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揭秘明十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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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名人撷英(1)

当代名贤刘蕡(fei)

刘蕡,字去华,唐代昌平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人之一。《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他的记载。

刘蕡生于唐宪宗太和初,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中进士。他博学善文,尤精《左氏春秋》。与朋友志士交往,好谈王霸大略,沉稳有谋,耿介嫉恶,言及世务,慨然有济世之志。

刘蕡生活的年代,正是宦官专权的唐代晚期,朝政腐败,宦官擅权。国不安宁民不聊生。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发生大太监陈宏志宫廷毒死宪宗事件,朝廷内外一片混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成了当时国家两大祸患。从宪宗至昭宗历百年九帝,其中有七帝是由太监拥立的。太监总揽朝正,皇帝成了傀儡,皇帝稍不如太监之意,即被废黜、迫害,或另立新君。敬帝李湛只当了两年皇帝,年仅十八岁就被谋害。

文宗李昂继位后,深感宦官擅权之苦,弑杀先帝之阉党竟在自己左右,心怀愤慨,寝食不安,意欲扭转这种局面,因此于太和二年(828年)下诏,恭俭求理,策试贤良。

刘蕡虽已在保历二年既已中了进士,但未录为官。这次他又前去应试,参加应试者百余人,策对的均为寻常事物,平庸之见。唯有刘蕡在册对中直言极谏,切论黄门太横,将危社稷,痛斥宦官之危害。

刘蕡以史为鉴,列举春秋、秦汉以来的大量史实有理有据的痛击时弊,直指阉党。他在策论中尖锐的指出,已经出现“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的危险征兆。原因就在于“祸起萧墙,奸生帷幄”。明确提出“任贤惕历,宵衣旰食,罢黜左右之奸佞,进肱骨之大臣”的涉及国家根本改革主张。刘蕡还就“灾旱竟岁,播种愆时”,“国廪罕蓄乏九年之储”,太学“生徒多堕业”,“俗堕风靡,积讹成蠹”等各种社会问题,精辟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刘蕡在策论最后表示:“臣闻晁错为汉画削诸候之策,非不知祸将至也。忠臣之心壮夫之节,苟利社稷,死无海焉。今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戳,盖所以痛社稷之危,哀人生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刘蕡深知这样做,有杀身之祸,但是面对国家危难,不愿苟且偷安,宁可一死,也要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充分体现了他为国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格和伟大思想。

刘蕡的策论,言辞激切,直指奸佞,击中时弊,深为考官冯宿、厐严所叹服,以为汉之晁、董,无以过之。但他们都惧怕宦官的权势,不敢录取,时登科者22人,监考官们传读其文,不禁哗然,均为其鸣不平,未免招惹是非,招致宦官降罪,最后弃之。登科者谓之曰:“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上疏,愿以所授之官让蕡,未允。自此蕡不得仕于朝。后被大臣令狐楚、牛僧儒辟为从事,侍为师友。由于刘蕡坚持正义,不畏权势,与宦官势不两立,腐败权臣对他恨之入骨,为宦官所嫉,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卒后葬柳州城郊。唐昭宗时,感其正直敢言,追赠为左谏议大夫,谥文节,封昌平侯。柳州人念其功德,和已故柳州刺史柳宗元之厚恩,在柳州市郊修建了“二贤祠”。

元泰定二年,(1325年),在旧县东南五里,为之建祠,并设谏议书院。至正年间,又将祠堂改建城东,昝政许有壬为之撰文立碑。到了明朝景泰三年,旧县迁至永安城,刘蕡祠随之迁于永安城孔庙以西。明中叶,在城南十二里西沙屯建祠。崇祯五年(1632年)在此祠立碑,碑文为董其昌手书。清光绪年间,又在祠前立“刘蕡故里”碑。

刘蕡生前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挚友。刘蕡死后,李曾有诗相吊其一曰“哭刘司户”。诗曰:“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间迁贾谊,不待相孙弘。江阔难回首,天高但抚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其二,“吊刘蕡”,诗曰:“上帝深居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广陵别后春涛隔,湓口书来秋雨飞。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能同君哭寝门。“表达了对死者深切怀念和衷心敬佩之情。

