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及了娼妓，自然不得不说一说福州的官娼。从前邵武诗人张亨甫，曾著过一部《南浦秋波录》，是专记南台一带的烟花韵事的；现在世业凋零，景气全落，这些乐户人家，完全没有旧日的豪奢影子了。福州最上流的官娼，叫作白面处，是同上海的长三一样的款式。听几位久住福州的朋友说，白面处近来门可罗雀，早已掉在没落的深渊里了；其次还勉强在维持市面的，是以卖嘴不卖身为标榜的清唱堂，无论何人，只须化三元法币，就能进去听三出戏。就是这一时号称极盛的清唱堂，现在也一家一家的废了业，只剩了田墩的三五家人家。自此以下，则完全是惨无人道的下等娼妓，与野鸡款式的无名密贩了，数目之多，求售之切，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至于城内的暗娼，包月妇，零售处之类，只听见公安维持者等谈起过几次，报纸上见到过许多回，内容虽则无从调查，但演绎起来，旁证以社会的萧条，产业的不振，国步的艰难，与夫人口的过剩，总也不难举一反三，晓得她们的大概。
总之，福州的饮食男女，虽比别处稍觉得奢侈，而福州的社会状态，比别处也并不见得十分的堕落。说到两性的纵弛，人欲的横流，则与风土气候有关，次热带的境内，自然要比温带寒带为剧烈。而食品的丰富，女子一般姣美与健康，却是我们不曾到过福建的人所意想不到的发见。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七月《逸经》半月刊第九期
日本的文化生活
无论哪一个中国人，初到日本的几个月中间，最感觉到苦痛的，当是饮食起居的不便。
房子是那么矮小的，睡觉是在铺地的席子上睡的，摆在四脚高盘里的菜蔬，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同木片似的牛蒡。这是二三十年前，我们初去日本念书时的大概情形；大地震以后，都市西洋化了，建筑物当然改了旧观，饮食起居，和从前自然也是两样，可是在饮食浪费过度的中国人的眼里，总觉得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远没有中国那么的舒适。
但是住得再久长一点，把初步的那些困难克服了以后，感觉就马上会大变起来；在中国社会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也得不到的那一种安稳之感，会使你把现实的物质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擞，心气和平，拼命的只想去搜求些足使智识开展的食粮。
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是一种乱杂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
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生病，忽而想起了学生时代在日本吃过的早餐酱汤的风味；教医院厨子去做来吃，做了几次，总做不像，后来终于上一位日本友人的家里去要了些来，从此胃口就日渐开了；这虽是我个人的生活的一端，但也可以看出日本的那一种简易生活的耐人寻味的地方。
而且正因为日本一般的国民生活是这么刻苦的结果，所以上下民众，都只向振作的一方面去精进。明治维新，到现在不过七八十年，而整个国家的进步，却尽可以和有千余年文化在后的英法德意比比；生于忧患，死于逸乐，这话确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
刻苦精进，原是日本一般国民生活的倾向，但是另一面哩，大和民族，却也并不是不晓得享乐的野蛮原人。不过他们的享乐，他们的文化生活，不喜铺张，无伤大体；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里寓深意，春花秋月，近水遥山，得天地自然之气独多，这，一半虽则也是奇山异水很多的日本地势使然，但一大半却也可以说是他们那些岛国民族的天性。
先以他们的文学来说吧，最精粹最特殊的古代文学，当然是三十一字母的和歌。写男女的恋情，写思妇怨男的哀慕，或写家国的兴亡，人生的流转，以及世事的无常，风花雪月的迷人等等，只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几句，就把乾坤今古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纤屑不遗了。至于后来兴起的俳句哩，又专以情韵取长，字句更长——只十七字母——而余韵余情，却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所自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短短的一句，你若细嚼反刍起来，会经年累月的使你如吃橄榄，越吃越有回味。最近有一位俳谐师高滨虚子，曾去欧洲试了一次俳句的行脚，从他的记行文字看来，到处只以和服草履作横行的这一位俳人，在异国的大都会，如伦敦、柏林等处，却也遭见了不少的热心作俳句的欧洲男女。他回国之后，且更闻有西欧数处在计划着出俳句的杂志。
