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84年9月到达美国的。虽然来这里只需一次飞机的航程，但它和我的祖国之间，却仿佛相隔百万英里。当时的美国总统是罗纳德·里根。在此之前，他曾经誓言要摧毁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邪恶帝国”。美国政府在扩展本国军力的同时，也在大力资助亚、非、欧各洲许多国家的反共团体，冷战局面有向热战转化的趋势。
这一年，也是一种名为“快克******”的新型毒品开始肆虐美国的一年。随着这种新的瘟疫从洛杉矶向美国各地蔓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沾染上毒瘾，导致美国连续六年出现大量无家可归、暴力、抢劫、谋杀等社会问题。范妮莎·威廉姆斯虽然摘取了这一年度“美国小姐”的桂冠，却因《阁楼》杂志刊出她以前的****而不得不放弃这个称号。人们此时又重温起乔治·奥威尔创作于1948年的一部名为《一九八四年》的小说。这部小说以悲观主义的笔调，描绘了未来的世界。书中描绘的处于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类社会及这一社会中人们的内心状态，重新成为美国人辩论的话题。
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全新的经历。我来自北京郊区，有着作为普通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支持中国政府当时奉行的政策。我在军人家庭中长大，父亲、二哥、姐姐都曾在军中服役。我来美国，也得益于政府支持的一个学生交流项目。我的忠诚自然属于我的国家。与此同时，如何认识美国，认识这个正在辩论着民主、社会组织等深刻话题的国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项挑战。除此以外，美国又是一个被犯罪、暴力、吸毒等社会问题困扰的国家。中国政府当初意识到，我们这些学生赴美后可能会遇到一些让我们困惑的东西，所以在决定是否派我们赴美的问题上，态度也是有所反复的。负责项目的官员一方面觉得，对中国年轻人来说，那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学习与交流机会。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免担心，怕我们万一“学坏”，也怕我们万一学成后会留在美国，而不是用我们学到的本领效力于祖国。
就我本人直接接触到的美国而言，所见所闻确实让我感到惊异。因为是迪斯尼公司提供赞助，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坐商务舱来美国的。对我来说，舱位等次没有任何区别。因为赴美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旅行过程中，我只是在内心里感叹人类这项发明竟然能飞得如此高，如此快，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不过，这还只是一连串令我惊奇之事的开始。
在飞机上，坐我旁边的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何小叶。在此之前，我们虽见过一两面，但从没有说过话。以我给人的第一印象来说，我想她可能从来都没有注意过我。飞机上坐在一起了，我们就有机会用英语交谈。小叶很善谈，人长得漂亮，也很大方。她的英语口语很流利。小叶可能没想到，我这个相貌平平的北大学生也能讲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她告诉我，她的父母亲都是音乐工作者，父亲拉小提琴，曾担任过作曲和指挥，母亲是拉大提琴的。我告诉她，我也曾经学过小提琴，还喜欢弹吉他、唱歌。我想，小叶当时肯定没觉得我真会唱歌。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奶酪和橄榄。以前只是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读到，知道它是西方人的日常食品。我一直还以为，奶酪的味道会像奶糖，橄榄是一种类似枣的水果。所以，当我把它们放进嘴里的时候，差点儿没给咸死，赶紧吐了出来。从那以后，我好几年都不敢吃这两种东西。
我们的飞机终于到达佛罗里达州，即将在位于佛州中部的奥兰多度过未来这一年。住地就在迪斯尼世界艾波卡特中心附近。从国内来到这个新地方，短短一天时间，却包括了我人生中好几个“第一次”。除了第一次坐飞机和第一次品尝奶酪，也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看到这么蓝的天。当时，北京还是一个工业中心，即使在南口这样的远郊地区，也可以看到一些高大的烟囱在喷吐着烟雾。那时候，整个社会还没有将注意力转向环保问题。记得在我长大的那些年里，空气中总有一层灰蒙蒙的东西。那时候日出、日落看上去好像也更昏暗一些。
我们这一年的文化交流项目将要在艾波卡特中心展开。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艾波卡特”这个名字。我们来的时候，这里刚刚开放不久。它向我们呈现着关于人类文明与未来生活的各种丰富多彩的图景。