一个登科未仕之人,又无政绩可言,何以遭人敬仰之至?虽唐人而明清两朝均不忘为其建祠,又为其重修故里?三朝而重祭贤人,这说明上至君主,下至仁人志士均推崇忠义贤达、刚正不阿。历朝均有奸佞之臣,何不推崇?而与唾之,这说明忠奸自有公论。人们推崇正义,藐视邪恶,憎恶有害于社稷、民族与尔虞我诈之小人;唯正义为世人所敬仰。弘扬正气,抨击邪恶是我民族振兴之魂,之精髓也。思古悦今,这足以发人深省。

不颂功德的史学家崔学履

崔学履,明代昌平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官至尚宝寺少卿。嘉靖四十二年(1564年)编纂《昌平州志》历时四年。

书中涉及地理、陵制、祭祀礼治、田赋、礼典制、官司志、人物志、杂志等八个部分。细则中涉及到祭祀诗、地理沿革、疆域、风俗、户口、贡额、郡历、主政、镇守、文庙、儒学、名宦、乡贤、寺院、书院古迹、坟墓、桥梁等。

因于隆庆元年成书,故称《隆庆昌平州志》。其是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昌平志书。内容极为丰富广泛,记述了明朝自洪武至嘉靖二百年间方方面面的史实及数据。简括有体,各卷皆序其意,中详其实,各附与论断。远者可考,近者具议,不繁访问,而俱得其实。

现代一些史学者看后认为:这部书的可贵之处,在于留意当地民生大计。如他在卷四《田赋志》中说:“夫我昌郡盖与其他郡扈不同,今州城内建有八陵,而每陵之设必有果园,必有皇庄;又奏拨民间地土为护陵,此势之所不容者己也。二百年来,州之地土属之官而不在民者不下数百顷,且在官者皆附郭之田、膏腴之地;而州民不无失业之苦、绝产之望,如之何民不穷且毙耶!”

崔氏的话是有根据的,《田赋志》中详细载了自明代洪武(1368年)至嘉靖(1567年)二百年间的土地、田赋、户数、人口的数据。如洪武时昌平纳赋土地为4011顷12亩,到嘉靖时,只有3366顷72亩了。其间减少了445顷40亩;田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夏税小麦6223石6斗,人丁丝11445两,农桑丝754两,秋粮粟米14527石7斗,稻米994石1斗。景泰四年(1453年),夏税小麦6086石5斗,人丁丝9374两农桑丝748两。秋粮粟米14875石5斗,稻米674石1斗。

上述两项数据相比较,稍有升降,但由于纳赋土地减少,嘉靖时田赋则大大增加了。

户口: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3680户,16946口人。到脆氏编纂州志时,户数、人丁就大幅度下降了。所以他异常沉痛的哀叹说:“盖州城现存人丁,大约不足六千名耳,今乃招去一千八百余名。原州民万有六千丁,二百年来逃亡过半,止有八千余丁;后遭庚戍虏贼杀伤,又去二千余名。今于六千之中又去四分之一而为军,则所存者几何?”“今使千八百而为军,其势必夺千八百之民力。凡此农民为壮丁也,必抛万八千之民田。近例军严,春秋两防,民既为军,春则失其耕播,秋则失其收获。夫苟一时之利,而失终身之业,彼将何以为心哉!”

其后田赋不断增加,而边税农户却日益减少,到了明代后期就更加严重了。由于陵园、陵户均享有不纳税、不服役的特权,所以,全部赋役都压在了具有贫瘠土地和贫弱之丁的身上,因而,这些贫弱之丁的生活,仅限糊口。据万历年史继偕记载:万历中叶,盖昌平土地原额四千三百余顷,而民丁一万三千九百有奇。频年以来,地亏十之四,而丁则亏其九;民土减昔,征输倍昔。

由此可见,明代晚期,昌平地方是以十分之六的贫瘠土地,十分之一的贫弱之丁承担了较洪武、永乐时尤重的赋役。男丁减少的原因,除了充军应役,再者一部分转为陵户外,其余大部分是由于承担不了繁重的赋役而离乡远走了。

