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持续不断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既插花分布、交错杂居，而又各有畛域，各民族之间在长期互相帮助、互相依存、互相促进、携手前进的友好往来中，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得到不断加强，多种经济文化类型逐步构成为一套完整的生计体系。中华民族在祖国历史进程中，既各自创造和发展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同时又共同创造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历史上西藏与中原的关系，13世纪蒙古族完成祖国的统一等，无不体现着这一历史发展的特点。所以说，“凉州会谈”的成功，元朝对吐蕃进行统一治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藏与中原王朝正式发生政治隶属关系始于元代。但是，任何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都不会是一朝一夕偶然出现的，它必须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西藏归属中原王朝也是如此，它是西藏社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由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而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藏族是由西藏古代土著居民和黄河上游地区的羌族以及北方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它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兄弟民族。西藏地区远在元代以前就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公元7世纪以前，西藏与黄河上游及北方草原的历史渊源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藏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以及专家们研究成果的不断发表，不仅澄清了以往不少是非，而且还为人们了解西藏远古文明及进一步探讨西藏土著居民和藏族族源等问题，提供了贵重资料。
1956年7至8月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西藏的黑河、青海的沱沱河沿和可可西里以及格尔木等地，发现了十几件打制石器。经分析鉴定，这些石器除一部分为新石器文化外，其余大部分为旧石器文化。1966年至1968年，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在西藏定日县东南10公里的苏热山南坡，发现了40件人工打制的石片以及用石片做成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申扎县珠洛勒发现打制石器4件，均为石片石器，器形有边削器、端刮器及尖状器三种。另外，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还先后在藏北的日土、普兰等县发现了一大批旧石器。1982年，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滨阶地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一批人工打制的石制品，“根据C14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制品的年代距今大约3万年”。西藏藏北阿里、那曲地区“旧石器的形制，与黄河流域发现的旧石器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系统。”
西藏新石器文化更为丰富多彩。迄今为止，西藏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地点已多达50余处，其中包括细石器地点28处。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西藏高原东面黄河上游地区的氐羌系统文化以及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向西藏传播，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从而在西藏高原形成了以藏东河谷地区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及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藏北细石器文化。这三种原始文化所代表的来源和构成各不相同的三个居民群体，构成和奠定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面貌与基本格局，同时也成为后来藏族形成的三个基本来源。