其次，且看看他们的舞乐看！乐器的简单，会使你回想到中国从前唱“南风之熏矣”的上古时代去。一棹七弦或三弦琴，拨起来声音也并不响亮；再配上一个小鼓——是专配三弦琴的，如能乐，歌舞伎，净琉璃等演出的时候——同凤阳花鼓似的一个小鼓，敲起来，也只是冬冬地一种单调的鸣声。但是当能乐演到半酣，或净琉璃唱到吃紧，歌舞伎舞至极顶的关头，你眼看着台上面那种舒徐缓慢的舞态——日本舞的动作并不复杂，并无急调——耳神经听到几声琤琤琤与冬冬笃拍的声音，却自然而然的会得精神振作，全身被乐剧场面的情节吸引过去。以单纯取长，以清淡制胜的原理，你只教到日本的上等能乐舞台或歌舞伎座去一看，就可以体会得到。将这些来和西班牙舞的铜琶铁板，或中国戏的响鼓十番一比，觉得同是精神的娱乐，又何苦嘈嘈杂杂，闹得人头脑昏沉才能得到醍醐灌顶的妙味呢？
还有秦楼楚馆的清歌，和着三味线太鼓的哀音，你若当灯影阑珊的残夜，一个人独卧在“水晶帘卷近秋河”的楼上，远风吹过，听到它一声两声，真像是猿啼雁叫，会动荡你的心腑，不由你不扑簌簌地落下几点泪来；这一种悲凉的情调，也只有在日本，也只有从日本的简单乐器和歌曲里，才感味得到。
此外，还有一种合着琵琶来唱的歌；其源当然出于中国，但悲壮激昂，一经日本人的粗喉来一喝，却觉得中国的黑头二面，决没有那么的威武，与“春雨楼头尺八箫”的尺八，正足以代表两种不同的心境；因为尺八音脆且纤，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迹近女性的缘故。
日本人一般的好作野外嬉游，也是为我们中国人所不及的地方。春过彼岸，樱花开作红云；京都的岚山丸山，东京的飞鸟上野，以及吉野等处，全国的津津曲曲，道路上差不多全是游春的男女。“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春社》之诗，仿佛是为日本人而咏的样子。而祗园的夜樱与都踊，更可以使人魂销魄荡，把一春的尘土，刷落得点滴无余。秋天的枫叶红时，景状也是一样。此外则岁时伏腊，即景言游，凡潮汐干时，蕨薇生日，草菌簇起，以及萤火虫出现的晚上，大家出狩，可以谑浪笑傲，脱去形骸；至于元日的门松，端阳的张鲤祭雏，七夕的拜星，中元的盆踊，以及重九的栗糕等等，所奉行的虽系中国的年中行事，但一到日本，却也变成了很有意义的国民节会，盛大无伦。
日本人的庭园建筑，佛舍浮屠，又是一种精微简洁，能在单纯里装点出趣味来的妙艺。甚至家家户户的厕所旁边，都能装置出一方池水，几树楠天，洗涤得窗明宇洁，使你闻觉不到秽浊的熏蒸。
在日本习俗里最有趣味的一种幽闲雅事，是叫作茶道的那一番礼节；各人长跪在一堂，制茶者用了精致的茶具，规定而熟练的动作，将末茶冲入碗内，顺次递下，各喝取三口又半，直到最后，恰好喝完。进退有节，出入如仪，融融泄泄，真令人会想起唐宋以前，太平盛世的民风。
还有“生花”的插置，在日本也是一种有派别师承的妙技；一只瓦盆，或一个净瓶之内，插上几枝红绿不等的花枝松干，更加以些泥沙岩石的点缀，小小的一穿围里，可以使你看出无穷尽的多样一致的配合来。所费不多，而能使满室生春，这又是何等经济而又美观的家庭装饰！
日本人的和服，穿在男人的身上，倒也并不十分雅观；可是女性的长袖，以及腋下袖口露出来的七色的虹纹，与束腰带的颜色来一辉映，却又似万花缭乱中的蝴蝶的化身了。《蝴蝶夫人》这一出歌剧，能够耸动欧洲人的视听，一直到现在，也还不衰的原因，就在这里。
日本国民的注重清洁，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一件美德。无论上下中等的男女老幼，大抵总要每天洗一次澡；住在温泉区域以内的人，浴水火热，自地底涌出，不必烧煮，洗澡自然更觉简便；就是没有温泉水脉的通都大邑的居民，因为设备简洁，浴价便宜之故，大家都以洗澡为一天工作完了后的乐事。国民一般轻而易举的享受，第一要算这种价廉物美的公共浴场了，这些地方，中国人真要学学他们才行。
凡上面所说的各点，都是日本固有的文化生活的一小部分。自从欧洲文化输入以后，各都会都摩登化了，跳舞场，酒吧间，西乐会，电影院等等文化设备，几乎欧化到了不能再欧，现在连男女的服装，旧剧的布景说白，都带上了牛酪奶油的气味；银座大街的商店，门面改换了洋楼，名称也唤作了欧语，譬如水果饮食店的叫作Fruits Parlour，旗亭的叫作Café Vienna或Barcelona之类，到处都是；这一种摩登文化生活，我想叫上海人说来，也约略可以说得，并不是日本独有的东西，所以此地从略。
末了，还有日本的学校生活，医院生活，图书馆生活，以及海滨的避暑，山间的避寒，公园古迹胜地等处的闲游漫步生活，或日本阿尔泊斯与富士山的攀登，两国大力士的相扑等等，要说着实还可以说说，但天热头昏，挥汗执笔，终于不能详尽，只能等到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再来写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在福州