仅据上例就可知《崔志》的历史价值了。崔氏一改官僚歌功颂德虚以功名的弊端,真实的记述了明代从洪武至嘉靖二百年间诸方面的史实,不为当时权势者鉴赏,所以,《隆庆昌平州志》印数不多,流传不广。四十年代在北京图书馆仅发现一部,浙江天一阁藏四至八卷。据说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一部。如今已成珍稀之佳志。有评说说就其内容史实和观点来看,比起歌颂“皇德”的《光绪昌平州志》,犹有价值,这是不过分的。

崔学履爱乡梓,他亲历了明代中晚期,目睹了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的凄惨景况,他忧国忧民之情凝溢于这部史书的字里行间。为后人如实的展示了明中后期的历史、经济实况,“简括有体,有辙可循”而且使后来人从中受益匪浅。

崔学履踏遍了昌平的山山水水,系心研究亲览州境内的名胜古迹,择其优定为《燕平八景》,并绘图做诗已记。由此“燕平八景”名声大振,脍炙人口。“燕平八景”历经沧桑,有些景点早已不复存在,但有些在崔学履的诗中,仍可得知当年的美景盛况。如“安济春流”,崔学履七律诗是这样写的:“沙河南去锦帆稠,春水偏宜估客舟。共指灵源同潞水,喜看幽州即沧州。尽多沙渚眠鸥鸟,欲傍星槎犯斗牛。畿辅名区多胜绝,楚云湘月共悠悠。”又五言绝句:“野岸沙明燕,河桥柳啭莺。雪消春涨稳,渔艇来去轻。”

历史上有许多志书,作者多为帝王宠幸之臣,带着帝王的偏见与眼镜去看待、解读历史,记录历史,很多称颂不实之词,扭曲事实之意在所难免。对于民间疾苦、朝廷弊端、史实存在多与回避。所以这就提醒人们,在参考史书时加以去伪存真的筛选,绝不可妄以摘考作为依据。要以史实为据。像《崔志》如此之真实的正考实是难能可贵。我们不得不报以恭敬之情。

明末抗清将领孙祖寿

孙祖寿,字必之,祖籍河南汴梁陈州(今河南淮阳人)。其祖上辅佐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南征北战,授指挥,后又跟随成祖朱棣北征。朱棣称帝后迁都北京,成祖死后葬昌平天寿山,调以昌平长陵卫守护帝陵。

孙祖寿生年不详,青年时代是随祖上在昌平县度过的。因受先祖教诲,幼年学习武功,擅长文学,才华出众,乡人们誉为彬雅称号。祖寿身材高大魁梧,相貌端庄。万历年间在蓟镇出任标营都司时,督抚询问他为军应具备那些条件?回答:作为军队的统帅,最根本的是熟练使用弓箭、剑戟与敌作战,吟诗做文章是次要的。当场演练射箭,射十箭有九箭中靶,又测试他的抢功,动作刚劲,武功惊人。在场观看的刘老督抚,观之精神焕发,称赞孙祖寿是有文韬武略的全才。

祖寿妻张氏,夫妻恩爱至深。祖寿在保镇任上,病重入药,张氏割臂为丈夫疗疾,丈夫病愈,妻子却病逝了。祖寿对儿子教育很注重节义。祖寿妻死后,大帅部将赠其子五百重金而不受,后来祖寿赞扬其子做得对,说:汝受馈而不受,和吾心意,男儿当以报效国家为大任,汝若受之为家法所不容。

孙祖寿在军旅生涯中,对训练军队,整肃纪律,功劳卓著,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祖寿考上武进士,23年后,才授予保镇固关守备。保镇为万里长城四镇三关要冲,处于山陕峡谷之间,是山西至陕西的交通要道。该地的军旅和乡民性彪悍粗野无礼。孙守备为改善当地民风,除加强军队训练外,还在保镇一带开办学校教育青少年,并以乡规民约形式,在民众中开展尊老爱幼教育,收到很好效果。民风大变,民心归顺,参加军队为国效力的人越来越多。仅从民众自愿捐资修建各种房屋380间一事。可以窥其全貌。祖寿在保镇驻守八年,使保镇发生巨大变化,但一直没得到上司提升。原因是祖寿为人正派、性耿直、办事公道不媚上。