艾波卡特中心的建立与迪斯尼公司创始人沃尔特·迪斯尼早年的一个梦想有关。那时候，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因为人口过度拥挤、公交系统落后、教育资源缺乏等一系列问题，而面临着危机。沃尔特·迪斯尼由此萌发了建造一座自己心目中理想城市的愿望。Epcot（艾波卡特）一词是由英文Exper’imentalPrototypeCommunityof’l"omorrow几个词的头一个字母合起来组成的，意思是“明日社区的试验性样板”。迪斯尼希望建造一座具有示范意义的城市，向人们展示，如何用美国人最优秀的企业创新精神打造未来的完美社区。他曾阅读过许多有关公共卫生设施和城市规划的书籍，为构思这个计划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1982年，迪斯尼去世将近二十年后，在佛罗里达中部一片面积相当于两个纽约曼哈顿大小的土地上，他的梦想部分得到实现。
迪斯尼原本打算建造一座拥有两万居民的真实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设计者想法的变化，最终建成的艾波卡特中心是一座用来展示各国文化和科技创新成果的巨大的主题公园。主题公园包括“未来世界”和“世界橱窗”两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包括许多不同主题或不同国家的展馆。“世界橱窗”那时已经建成的部分包括中国馆、美国馆和其他八个国家的展馆，参加我们这个交流项目的各国学生分别代表自己的国家在这里生活、工作。
我们这些中国学生自幼生长在对商业文化和企业创新精神缺乏重视的传统环境中，如今猛然发现，自己置身其中的是完全由一个人的梦想建造起来的巨大商业王国。这个王国集娱乐、文化和社会功能于一身，是一个和我们过去熟悉的一切截然不同的世界。除了迪斯尼公司的培训外，我们还参加了来自埃克森、雀巢、卡夫、亨氏等大公司的高管们为我们开设的商务课程。我们逐渐被吸引到一个属于米老鼠和动画片的奇幻世界之中。作为在艾波卡特中心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开车。在佛罗里达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我还有机会与何小叶进一步相识。我们的爱情是从一次唱歌开始的。
到美国后不久，我就从迪斯尼一份周报的分类广告上看到有把旧吉他出售，卖主是位法国女学生。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我最终以25美元把它买下了。当晚，中国学生在驻地游泳池边举行聚会时，我告诉大伙，我买到了吉他。
聚会结束后，小叶问我想不想到她们宿舍去唱歌。那天晚上，我为她唱了许多首歌，从英美民歌、俄罗斯老歌、台湾校园歌曲到邓丽君，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小叶很喜欢听，我也很喜欢唱。我们完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之中。就这样，我们从相识到成为好朋友，直至彼此相爱。我们之间不仅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而且对不少事情都有相似的看法。我们从不需要掩饰什么，也不用强作笑脸来取悦对方。我们从来没有在对方面前失去自我，一切都顺其自然。我们成了最幸运的一对儿！
佛罗里达半岛位于美国本土的东南端，不仅拥有许多非常美丽的海滩，而且还保留着一些奇特的南方风情。当地几乎集中了所有代表美国特征的元素。除了迪斯尼世界以外，这里还有位于戴通纳海滩的国际车赛、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在佛州各地的春季训练场、位于卡纳维拉尔角的航天飞机发射基地，等等。一些自豪的当地人时常问我，为什么我的英语会带有加州口音。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一个能够想到的解释是：这也许跟我喜欢看美国电视里的日问肥皂剧有关吧。这类节目确实很吸引人。后来播放的一部名为《勇士与美人》的肥皂剧，我曾经连续看过十五年。剧中人物瑞吉·福雷斯特当初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史蒂芬妮·福雷斯特和萨莉·史派特拉最早曾是一对冤家。到澳洲后，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把这个节目录下来，等周末有空，再连气儿把它们看完。这部剧让我窥见到一个高端时尚的世界，让我看到，在一个成功的商业王朝里，那些富有的家族成员到底如何生活。我身上的企业家细胞那时一定在问：“假如我也能创造这样一个商业王朝，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一类肥皂剧有许多是在加州洛杉矶一带拍摄的，说不定我的加州口音就是在看这些节目的时候不自觉地沾染上的。
我初到美国的时候，还不能全部听懂电视和电影里的对白。来美国一年以后，我就完全可以听懂了。我常听人说，要判断自己的语言能力如何，有一个办法就是，听听赛马解说。因为解说员语速会很快，语气也会很激动。我还看过不少美国情景喜剧。我最喜欢的喜剧演员是主演过《一人行》的约翰·瑞特。总之，我喜欢上了美国和它具有活力的文化。美国的生活方式向人们展现的如此丰富多样的可能性，让我感到不小的鼓舞。