进入金属时代以后，在藏北高原继细石器文化之后又发现了一批石丘墓、大石遗迹、动物形纹饰等三种具有北方草原特征的考古文化遗物，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及西藏中部的部分地区。这三种遗物除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有发现外，在前苏联的阿尔泰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贝加尔地区等草原地带也有发现。西藏的石丘墓发现于霍尔、南茹和那仓等地，其特点是用石板或石块在墓上环绕成一个椭圆形，称“用石头环绕的坟墓”，在藏北也有类似的墓发现，称为“牧民坟”，石丘墓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7至5世纪。另外，在西藏发现的带动物形纹饰的青铜制品，主要是带钩、扣饰、小铃等饰物或小件生活用品，纹饰内容有鹿、马、熊、鸟、猴等，具有一定的地区性。这与分布于辽宁西北、冀北、内蒙古、宁夏等沿长城一带的动物形纹饰，反映了藏北高原的游牧民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之间，早就有了密切的历史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
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及藏东峡谷区，继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之后出现了一大批吐蕃石棺墓，其时代上限可追溯自公元前一千年吐蕃王朝以前，下限则延至公元7至8世纪吐蕃王朝时期，主要发现于藏东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林芝、乃东、拉萨、朗县、加查县等，共计20余处，近两千余座墓葬。这与我国西南横断山脉及西北地区氐羌系的石棺墓，在文化特征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唯在年代上，西藏的石棺墓较之为晚，氐羌文化因素西传的趋势，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羌族西迁的历史，汉文史籍不乏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同书又载：“发（读音博bó）羌、唐旄（藏语为“高原之人”的意思）等绝远，未尝往来。”《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赐支河”与“析支水”在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当是今青海的西南部至西藏的东部地区。这里地域毗连，期间大部是草原地带，很少崇山峻岭阻隔，迁徙往来较方便，特别是雅鲁藏布江流域和藏东谷地，土沃草丰，宜农宜牧。所以，羌族部落从青海陆续向西迁入西藏以后，就一直在那里居住下来，与当地土著居民频繁交往，相互影响，逐渐向统一融合的方向演变和发展着。至于《新唐书·吐蕃传》在“发羌、唐旄”之后又载：“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这段话就说得含糊不清了，“蕃”（读音博）是藏族的自称，“吐蕃”是唐代对当时西藏的藏族及其所建的政权的称呼，西迁的“发羌”并不是说“吐蕃”续家谱式的祖先，况且“发羌”也不一定是爰剑的后裔，而可能是与西迁羌族部落临近的一个西藏土著部落，中原人不谙西藏土著详情，在“发”后置一“羌”字而称为“发羌”，不论西藏土著还是迁入者，都以为是地居中原以西的牧羊人“西羌”。事实上，从青海迁入西藏的羌族，只是后来形成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构成后来藏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来源之一。“藏民族是一个多源的民族，它直接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三大原始居民群体的融合。这三大原始居民群体即是：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群体；由北方草原地区南下的游牧民族居民群体；从东部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居民群体。”
那些主张藏族源于印度、马来半岛、缅甸、伊朗血统的说法，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续家谱式的土著说或西羌说，也都是不客观不科学的。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吐蕃与唐朝的交往联系
在吐蕃王朝存在的200多年间（公元7—9世纪），与唐朝既有刀光剑影的一面，又有密切友好的一面，这两种关系，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都是比较突出的。
吐蕃与唐朝的军事冲突，可以说是从争夺青海吐谷浑为导火线的。从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高宗龙朔三年（618—663年）的45年中，唐朝、吐谷浑、吐蕃三方基本上处于和平友好的时期，各方也都在此期间得以发展壮大，唐朝在和平建设中出现了贞观治世，吐蕃的社会改革和政权建设得到巩固，吐谷浑在丝路贸易中获得巨利。但是，由于吐谷浑在唐、蕃间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又成为唐、蕃争夺的首要对象：吐蕃势力要北上或东进，必然要占据吐谷浑的青海地区；唐朝要经略西域，维护丝绸之路畅通，也非常需要吐谷浑。所以，从龙朔三年以后的90多年间，三方关系就变成了吐蕃灭吐谷浑，唐以武力助吐谷浑复国，并由此展开了唐、蕃激烈争夺吐谷浑的战争。
松赞干布与唐太宗相距一年去世后，吐蕃芒松芒赞继位，因赞普年幼，由大论（相当宰相）噶·东赞摄政，原来的唐蕃友好关系，也从此开始动摇了。唐龙朔三年（663年），噶·东赞亲率大军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内部的亲吐蕃大臣素和贵逃奔吐蕃，尽告吐谷浑虚实，吐蕃便顺利地攻入吐谷浑境，吐谷浑王诺曷钵与唐弘化公主等率数千帐逃至凉州，由于唐高宗采取“平两国怨”、“以安集吐谷浑”的消极政策，致使吐谷浑遭到彻底失败，领土全被吐蕃占据。至此，唐朝的河西、陇右及西域都受到严重威胁。