原载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宇宙风》半月刊第二十五期
欧洲人的生命力
最近，路透社曾有一通电，转述伦敦《每日邮报》记载的新闻一则，说：弗兰克·史威顿咸爵士，在伦敦卡斯顿汤与爱尔兰卫军军官未亡人尼尔古特里夫人结婚。史威顿咸爵士，本年八十余岁，作为新娘的那位军官未亡人，当然总也已有五十岁以上了无疑。以这一件喜事作标准，欧洲人的生命力的旺盛，实在足以令人羡慕。
我们东方人，尤其是居住在热带的东方人，像这种高年矍铄的人瑞，该是不见得多吧？当然，在欧洲，这也已经是并非寻常的事情了。
做一分事业，要一分精力。耆年硕德的老前辈，还有这一种精力，就是这种族，这国家的庆幸。
我们中国人的未老先衰，实在是一种很坏的现象。当此民族复兴，以抗战来奠建国始基的今日，这改良人种，增加种族生命力的问题，应该是大家来留心研究，锐意促进的。
至于令人想到这问题的重要的史威顿咸爵士本人，与马来亚当然更有一段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是四十余年前的马来亚护政司，后来也是海峡殖民地的总督。
他对于马来人及马来文的了解，实在是深沉得无以复加，这从他的种种著作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非但是一位政治家，并且也是一位文学家。
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他的《马来亚速写》，及一八九八年出版的《不书受信人名字》的书函集，实在也是很有价值的作品。
当时他所驻扎过的霹雳，是马来话最纯粹，马来气质最浓厚的地方；所以，他在《马来亚速写》的头上说：“对于马来人的内心生活，恐怕是他人再没有比我更了解的”，这话当然并不是他的自夸自奖。
他的对马来人的尊敬，对马来人的了解，尤其在他的《不书受信人名字》的书函集的第三篇《东方和西方》一信里，写得更加彻底。
他于某一夜的席上，对坐在他边上的一位女太太说：“西方白种人，没有到过马来亚的，老怀有这一种偏见，以为马来人是黑人，并且又不是基督教徒，所以是野蛮人。可是照马来人看来，我们白种文明国的女人穿的这一种美国化的装束，才是野蛮呢！”
他绝对否认马来民族是野蛮的，因此他就提到一位马来苏丹写给他的最富于友谊和信；接着，他又介绍了四首马来的情歌。现在我且把这四首情歌译出来，做一个结尾，用以证明这一位史威顿咸爵士的老兴的淋漓。
豆苗沿上屋檐前，
木槿红花色味偏。
人人只见火烧屋，
不见侬心焚有烟。
请郎且看扑灯蛾，
飞向头家屋后过。
自从天地分时起，
命定鸳鸯可奈何。
此是月中廿一夜，
妇为生儿先物化。
我侬是汝手中禽，
却似黄莺依膝下。
倘汝远经河上头，
村村寻我莫夷犹。
倘汝竟先侬物化，
天门且为我迟留。
原载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新加坡《总汇新报·世纪风》
“文 人”
三月二十日，立委王昆仑氏，在重庆宴苏联作家及中国作家的席上，有人提议，联合起来，写一封信来给我的消息，早在香港报上见过。本坡的《星中报》，亦将此消息转载。诗是四句：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施谊当然是孙师毅的另一写法。此外到席者，是苏联的作家费德连克（他也用了中国笔，写了“都问你好”的四字）。及米克拉舍夫斯基（他写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两句孙子兵法）。这两位苏联作家竟能用中国的毛笔，写出这样的字（虽然是像初学会写字的小孩般的笔法）来，倒也真真难得。当日的列席者，还有一时传说已被敌人谋害的陈波儿、方殷、戈宝权、葛一虹、阳翰笙诸君。沫若在诗下，还写有几行短信：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
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终于到了现在，也被证实是事实了。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时穷节乃见，古人所说的非至岁寒，不能见松柏之坚贞，自是确语。所以，耳未听见过炮声，足未踏入过战地的许多文化人，只站在后方的后方，高喊着前进，或用尽心机，想打倒几个在同一区域中作同事的同人来献身手的，亦当以这些先例为前车之戒。能做一点实际工作，当远胜于专向同事作人身攻击等事，为益多多。
鲁迅也曾说过，既然是人，自然也要****，若只拿住****的一点，来攻击个人，则孔夫子有伯鱼。即使是圣到无以复加的圣人，恐怕日常生活，也是和我们这些庸人，相差无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