在美国期间，我和小叶平生第一次买了一辆属于我们自己的汽车。这是辆1974年的福特平托旅行车，买它共花了480美元。这辆车平时开起来问题倒不大，只是遇到佛罗里达早晨空气潮湿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发动。另外，它驾驶室的门很难关紧。我们多数时候是从另一侧的门进去，再爬到司机座位上。车身浅蓝，上面还有几处凹痕。不过，我们并没有在乎这些。我们当时只觉得非常开心，因为终于有了自己的车。我们第一次体会到拥有私人财产的感觉。去美国以前，除了书和自行车这类东西，我们还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自己的。而这一回却是汽车，还着实是自己的。
我们双双拿到驾驶证的那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周末，开车去了一趟迈阿密。现在想起来，这么做确实危险，可当时没想那么多。那一次玩得非常开心。迈阿密海滩的风光让我完全陶醉了。后来，向一个操西班牙语口音的人问路，却被要求支付二十五美分时，我还真吓了一跳。那个时期，经常有整船的古巴人偷渡到美国，里根政府不堪其扰。在迈阿密街头，你会遇到很多讲西班牙语的人。有些人看上去似乎怀有敌意。当我问一位超市女店员会不会讲英语时，引来她一阵大笑：“当然会讲啦，这是在美国呀！”另一件让我没想到的事情就是，我们走进一家当地中餐馆，一个中国人的影子也见不到。后来才知道，这家餐馆是古巴人开的。刚到佛罗里达，我比较腼腆，不大有勇气主动结识陌生人。我经常接触的是我的意大利室友希尔维欧和几位来自中国的同学。由于我的兴趣比较广泛，这一年里，通过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让人们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参加过迪斯尼组织的乒乓球比赛，最后获得了亚军，冠军曾是古巴国家队队员。我还以吉他演唱英语歌曲获得迪斯尼国际学生才艺表演赛第二名。在那一次活动中，我还和小叶一起给大家表演了一段探戈舞。在毕业典礼上，小叶和我分别被评选为本年度学生中的“才艺小姐”和“才艺先生”。
我们的交流项目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是组织所有学员到华盛顿和纽约进行一次游览。那段时间，国际上发生过几起大的空难，失事飞机包括泛美航空公司和英航、日航的三架班机。由于这是有史以来空难发生最频繁的一段时间，人们对于乘坐飞机感到非常惶恐，许多游客甚至取消了航班。我们上飞机的时候，一行人里没有一个敢说话。看到美国广播公司的著名记者山姆·唐纳森也在同一架飞机上，我感到很欣慰。当我们在华盛顿安全着陆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项目结束的时候，不少美国大学都向我们这些国际学生提供研究生奖学金，希望我们留在美国继续深造。留下来的想法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不希望做不利于我们这个交流项目的事。毕竟，这是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的国际项目。我们希望回国以后，能用这一年里学到的一切报效国家和社会。我和小叶1985年9月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北京。这时候的我们，同一年前在这里登上飞机，准备去美国的那两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相比，在生活经历和眼界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父母看到我回国，非常高兴。我用在美国一年从每周生活费里省下的钱给他们买了当时流行的“四大件”，包括彩电、组合音响、洗衣机和电冰箱。这些进口产品对当时许多家庭来说，还是稀罕物。为了奖赏一下自己，我还买了一个索尼随身听。此后的一年里，每当我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北大校园或者到小叶的学院去看她的时候，我都会一边骑车，一边戴着它。
我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往在学校时的常轨。除了上课和去图书馆以外，我仍旧像以前那样，喜欢抱着把吉他自弹自唱，喜欢参加各种有意思的活动。1985年圣诞节前夕，我和我的朋友陈学毅及高我们一届的英语系女生谭虹、徐淳一起，获得了第一届首都高校英语歌曲比赛集体组一等奖。个人组的一等奖获得者是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歌星的刘欢。他当时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语专业的学生。那时候，他的声音和演唱风格已经十分出色。记得我们演唱结束，回到后台的时候，他曾走过来向我们祝贺。其他获奖者中还包括后来创办麦田音乐公司的清华大学学生宋轲。
1986年3月，我差点儿被选去扮演电视剧《末代皇帝》里面溥仪的角色。有一天，我在学校看书，摄制组一位导演打电话找我。他说，曾经在某个场合见过我，觉得我很像溥仪，想约我去试镜。那时，我正梦想着毕业后成为一名外交官，对演戏并无兴趣，就没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