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向西域发动进攻，“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拔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发生动摇，原吐谷浑之鄯善、且末也被吐蕃所占据。唐高宗于同年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些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领兵十万，西出青海，征讨吐蕃。薛仁贵等从鄯州向西南深入至大非川，准备进攻乌海，郭待封不受节制，尽失军中辎重，薛仁贵虽背道深入，破吐蕃于黄河边上，但因辎重尽失，只得退保大非川。吐蕃钦陵率兵40万来战，众寡悬殊，唐军大败，薛仁贵只得与钦陵约和，方得生还。大非川战役，吐蕃获胜，此后数年间，唐朝已处于防御地位，其间几次较量，唐军均不利，幸赖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奋力抵抗，遏制了吐蕃继续东进。唐朝擢升黑齿常之为河源军（在今西宁附近）经略副使至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在河源斥地置烽70所，垦田5000倾，岁收达500余石，做到战守有备，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天宝十四年（755年），唐朝内部发生了“安史之乱”，朝廷从河陇及朔方等地抽调20万兵力平叛，素著威名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被调回，派往潼关拒守，西北边防空虚。
至德元年（756年），回鹘、吐蕃相继遣使，向在宁州（今宁夏宁武县）新即位的唐肃宗请求“助国讨贼”，肃宗只“赐宴而遣之”。于是吐蕃以唐不修旧好为借口，“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致胜、金天、天成等军，入据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同年又与南诏合兵，攻陷唐剑南道之东部重镇嶲州。第二年二月，吐蕃又遣使来朝，请求“助国讨贼”，唐仍以赏赐遣还，三月吐蕃又遣使和亲，未成。终肃宗朝六年间，吐蕃则全部攻占了唐朝的西北河湟地区及剑南嶲、松二州。
唐代宗即位后，吐蕃向唐发动了全面进攻，“宝应元年又陷秦、渭、临洮”诸州郡，同年六月吐蕃军“入大震关”（陇山山口），向关中挺进，九月又集20万大军进攻泾州，泾州刺史投降，并导引吐蕃军进犯京畿，“寇奉天、武功、周至等县，蕃军自司竹园渡渭，循南山而东”，唐军抵抗失败，代宗逃奔河南陕县，吐蕃军进入长安。吐蕃在长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大赦，设置百官，并抢掠府库市里，焚烧闾舍，洗劫一空，由于郭子仪组织部署，长孙全绪、殷仲卿等诸军云集城外，吐蕃占领15天后才慌恐退出，双方经凤翔一战，吐蕃军退至原、会、成、渭等州。同年年底，吐蕃偏师又攻剑南，“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所筑两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吐蕃矣”。
此后，唐蕃之间在陇山东西进行了长达20年的拉锯战，在唐朝郭子仪、浑瑊、崔宁、李怀光、段秀实等将领的坚决抵抗下，吐蕃势力才被阻止在陇山以西。吐蕃东进不成，又调头西攻，广德元年（764年），吐蕃乘河西与京师联系阻断之机，攻占凉州，第三年进一步攻占了甘州和肃州，十年后又攻占瓜州。到德宗即位后的第二年，沙州也被占据了，其后继续向西攻占了伊州（今新疆哈密）、西州。此时吐蕃的疆域，“自安西以东，河、兰、伊、甘及西凉，及于会宁、天水，万三千里，凡六镇，十五军，皆为戎有”。唐朝不得不被迫与吐蕃订立“清水之盟”，承认吐蕃对西部大片地方的占领。从“清水之盟”到“平凉劫盟”再到“长庆会盟”的38年间，吐蕃与唐朝的关系，一直在友好与恶化、战争与议和中曲折地发展着。
但是，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吐蕃与唐朝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是居于主导地位，非常密切的。
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政治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双方互相遣使往来，而不断得以加强的。出使的内容和实际活动，包括了通好、和亲、报丧、吊祭、会盟、报捷、朝贺、赍诏、送僧、求匠、请市等许多方面。双方使臣往来的次数，有的研究者统计：“在整个吐蕃王朝时，唐蕃之间使臣交往共计290余次，其中蕃使180余次，唐使100余次。”
若从634年松赞干布首次遣使入唐到842年吐蕃王朝灭亡的208年来计算，唐蕃之间差不多8个月就有一次使臣往来，而且使臣往来的总趋势，是次数越来越多，人数越来越多，其中有14个年度，每年达到三次以上，最多的是长庆元年、建中四年和贞元三年，这三年分别达5次、6次、9次之多。在唐代宗以前，除迎送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使团和随从人员，一般每次大约十多人，最多不过50多人。
到代宗永泰二年蕃使论泣藏入朝，据载使团人数达100多人。同时，双方使臣的地位都比较高，并且须经皇帝或藏普的批准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