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郁达夫散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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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风雨故人·送仿吾的行(4)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账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给鲁迅的旧账单等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出的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来设法谈判。

当时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写了的《蜃楼》写它完来。但住不上几天,北新就有电报来了,催我速回上海,为这事尽一点力。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

这一场事情,总算是这样的解决了;但在事情解决,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北新方面,满以为这一次鲁迅的提起诉讼,完全系出于这同行第三者的挑拨。而忠厚诚实的林语堂,于席间偶尔提起了这一个人的名字。

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变青,从坐位里站了起来,大声的说: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这第三者的某君挑拨的。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

在这席间,当然只有我起来做和事老;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语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楼。

这事当然是两方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为劝语堂多翻译一点西洋古典文学到中国来,而语堂说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这当然也是误解,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是曾有极悲痛的唁电发来的。

鲁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

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中国先则卖药,后则经营贩卖书籍,前后总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他生活很简单,懂得生意经,并且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喜欢讲交情。因此,我们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总老喜欢到他店里去坐坐谈谈;鲁迅于在上海住下之后,也就是这内山书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敌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

他那时也听到了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巢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

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暴敌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一二八”战事过后,他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租金比较得贵,生活方式也比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时要想寻出一点弱点来攻击他的人,就又像是发掘得了至宝。

但他在那里住得也并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缉令下来,上海的反动空气很浓厚的时候,他却搬上了内山书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陆新村(四达里对面)的六十几号房屋去住了。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时候为止。

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案的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

说起杭州,鲁迅绝端的厌恶;这通缉案的呈请者们,原是使他厌恶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山水的爱好,别有见解,也是他厌恶杭州的一个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许钦文到杭州去玩过一次;但因湖上的闷热,蚊子的众多,饮水的不洁等关系,他在旅馆里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就逃回上海来了。自从这一回之后,他每听见人提起杭州,就要摇头。

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敌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身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这可从有一次他的谈话里看得出来。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时候,有一回我们谈起了前两天刚见过面的孙伏园。他问我伏园住在哪里,我说,他已经回绍兴去了,大约总不久就会出来的。鲁迅言下就笑着说:“伏园的回绍兴,实在也很可观!”他的意思,当然是绍兴又凭什么值得这样的频频回去。

所以从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绝没有回去过绍兴一次。

预言者每不为其故国所容,我于鲁迅更觉得这一句格言的确凿。各地党部的对待鲁迅,自从浙江党部发动了那大弹劾案之后,似乎态度都是一致的。抗战前一年的冬天,我路过厦门,当时有许多厦大同学曾来看我,谈后就说到了厦大门前,经过南普陀的那一条大道,他们想呈请市政府改名“鲁迅路”以资纪念。并且说,这事已经由鲁迅纪念会(主其事的是厦门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及记者们与厦大学生代表等人)呈请过好几次了,但都被搁置着不批下来。我因为和当时的厦门市长及工务局长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应他们说这事一定可以办到。但后来去市长那里一查问,才知道又是党部在那里反对,绝对不准人们纪念鲁迅。这事情,后来我又同陈主席说了,陈主席当然是表示赞同的。可是,这事还没有办理完成,而抗战军兴,现在并且连厦门这一块土地,也已经沦陷了一年多了。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章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它,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章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以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可是从此一别,就再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没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原载香港一九三八年《星岛周刊》第二期,未完,

后刊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九月上海《宇宙风乙刊》和

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八月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

悼胞兄曼陀

长兄曼陀,名华,长于我一十二岁,同生肖,自先父弃养后,对我实系兄而又兼父职的长辈,去年十一月廿三,因忠于职守,对卖国汪党,毫不容情,在沪特区法院执法如山,终被狙击于其寓外。这消息,早就在中外各报上登过一时了。最近接得沪上各团体及各闻人发起之追悼大会的报告,才知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必有正论。他们要盛大追悼正直的人,亦即是消极警告那些邪曲的人的意思。追悼会,将于三月廿四日,在上海湖社举行。我身居海外,当然不能亲往祭奠,所以只能撰一哀挽联语,遥寄春申江上,略表哀思。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

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溯自胞兄殉国之后,上海香港各杂志及报社的友人,都来要我写些关于他的悲悼或回忆的文字,但说也奇怪,直到现在,仍不能下一执笔的决心。我自己推想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够明白的说出。或者因为身居热带,头脑昏胀,不适合于作抒情述德的长文,也未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释,则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情感扩大之后,在质的一方面,会变得稀薄一点,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时会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趋势。