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孙祖寿以大将军身份,领蓟镇西协,住遵化。到任后他看到军心涣散,武备松懈,刑罚不利,号令不行,整个军队失去了战斗力。这种状况使他心绪不安,经过深入调查后,认为主要弊端是军队中贪污受贿、腐败风气严重。他下定决心采取措施,整顿军队。大搞反腐倡廉,革陋习,清占役、禁馈赠、绝请托,严格执法,赏罚严明,自副、参以下有不胜任不称职的,都革除军职。这一整军运动,使全军上下为止震惊,使一些违法乱纪的人胆战心惊。

孙祖寿,武功超群,英勇善战,战殁沙场,实践了“男儿当格斗横尸战场中”的夙愿。在任蓟镇总标营都司时,蓟镇松棚一带经常有敌寇骚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满洲努尔哈赤进犯,敌人善用长矛作战,一次祖寿迎战,敌人凶狠的刺向他的胸肋部,祖寿奋力的将长矛挟住,并挥刀砍敌胳膊,敌人丢弃长矛逃跑了。一次为防敌人偷袭,在佛儿山设下伏兵,敌寇至,猛出击,杀敌和俘获敌军无数。

天启元年(1621年),孙祖寿补蓟镇标下参将。辽阳失陷后,溃军欲投山海关督抚而不受。各部溃众愤而欲攻关,孙祖寿出关收编了溃兵,避免了一场内乱,督抚表彰他的功劳,调为中协副将。后又使之领导西协,驻守遵化。天启七年(1627年)受袁崇焕排挤,以犯上罪割去军职。孙祖寿回到昌平乡闾后,仍致力于报效国家,他变卖家产,招募乡勇达数千人。因授予他招练总兵,做些管护山林等事。崇祯二年(1629年),满洲多尔衮再犯明京,蓟镇三屯、遵化失守,朝廷惊恐万分,崇祯怀疑袁崇焕背着朝廷迎敌议和,将他罢职入狱。吏部侍郎成基命奏请招用故辅,孙承宗督师御敌。满军急流勇进连破蓟州、三河、顺义,孙承宗率部驰御通州城。这时多尔衮已兵临永定门外,总兵满桂与总兵孙祖寿佩挂上阵,迎敌于北京东南郊凉水河一带。孙与满各守一阵地,在敌人强力攻势下,满桂军不支,孙突围解救桂军,与敌交锋中,孙被流矢射中前额而殁。祖寿殉国朝廷震悼,赐“廉威忠勇”四字,立祠祭奠,晋升三级授少保衔,在当年鼓楼西街立少保牌坊,褒其为国建功,供后人缅怀。孙之尸骨葬昌平西龙虎台,有墓志铭留于后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土匪盗墓成风,保护不利,墓冢与碑现已无存。能使史学者所雷同复述的是,历代忠臣壮勇,为民族社稷披肝沥胆,最后多是以悲壮的结局而告终,不是战死疆场就是被奸臣所害。倒是那些饱读经书,善于阿谀之徒,终与得志,虽不耻但功就千秋,为不平所不平,这大概就是历史给人们的提示。

世世英雄几多回,江山忠骨万具灰。

社稷更替终难改,仰天怅恨是与非。

血溅七尺青锋剑,跃马犹罕终不悔。

青山垂泪功不沫,留待英名万载垂。

麻兆庆与《昌平外志》

麻兆庆,字余斋,别号巩华旧友,榆荫主人,今阳坊镇西贯市村人。生于清道光年间(1835年1月20日),光绪(1900年10月12日)病逝。终年66岁。

麻氏先祖是山东武定府(今山东惠民市)麻家庄人,何年迁来北京不详,麻兆庆的曾祖父麻宸在乾隆中叶出任过甘肃张掖令(县令)。罢官后迁到西宁。其祖父麻世瑛病故西宁后,其父麻润投奔当时住在西贯市村的叔父麻兆琚处,麻兆庆生于昌平,所以又是昌平人。