1868年11月15日去世，此时距离他67岁大寿只有半年。而他的朋友、作曲家罗西尼恰好在他前一天离世。对于詹姆斯，只要他有能力办得到，他就会继续积极地在他的生意上发挥力量，只有死神能够中断他穷极一生为之奋斗的生意活动。“罗斯柴尔德死了；但他永垂不朽。”这是法国皇室对詹姆斯的闻名世界的悼词，而这样的悼词以前只是用于国王驾崩；由此可知，詹姆斯在他自己的领域中是当之无愧的国王。他无法理解金融运行的民主化。他一生都是一名银行家，在他显赫的家族遇到困难时，他临危受命，他在全欧洲的皇室之间奔走游说，让这些了不起的大人物成为他的客户。
巴黎市民变得越来越爱投机倒把，而股市永远是这场投机风潮的中心。谨慎而内敛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虽然对那些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的人们非常友好，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他在生命里的最后时光曾经亲自到股票交易所一两次。他每次前往交易所总是会引起一阵轰动。那些股票代理商们每到这时总是乱哄哄的，而詹姆斯很快就被蜂拥而至的股民和行政官员们围作一团。人们会仔细观察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会抓住他说的每一个字。谁要能为詹姆斯递去报价单，或只是为他稍稍服务一下，这人准会高兴之极。巴黎《科尔尼斯彻报》（Kolnische）的一位记者在听闻他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写下一篇文章，文中记述，詹姆斯于1812年带着约一百万法郎来到巴黎，而据估计他现在约拥有三十亿法郎的资产。这位记者观察到，英国没有一位银行家的身价可以和詹姆斯抗衡。这个数字当然是记者自己虚构的；因为就连詹姆斯的儿子阿方索自己都无法估量他的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价值；但是这篇文章以及对詹姆斯隆重葬礼的描述报道无疑是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做了个大大的广告。
如果是按照詹姆斯自己的遗愿，那么他的葬礼应该被办得简单朴素，不会有军队为他授予大十字军团荣誉，但是，事实上巴黎半数市民都赶来参加他的葬礼，他这样的荣誉是实至名归的。拿破仑派出他的仪式主祭祀康巴塞雷斯公爵（Cambaceres）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参加葬礼；比利时国王为这次葬礼派出了一支副官营；奥尔良皇室、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以及美国总统发电报吊唁这位伟大的银行家。詹姆斯的陵墓被安排在佩里拉柴瑟（Pere Lachaise）的一处古老的犹太墓地，墓碑上只刻有一个拉丁字母R。报纸大篇幅地报道詹姆斯的生平。
这样，罗斯柴尔德家族五兄弟里的最后一位也离世了，而他在生前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业带领上了高峰。
阿方索继承父业
詹姆斯的长子阿方索继承和接管了他父亲在巴黎的事业。阿方索生于1827年，年纪轻轻就被送到波旁大学念书，在那里他结识了年轻的里昂斯·赛（Leon Say），后者后来成为第三共和国著名的金融部长。19岁时，他又被送到英国学习铁路筹备，后来他任职于法国北方铁路公司。他父亲离世时，他已是公司的董事长了。1855年，受到拿破仑任命，他进入法国国家银行的管理阶层。阿方索此时已完全融入了法国社会。虽然他的父亲法语水平一直让整个巴黎笑话，但是阿方索既能使用法语写作，又能流利地和别人用法语口头交流。他注定要带领家族的巴黎团队经历君主制瓦解后的暴风骤雨的日子。对于这一点，他的父亲早就预料到了，只是他没能活着亲眼看到。
灾难迈着大步逼近了。俾斯麦所有的敌人都聚焦到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德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全国。他将那些有用的人才聚集到身边，并一直都在思考达成目的的步骤。俾斯麦和足智多谋的银行家布莱谢尔德（Gerson von Bleichroder）自1866年起就变得异常亲密。普鲁士打败奥地利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也日渐紧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银行家布莱谢尔德的联合在经历了数年的磨合之后，变得愈加巩固。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一名成员在柏林任职，而在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他们都有人员在那儿的政府机关供职。因此布莱谢尔德被委托在柏林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整个普鲁士。
按照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惯例，布莱谢尔德接收伦敦、巴黎和维也纳三地罗斯柴尔德家族代表的政治消息。这样，布莱谢尔德对拿破仑三世的一举一动都了若指掌。每当阿方索·罗斯柴尔德觐见拿破仑皇帝，俾斯麦就能够通过非正式渠道向皇帝传递秘密信息；同样他也能得到重大机密，就如某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能得知一样。当然，这个过程必须非常谨慎，因为阿方索·罗斯柴尔德是一位纯粹的法国爱国者，必须额外当心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拿破仑政权的固有的反感会超过家族大当家的爱国情感。
布莱谢尔德在普鲁士的财政和商业运行上很有影响力，俾斯麦已经指示他要留意政治局势的发展。不过在这方面，俾斯麦比当年梅特涅在处理与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的关系时显得更加谨慎矜持。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利用布莱谢尔德，还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合作，但是他还是能做出公允的评判，他说：“没有必要让那些犹太人占得上风，或是在财政上过于依赖他们，以致会如某些国家那样最后后悔不已。作为首相，我与犹太人的金融合作始终是他们的责任而不会是我的。”