譬如,当故乡沦陷之日,我生身的老母,亦同长兄一样,因不肯离去故土而被杀;当时我还在祖国的福州,接得噩耗之日,亦只痛哭了一场,设灵遥祭了一番,而终于没有心情来撰文以志痛。

从我个人的这小小心理变迁来下判断,则这一次敌寇的来侵,影响及于一般国民的感情转变的力量,实在是很大很大。自私的,执着于小我的那一种情感,至少至少,在中国各沦陷地同胞的心里,我想,是可以一扫而光了。就单从这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算是这一次我们抗战的一大收获。

现在,闲谈暂且搁起,再来说一说长兄的历史性行吧。长兄所习的虽是法律,毕生从事的,虽系干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却是倾向于艺术的。他闲时作淡墨山水,很有我们乡贤董文恪公的气派,而写下来的诗,则又细腻工稳,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他的画集,诗集,虽则分量不多,已在香港上海制版赶印了。大约在追悼会开催之日,总可以与世人见面,当能证明我这话的并非自夸。至于他行事的不苟,接人待物的富有长者的温厚之风,则凡和他接近过的人,都能够说述,我也可以不必夸张,致堕入谀墓铭旌的常套。在这里,我只想略记一下他的历史。他生在前清光绪十年的甲申,十七岁就以府道试第一名入学,补博士弟子员。当废科举改学堂的第一期里,他就入杭府中学。毕业后,应留学生考试,受官费保送去日本留学,实系浙江派遣留学生的首批一百人中之一。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后,又改入法政大学,三年毕业,就在天津交涉公署任翻译二年,其后考取法官,就一直的在京师高等审判厅任职。当许公俊人任司法部长时,升任大理院推事,又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一年回国,也就在大理院奉职。直到九一八事变起来之日,他还在沈阳作大理院东北分院的庭长兼代分院长。东北沦亡,他一手整理案卷全部,载赴北平。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经接收过来以后,他就被任作临时高等分院刑庭庭长,一直到他殉职之日为止。

在这一个简短的略历里,是看不出他的为人正直,和临难不苟的态度来的。可是最大的证明,却是他那为国家,为民族的最后的一死。

鸿毛泰山等宽慰语,我这时不想再讲,不过死者的遗志,却总要我们未死者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总账!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印人张斯仁先生

篆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不是懂得中国文字历史意义的人,也不会懂得篆刻的意义。

古今印史中说:“夫印者,所以示信传后也;善则传,不善则否。知此,则知所以修身矣。”所以从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都要有人格作背景,然后其印能传,这印也方有意义;这是和中国的书法是一样的。譬如岳武穆写的字,或用过的章,传到现在,当然是我们的国宝了。倘使是秦桧的书法,或秦桧所刻所用的印章,即使现在还有,我想也是没有一个人肯出重价来购而珍藏的。秦桧的诗词,或者也许有好的;但岳武穆的《满江红》词,却妇孺皆能歌唱。而秦桧的文字,传下来的,只有“莫须有”的一句口语,并且就连这句口语,也是因岳武穆而传的。

援此例而来讲篆刻,我们第一也须问这从事篆刻者的人格;我的想介绍印人张斯仁先生的本意,也就在这里。

梅县张斯仁先生,自幼就喜欢从金石录古名人印谱中摹学篆刻;及长,虽亦从事于商贾,然而其介如石,非义之财,是不屑取的。

抗战军兴,本于艺人有一技之长者,都应报国之义,张先生在荷属各地,曾刻印三千,全数助赈,现在到了新加坡,他也正在作刻印助赈的盛举。

我虽则不懂书法,不懂篆刻,但对于李阳冰所说的:“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谓之神;笔墨之外,得微妙法,谓之奇;艺精于一,规方矩圆,谓之工;繁简相参,布置不紊,谓之巧。”这四法,倒也略能领得他的大意。神奇二字,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说近玄妙,自是程度的问题;我对张先生所刻的印章,还不敢具体地说,到了怎么样的境界;可是他的工妙,我想是看过他刻印,或见过他所刻的印的人,都应该承认的。

张先生自己也说:“每当工作时,犹如身临大敌,觉得一股抑郁不平之气,尽会聚在铁笔的尖锋,凝神运气,愈刻愈觉得有劲儿。”这是力的表现,也就是强敌侵凌我国的这时代精神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