通过布莱谢尔德的私人渠道，俾斯麦对巴黎的局势一直密切关注着。而自从经历了1866年那不幸的一年后，巴黎人民对君主制越来越不满。拿破仑希望为在和平获得卢森堡统治权后遭受的间接逆转做出一些补偿，以此来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但是他这样的努力并没能成功。这位皇帝发现北德联盟反对自己，卢森堡宣称中立，而普鲁士守备部队的撤退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俾斯麦被迫承认，拿破仑永远不能容忍他自己梦想的那样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可是，他还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统一德国，如此看来，战争在所难免了。
拿破仑因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矛盾冲突感到心烦意乱，犹豫不决。俾斯麦希望有可能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达到他的目的。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激起了法国人民的愤怒情绪，两国的领导人都无法再控制自己的人民，灾难即将降临。
一直都备受政治危机困扰的西班牙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国内不赞同共和体，也拒绝仿效建立类似波旁王朝那样的政治制度。最终统一西班牙和葡萄牙后，就要选葡萄牙的一位皇室成员领导这个统一的国家——有人提名利奥波德王子。他的妻子是葡萄牙国王的女儿。俾斯麦很支持这位候选人，因为他觉得利奥波德当选对普鲁士有利，然而在法国，这项提议让人们异常愤怒。因为他们觉得法国会因此被面临德国和西班牙左右夹击的局面。
到了7月3日，巴黎方面了解到利奥波德王子已经同意成为候选人，法国人这下真是方寸大乱了。大街上有人高呼着“为撒多瓦（Sadowa）报仇！”此时法国不得不承认1866年奥地利战败的同时，法国也是输了。宫廷和皇帝不能使用武力阻止愤怒的人群。
在这重要时刻，拿破仑派人去请罗斯柴尔德家族族长，他希望能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力劝英国出面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安全。外交大臣格拉蒙特公爵（The Duke of Gramont）对英国大使里昂斯（Lyons）说，法国不能也不愿容忍这样的羞辱。1870年7月5日，阿方索·罗斯柴尔德被皇室副官紧急传唤去见陛下。他来到皇帝面前时显得非常兴奋，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在这样特殊的时刻以这样特殊的方式被拿破仑传唤。皇帝告诉面前的这位银行家，此时国家没有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在6月27日去世，而直到7月6日嘉连维利（Granville）才被任命），所以他想让阿方索给首相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带去一个口信。这似乎是一个略显笨拙的借口，因为他大可以利用官方渠道的，但是拿破仑宁愿私下解决，并且是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拿破仑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格拉德斯通明白，法国决不能容忍利奥波德王子作为候选人，同时他还想让格拉德斯通竭力撤销这项提议。
阿方索·罗斯柴尔德立即给伦敦的莱昂内尔发去密电，莱昂内尔之子纳撒尼尔（Nathaniel），即后来的罗斯柴尔德勋爵，为他的父亲破译了该密电，随后，他又迅速把这封密电带到了卡尔顿·豪斯·特里斯（Carton House Terrace）。他在那里找到了即将前往温莎见皇后的格拉德斯通；他钻进他的马车，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往火车站。
读罢这封密电后，格拉德斯通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他说，虽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支持候选人，但是他不愿侵犯西班牙人民选择自己君主的自由权利。莱昂内尔发来的回复告知了这个消息，而这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分行很不安。
早在7月7日，布莱谢尔德就收到了阿方索发来的一封信件，信中，阿方索透露了自己对战争威胁的恐惧。与此同时，维也纳的安塞姆也收到了一封相似的警报信，信里悲观地阐述了当前的局势，并且暗示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要采取一定的金融手段。维也纳方面也陷入了恐慌。安塞姆的生意刚刚从1866年的打击下慢慢恢复过来，此时却面临普鲁士与法国之间一触即发的武装冲突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后果，而奥地利也很可能被牵扯进这次战争中去。据说，他对此非常气愤，咒骂政客和将军鼠目寸光，是他们给欧洲带来了这样的灾难，他决定如果不能制止西边的局势恶化，那他就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奥地利卷入这次的武装冲突当中去。
到了7月11日，布莱谢尔德认为局势已经无法挽回；那天，他给他在伦敦的通信员沃穆斯（Worms）发去了一封电邮，指示沃穆斯不管以什么价格尽快卖出他的所有债券，当然，这么做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